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创立
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实行了机器大工业生产，建立了现代工厂制度，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同时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不少反映现实社会实践和矛盾的新学说。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将实践看作是理念自身实现的一个中介环节，在精神范围内谈论实践的本质。在马克思的青年时期，由于受黑格尔实践观的影响，马克思把自我意识看作世界发展的决定力量，把实践看作理论批判活动，强调哲学在预见未来、改造现实世界中的作用。然而，在《莱茵报》当主编时期，新的岗位使马克思深入接触到普鲁士严酷的社会现实，尤其在此期间发生的三场“辩论”，使马克思发现黑格尔的观念与普鲁士社会现实方面有着明显的矛盾冲突，斗争实践使马克思观察到物质利益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由于受社会现实的启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到了实践的本质，他从生产劳动角度出发，让实践概念回归现实生活，阐述实践是人类主观能动的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之后，随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著作的相继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最终确立。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内容
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这一范畴主要是指道德上的实践活动，在康德看来，实践哲学则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广阔领域和深刻内涵。在黑格尔看来，人的实践具有目的性、对象性、创造性，此外，人的实践活动还是一个不断克服异化趋向自由的历史过程。然而，马克思提出的实践则是人类改造现实世界的对象性活动，是最??本的社会实践――生产劳动，其实践观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对象世界与实践
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哲学家们争论的中心问题，也是生活在世界之中的人们经常追问的难题。然而，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本就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自身在漫长的自然界的历史演进中，通过劳动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然后才有了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区分，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搭建了自然和人类联系的中介桥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到，人只是“类”的对象性存在物的一种，但是，人却是能主动把握对象物世界中任何一种存在物，同时又能够拥有目的、计划等相应的本质力量的一种高智商动物。马克思接着指出，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劳动实践把本质力量转移到客观对象物上，创造了一个人化的自然世界。马克思将实践活动理解为改造外部自然界的对象性活动――劳动，在对人类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的分析中揭示了实践活动的客观性、主体性和社会性等特征，并由此得出了实践活动最基本的内容。
（二）认识与实践
马克思认为人的认识和实践是不可分离的。从前一切的旧唯物主义，主要的缺点有：对现实、对象物、感性，都只是从客体的、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的一部分，不是从实践角度去理解。马克思在其《提纲》中批评旧唯物主义把对象、现实、感性，仅理解为客观存在的实物，而没有把人的活动当做一种对象性活动，更没有认识到实践在认识过程中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此外，还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对象仅仅看作是认识当中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没有看到人对自然界有能动的一面。最后，马克思还运用科学的办法，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特别是关于人的思维客观真理性问题，马克思认为，这不该是一个理论范畴的问题，而更应该是通过实践来解决该认识上的困惑。应该在生活实践中去证明思维是否是真理性的，即证明思维的现实性与力量，以及思维的此岸性。如果彻底的离开实践思维的现实性来争论，那就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三）人的本质与实践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在马恩全集的经典著作当中，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诠释：首先，劳动是使人成为人的最根本的根据。针对以前一直存在的“上帝创造人类”以及“进化论”的学说，马克思创造性的提出了“劳动创造论”，强调了是劳动创造了人。其次，人类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人类整个辉煌的历史都是通过人的劳动创造衍变产生的。人的劳动状况决定了人的基本面貌。最后，马克思以人为对象，从哲学层面上做出了相应的结论：人的本质是劳动。此外，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了社会关系与人的本质联系意义。“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对“劳动”本质论的进一步发展。它进一步指出了考察的具体途径，即从分析社会关系着手，而实践又是社会关系形成的源头，实践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而社会发展推动社会关系的变化，因此，应从实践的角度理解社会关系，得出了人的本质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
三、实践观在“四个全面”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实践是检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施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直接把实践和理论作为联系的范畴来看待，并且作为了一种科学的体系范畴。马克思曾说，人要实现自己思维的彼岸性，就要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思维是否拥有真理性。离开实践来谈思维的真理性，将永远是一个经院哲学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研究也是非常的热，比如，学者张富文认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本路径”；学者王资博认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坚持中国道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弘扬中国精神，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必须凝聚起全中国的力量”，总而言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要从实践角度，来判断该战略推行实施的正确性与否。要以实践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提出的根据是什么，以及该战略思想的可行性，都是必须通过实践来解答，用实践来证明其真理性。事实证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让中国腐败势头得到遏制，经济结构得到转型，改革的红利得到普及，贫困人口也大大减少。符合了中国当前国情，也进一步释放经济转型中的生产力，有力的解决经济转型遇到的瓶颈期，保护了生态环境，进一步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 （二）实践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实践观中关于实践的内容和形式是各式各样的，主要是包括三大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处理相应社会关系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主要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中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不仅证明了党中央对国家发展态势深刻的把握，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角度上也证明了实践的作用和重要性。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致力于实现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更是要以“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为布局，体现了党中央从实践角度，善于抓住重点，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着眼，事实证明，只有在实践处理好深化改革过程中各方面利益关系，才能减少阻力；只有从实践的角度，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使国家治理法律化、制度化；只有以实践的态度来推进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因此，只有在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各个领域的实践才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根本途径。
