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文化差异观是道德相对主义的产生根源
回到中国现实社会，尽管2015年没有出现像“三聚氰胺事件”或“小悦悦事件”等此类能够触碰人类社会律法底线并激发全民共同参与讨伐的重大伦理问题，然而也不能由此断言本年度在伦理领域已经杳无争端，许多伦理问题的相关争议依然有待于进一步厘清。一方面，诸如“扶不扶”“食品安全”“雾霾”等一些公共问题依然频现于当前社会，它们持续挑战着国人的认知态度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一些关涉伦理价值的其它社会问题正在不断上演，对它们的辩护态度可以说是道德相对主义的体现，对这些事件的意见分歧也似乎证明可公度的价值标准之不可能。“网络拼酒”“广西玉林狗肉节”“扬州炒饭”“闹洞房”“青岛大虾”等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体现。上述事件的共同特征在于，其支持者总是以文化特色和风俗习惯作为根据，捍卫自身行动的合理性，进而忽略或否定一些更基本的共同价值的存在。
文化相对主义经常是道德相对主义论证的重要前提，前者认为不同的社会、种群、族群和其它团体组织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必然会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化生活，这些文化形态各异，都是人类精神的共同组成部分，对人类整体文明的发展都有难以磨灭的突出贡献。文化相对主义在关于人类生活的多样性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并非所有的差异性生活方式都能成为人类精神的构成部分，也并非所有的习俗都是值得遵守和尊重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能够被后世加以保留的习俗总是那些带有天然正义的精髓部分；反之，一些违背正义原则的习俗必定会遭到历史发展的无情淘汰，例如中国古代社会的“裹小脚”习俗和非洲某些部落的“割礼”文化就是如此，它们缺乏任何可以得到合理辩护的正当理由，最终只能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笑料。
制度正义是防范道德相对主义的根本
从直接原因来看，道德相对主义源于对不同社会道德现象的肤浅观察，它仅仅看到不同社会、不同群体或者是不同历史阶段生活习惯的表面差异，无法看到贯穿在差异现象内部的正义原则，因此容易片面认为所有的风俗和习惯都具有合理的一面，都具有可辩护的价值。缺乏正义原则是道德相对主义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
“道德”确实与社会的风俗习惯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不管是在词的来源上还是在规范内容上，道德来自于风俗习惯。然而，并非所有的风俗都能够直接简化为道德价值和伦理准则，只有那些符合正义原则的优良习俗才是价值和规范的真正母体。正如古代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系统探讨伦理学的性质时所阐明的，正义是守法和平等，它是德性的总体。正义不仅包括约定的正义，更包括自然的正义；约定的正义一旦定下来就对约定者有效力，自然的正义对任何人都有效力。自然的正义把人类的整体幸福作为终极目标，它是任何有理性的人能够以自明的方式认识到或者是通过接受正确的德性教育而认识到的基本伦理价值。
自然正义原则指导下的优良风俗是抵挡道德相对主义的防火墙。这些优良风俗犹如孔子思想中的“礼”或亚里士多德所言“守法”中的“法”，它们既不是生活中所有风俗的总汇，也不局限于固定不变的成文法律；与之相反，它们是特定社会文化中包含正义原则的那些合理部分，正义原则提供了不同社会风俗习惯相互比较的公度标准。
“反腐败”行动是对正义原则的遵守，是对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相对主义现象的最有力反击。“反腐败”持续进行是2015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2015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两次提到要反对“为官不为”，释放了反腐向纵深推进的积极信号。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海内外的不同场合也多次强调反腐败没有“休止符”，表达了党和国家对于腐败“零容忍”的态度，他还分别从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增强执政能力等多个维度阐述了反腐败的总体思路，强调要依法反腐和制度反腐，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在实际行动中，2015年的反腐斗争也始终未曾松懈，仅上半年就查处了15名省部级官员，到年底反腐行动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这反映出党和国家在反腐攻坚战中有壮士断腕的巨大勇气，从根本上整顿了党风和政风，对各种社会不良风气进行了强有力的彻底整顿。
2015年一些“树新风”社会政策的贯彻执行，让道德相对主义思想和行动无处藏身。优良习俗是行为者培养正确德性的前提，也是反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基本保障。秩序良好的社会应该在坚持正义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完善的制度鼓励那些趋向德性和追求高尚的人，惩罚和管束那些不服从和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2015年6月北京启动“史上最严禁烟令”是公众非常关注的热点事件，该法规是国务院2013年12月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的强化版和实践版，是对基于个人态度和情感的个体道德相对主义的宣战，它坚持公共生活中的正义原则，反对人们把这些原则降低为主观意愿选择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从制度的层面保护了几亿人公共生活的安全与健康。
综上所言，相较于近些年社会生活中由道德相对主义引发的公共伦理事件，2015年我国社会在道德领域有着长足的进步，伦理争议事件并不如前几年显得数量更多、影响程度更广。这一成就的取得并非偶然，它与我们党和国家在“反腐败”和“树新风”方面的努力有着必然的联系。一方面，为政者的德行品质一直是我国社会道德总体水平的标杆，草偃风从，政德建设根本上关系到我国社会优良伦理制度建立的可能与否，正是由于近几年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领域中大力反腐的壮举，道德相对主义滋生的土壤被彻底地清理干净；另一方面，社会的优良习俗是个体道德行动、道德规范和道德知识的基本来源，近年来我们党和国家通过“光盘行动”和“八项规定”等多项净化社会风气的有力措施，树社会之新风，扬人间之正义，从源头上杜绝了诸如“酒桌文化”和“送礼文化”等一些丑陋习俗对基本道德价值和伦理原则的侵蚀，最大限度地防范了道德相对主义的出现可能。
（作者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