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2-0076-05
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不断回到历史语境中追问元问题。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追问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社会是否需要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产生的？中国共产党存在的意义究竟何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具有现实性？……这些问题关涉到中国共产党产生与存在的必要性、合法性，对这些元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党的宗旨的研究和探讨。明确和铭记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内涵有助于探究中国共产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逻辑，真正做到“不忘初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5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1]
一、“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发生逻辑
思想的孕育、诞生、发展和成熟绝非主观世界的“灵机一动”，其必然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性因素。“为人民服务”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一次深刻重塑，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现代化的基本轨迹和近代经济社会结构断裂变迁的产物。概言之，“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的中国化、大众化、民族化和具体化。
1.理论之炬。经典作家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就已对党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做了明确的规定，“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观的具体化、明确化。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包含人民主体性的基本价值追求，并由此出发确立了人民话语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人民是变革历史的根本性力量，人民的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理论的基础性与创新性统一。基础性必须以科学性为前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其实践性为依据。毛泽东高度认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2]817创新性取决于理论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体现在其批判性。马克思恩格斯尽管从来没有直接使用过“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但其理论宝库中却蕴藏着丰富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因子。在经典作家的思考逻辑中，马克思主义人学话语的构建同经典作家批判封建和资本主义人学体系同步而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7年的《“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和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人学理论形成和发展、成熟的关键。
经典作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高度重视人民力量特别是工人力量的动员与发动。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次提出，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6基于既往人民概念的过于空洞和泛化，马克思明确了无产阶级“人民”概念的内涵。从其视角来看，“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4]218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283列宁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发扬者和实践者。以列宁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人民概念是基于唯物史观和人民史观基础上的扬弃。马克思主义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维护者，而非只“为少数人”。列宁在论述苏俄农民问题时指出，“在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我们必须善于采取满足农民经济要求的办法，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5]25
2.价值之弧。传统文化基于其自身的定式和惯性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本主义价值理念的批判与升华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又一理论渊源。先秦时期，传统文化对于“人民”的作用已经有所体认。例如：“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者，质剂焉。”（《周礼?地官》）“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管子?七法》）“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上》）由此观之，在中国古代哲人的话语视野中，人民是与鸟兽草木无异的客观存在。人民概念在何种语境下使用，完全取决于当权者和统治者的利益需要。民本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之一，传统文化认定天心与民心相通。古代民本思想旨在调和君民对立。夏商时期即已存在“天命在民”的朴素民本思维，经由管仲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孔子的“仁爱”思想，再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王道思想，直至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公开抨击君主制度为“天下之大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朴素民主思想，民本思想的价值理念和维度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与扩展，体现了古代哲人对民众力量的窥探和敬畏。
所谓民本思想只是传统社会统治者弥合社会矛盾的方式与手段，难以有效约制公共权力，特别是难以形成对皇权的有效遏制，造成传统中国在理论与事实上的二律背反。统治者一方面高调宣扬“以民为本” “天下为公”，另一方面又包藏私心有意无意地模糊公权和私心的边界，造成“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来看，传统民本思想并非真正的人民主体性思想的实践，人民在统治者的视野中只是天然附属物，不具备任何主体性和能动性。孔孟民本思想确立了人民第一的价值形式，其实质不过是神权和君权庇佑的对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隐喻人民只是历史舞台的当然注脚。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指出旧道德“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6]163 3.历史之矢。中国共产党理论话语中人民概念与古代圣哲所指称人民在内涵与外延上截然不同。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日渐凋敝，人民群众深受压迫，腐朽没落的封建势力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动用各种力量甚至不惜与侵略势力相勾结以维护自身的统治。一方面，清政府、北洋政府等封建势力动用政治、军事和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资源，想方设法抑制新生力量发展，先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积极寻找代理人，扶植傀儡政权，划分势力范围。内外反动势力都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出发宣扬各种反动的意识形态，将人民利益束之高阁。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性断裂导致社会延续性中断，稳定的社会秩序无以为继。封建势力仍以“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号召民众继续支持其统治。外国势力则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黄祸论”等思想，试图为其非正义的殖民统治构建合法性。与内源性现代化国家迥异，外源性现代化国家只能在遭受近代殖民势力掠夺和压迫的基础上向着现代文明蹒跚而行，殖民主义的利益关注绝非殖民地的普罗大众。正如马克思针对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所指出的那样，“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3]771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任意践踏、蹂躏之下，人口众多的小农群体被抛离出传统社会轨迹，多数民众只能被迫处于集体“失声”状态。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等天然缺陷致使其难以挣脱三重大山的桎梏成为人民和民族利益的有效实践者。
综上所述，现实危机导致社会结构裂变，社会结构裂变的同时，思想裂变如影而至。伴随政治、社会与文化秩序的解体和失范，近代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深陷三重危机。在整体性危机之中，知识精英渴望整体性和颠覆性的解决方案。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的不公是“为人民服务”思想提出的基本逻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将原本扭曲的道德价值观念扭转过来。经由毛泽东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8年的《论持久战》、1939年的《纪念白求恩》直至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1944年的《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对于蕴藏在广大民众中的伟力认识逻辑越来越清晰，人民作为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的理念和意识植入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和骨髓。“为人民服务”思想彻底摒弃了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道德观，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崭新的道德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具体表现。
二、“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哲学意蕴
“为人民服务”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具体化，其着眼点主要在于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哲学视野来看，“为人民服务”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意蕴。