（三）实践决定了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丰富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认为，在人化的自然世界中，人的自我异化是以异化为基础的，是通过在具体的实践中以及现实的关系才显现出来的。并且，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且这种主体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然而，社会实践活动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纽带的，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社会关系就更加复杂丰富。实践的本质就是要在实践中实现人在对象物上既定的价值。因此，在全面推进“四个全面”战略的过程中也创造了各种社会关系，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好在改革过程中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利益关系。譬如，平等关系、分配关系、效率与公平等，只有在实践中处理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了，才能不断激发人民群众对于推动改革的热情，推动人民群众自觉贯彻实现“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决心和动力，只有让实践推动社会实现人才涌现、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势头迸发。进一步推进实现深化改革，推进实现从严治党，推进实现依法治国，推进实现两个百年目标。
四、在实践中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发展与实现
（一）在探索实践中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不仅解释了世界，而且还改变了世界。随着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不断推进，改革的步伐也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当前形势下，党最重的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在如今的改革攻坚期，更要求在实践中不断推进深化改革，更加坚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不能离开实践来推进实现深化改革。在推动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当中，继续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是重中之中，会触动很多方面的利益，形成阻碍改革的力量。因此，需要国人的不断共同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党领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实践。党领导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获得了重要的改革经验，这是一笔重要的理论财富，必须坚定不移的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确保深化改革的方向不变轨，纵使改革的困难有多大，触动的利益有多大，都要在摸索实践中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转型发展。
（二）在实践中推动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实践是人与环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并且实践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要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得到推进和贯彻，就必须注重实现人民群众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要让劳动、知识、技术、资本等各种要素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中来，让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一切要素都发挥其作用。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就要转变执政方式，不断推动实现从严治党，推动实现依法治国，不断推动实现全面深化改革，争取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践成果所带来的红利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就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都平等参与社会主义现代会的建设，赋予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以各种不同方式获得更多财产的权利，鼓励人民群众在合法程序下发挥智慧对集体财产实行抵押担保、转租收益、集体入股、有偿退出等机制，创新更多机制让人民群众在实现自我价值中获得更多的制度保障，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努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最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在实践变革中科学处理全面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
与以往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相比，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把实践作为所有社会生活的基础，同样也科学的阐述了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向导。如今党的执政面临一系列挑战，国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遏制堵截，党的内部组织涣散，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对党在新时期的执政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在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提出非常的有必要，而从严治党又必须依靠依法治国，这是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治理社会的基本方略，这是党在实践变革中探索出来的。在宪法规定范围内，党要领导立法，带头守法，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科学立法、公正司法、严格执法的过程中去，积极落实依法治国战略。那么，在推进“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布局中，在实践的变革中，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制是始终一致的，要实现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要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在新的历史时期关键在于要实现从严治党。因此，当前，党中央更是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整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在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当中，既要把握好全面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更要立足实践，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与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统一体。
总之，“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所阐释的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当下的现实性和超越当下的理想性的结合，更是内在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证统一。从本质上看，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现实形态的体现，更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涵和实质。它包涵了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真实根基，二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本质特征，三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创新内涵。这三个问题从根本上反映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在实践上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哲学基础，理论上“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从另一个层面上说“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回答了未来中国发展的目标，未来中国的改革方向，未来中国中共执政的主攻方向和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