一、社会保险欺诈及其法律责任
近年来，由于社会保险运行环节较多，社会保险事务关系复杂，社会保险服务提供者与受益人易于形成利益结盟，加之我国现行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不完善、监管手段缺乏、监管经验不足，导致骗取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类现象不仅给原本就入不敷出的保险基金造成巨大的支付压力，严重侵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而且长此以往必将影响社会保险制度的安全运行，甚至从根本上腐蚀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社会保险欺诈行为，指行政机关、法人、公民或其他主体在参加社会保险、监管社会保险、领取社会保险过程中，故意捏造虚假情况，或歪曲、掩盖真实情况的行为。社会保险欺诈法律责任，是指社会保险欺诈行为人因其实施的社会保险欺诈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社会保险欺诈行为由以下要件组成：
（一）主体是具备社会保险欺诈法律责任能力的主体
社会保险欺诈主体是指，违反了社会保险法定义务或者契约义务，抑或不行使社会保险法定权利，故意捏造虚假情况，或歪曲、掩盖真实情况，致使社会保险秩序遭受破坏的行为人。主要包括，社会保险投保人及受益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协助实施诈骗行为的主体。
（二）社会保险欺诈人实施社会保险欺诈行为存在主观故意
社会保险欺诈行为强调行为主体必须存在主观故意，即希望通过向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隐瞒、捏造事实，使社会保险机构陷入错误认识而给付社会保险费用。但若只是工作人员疏忽，社会保险投保人理解错误等过失行为导致的社会保险基金损失不属于社会保险欺诈。
（三）社会保险欺诈行为人已经实施了社会保险欺诈行为
从客观上来说，社会保险欺诈行为人已经实施了社会保险欺诈行为，比如持伪造身份信息骗领社会保险，医疗保险服务机构与投保人串通伪造资料等。
二、社会保险欺诈实证分析
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表现形式是纷繁复杂的，有经办机构及其管理人员职权侵害社会保险基金，涉及社会基金的挪用，有社会保险供方和需方各种的违规行为等等。在此笔者没办法一一罗列，只能通过分析一些主体的主要欺诈行为以及典型案例，与读者共同探讨学习。
案例一：2011年天津市社保中心在对永胜太大药房进行医保结算监控时发现，该药店对药品申报结算的数量远超实际药品销售量。药店还存在以药品换取其他物品，录入系统的药品与参保人购买药品不符的情况。社保局依据《医疗保险条例》第六十七条和双方签订的《市社会医疗保险定点药店服务协议》的内容作出了处罚，责令退回全部违规金额，停止该药房医保联网结算和医保定点资格一年。
案例二：2007年2月16日至4月10日，被告人唐术兵利用伪造的肖丕志、肖丕洪等8人的居民身份证，海宁市亭溪包装有限公司离职证明、授权委托书及盗窃所得的有关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手册，先后5次从海宁市社会保障管理中心冒领上述8人的养老保险金共计14796.77元。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唐术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据此，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唐术兵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7000元。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对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部分问题作出解释。其中，引起热议的一个解释草案就是，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险待遇的，属于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也就是说，骗取社会保险行为已不仅仅以罚金等行政处罚形式进行处罚，对于数额较大者，刑法已参与规制，可能处以监禁甚至无期徒刑的严厉刑事处罚。
三、增设社会保险基金诈骗罪并无必要
虽然将此种欺诈行为专门入刑的做法呼声很高，也有学者支持《刑法》增设社会保险基金诈骗罪，但笔者认为基于刑法的谦抑性，此举没有必要，因为对于目前已有的刑法体例以及社会法相关法律法规，已经可以加以规制。
（一）增设社会保险基金诈骗罪不符合刑法的最后性和补充性
刑罚制裁的严厉性不言而喻，正是这也决定了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上的补充性和最后性。平野龙一认为，“即使犯罪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不充分，或者其他社会统制手段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动用刑法。”我们应当注意部门法之间的运用。
民法、行政法等第一防线的法律能发挥重要作用时，就没有必要动用刑法。第一防线的法律不像刑法那样，采用刑罚方式压制某种行为的发生，而只是以财产处罚、短时间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评价某种行为，主要采用鼓励和轻微制裁两种方式。当然，现在的第一防线法律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但是用鼓励和制止双管齐下的方式，规定更加严厉的赔偿责任，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做法。
（二）针对法律责任竞合，现有《刑法》亦能规制社会保险欺诈行为
很多学者认为应当增设社会保险基金诈骗罪的原因是目前的《刑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体系无法规制出现的日益复杂的法律竞合问题。但笔者认为，就目前的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来说，对于出现的法律责任竞合的情况，也是可以分情况处理的。在此，笔者也就几类情况加以说明：
（1）个人提供虚假证明，如伪造的特殊工种证明办理提前退休，该负什么法律责任？《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因此，对于通过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社保基金的，应按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另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 （2）为骗保者伪造印章的，该负什么法律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因此，对于为骗保者伪造印章的，应按伪造对象，按照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或伪造公司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处理。另外，与骗保者事先通谋，为其伪造相关印章，供诈骗之用，应当以诈骗共犯处理。
（3）企业工作人员收受个人钱财，为个人骗保提供方便者，该负什么法律责任？《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对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收受个人钱财，为骗保者提供方便的，应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是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收受个人钱财，为骗保者提供方便的，则要按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4）社保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个人内外勾结骗取社保基金，该如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因此，如果社保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非社保机构工作人员内外勾结骗取社保基金的，应按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
四、总结
社会保险诈骗行为应当得到进一步的规制，无疑是所有人的共识，《社会保险法》对于此类案件的法律责任认定后果规制较轻，社会保险监管薄弱，社会反欺诈力度不够等问题也一直为社会所诟病。事实证明，在任何国家，单靠经济、行政等其他法律手段并不能有效解决骗领社会保险金等福利的问题，必须把刑罚手段与其他法律手段相结合，进行综合治理。立法机关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既不创设新的法律制度，也不对现行法律修改，仅通过出台法律解释的形式，是最为实用的做法。
同时，也应完善对于防止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执法对策。例如，建立社会保险反欺诈行政协调机制，这个协调机制不仅包括社会保险相关主体之间的监管协调，还应包括社会保险系统与商业保险之间的监管协调机制，其核心是信息共享平台和机制的建立；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制度，为了不断提高预防和打击社会保险欺诈的能力和效果，除了继续完善信息披露、外部审计、财会规则等现行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外，还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基金基础信息管理制度、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制度等。
（姚蓓单位为武汉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站；黄婧单位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作者简介：姚蓓，女，湖北武汉人，中级经济师。黄婧，女，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