1.“为人民服务”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论”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为人民服务”建基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的理论逻辑，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力量源泉。“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做到“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其利益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民。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是党在一切历史阶段都必须坚持的最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群众路线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首要前提，尊重、相信人民群众，承认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地位。从理论和实践双重视角来看，“为人民服务”思想是群众路线的理论实质，群众路线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实践路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为人民服务”，人民与人民利益至上，得民心、谋民利、顺民心，是党长期得到人民群众支持、拥护和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所在。“为人民服务”思想是“人民主体论”在实践和理论视阈的延伸，两者高度契合。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7]1096
“为人民服务”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科学逻辑在近代中国的成功实践，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构价值话语的必然。1840 年以后，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三座大山的黑暗压迫，深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物质剥削和精神奴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合流约制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动力。仁人志士希冀构建新的价值话语以开启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但屡遭失败。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初便毅然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彻底决裂。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中不懈努力和斗争，并最终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奴役，人民的主体性地位日渐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使绵延千年文明的中华大地上首次建立起代表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权，人民的主体性地位更加凸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新的活力。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人民利益出发，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问题为新的历史起点，充分认识和重新审视中国的基本国情，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2.“为人民服务”与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具有深刻的同源性。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所有问题都肇始于实践，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必然来自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从实践出发，意在解决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对人（主体）与世界（客体）关系的最高抽象。旧唯物主义的重大缺陷之一就在于社会史观上忽视或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地位与作用。马克思从人类的产生、生存和活动的视角出发考察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构成社会的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推动社会运动的力量是千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活动本质上就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实践，实践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体现和根源的统一。 “为人民服务”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尊重人民的创造性和首创精神。在大革命失败前夕，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分子将农民运动斥之为“痞子运动”，并慨叹“糟得很”。而在毛泽东看来，“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8]16抗战开始后，亲日派和亲英美派各执一词主张“亡国论”和“速胜论”，叫嚣中国“再战必亡”和短时期内中国可凭借英美等国援助迅速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驳斥了两种错误论调，认为抗战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坚持持久战才能取得最终胜利。1937年7月，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中明确指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就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和物力，全力以赴。因此，动员民众、武装民众，给民众以充分的救国抗日的自由，这是争取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9]167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演讲中再次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7]5111941-1942年，陕甘宁边区在财政经济方面出现严重困难。党外人士李鼎铭等在1941年11月召开的边区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要求精简非生产人员，减少财政支出，减轻人民负担。毛泽东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2]1004同样，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归根结底也是人民的实践。正如习近平所言，“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10]
3.“为人民服务”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同的语境中价值的含义不尽相同。在哲学的视阈中，价值指代物的属性与人的需求之间的一种关系，即事物（客体）对人们（主体）的需要的满足。价值观则是指人们对价值的根本看法与观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人类历史上既往价值形式的根本不同在于价值主体的扩张。价值观关涉到一个政党的灵魂与立党之本，关涉到一个政党的未来与前途，是其凝聚人心、汲取力量和引领民众的精神武器。阶级社会的价值追求实际上是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换取少数人的利益满足，造成物权异化。在马克思的视角中，“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他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3]288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便明确了自身的价值追求。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2]1094-1095
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价值观的引导手段和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引领广大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寻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改变旧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凝聚共识，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十六大以来，建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成为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基于历史任务的不断变迁，95年来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具体形式和表达方式上虽不尽相同，但却能够确保自身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之间方向的一致性。经由“救亡图存、 翻身解放”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再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直至“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己任，开拓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11]
三、“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当代价值
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将“为人民服务”确立为自身的根本宗旨。现阶段，“为人民服务”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形成强大合力。
1.“为人民服务”凝聚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独创。“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为人民利益服务。只有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体制，解决人民的生存、生活和发展问题，我们党才能不断地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戴。习近平强调，“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12]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初便将人民利益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为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做出了明确规划即要坚持为无产阶级、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列宁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代表他们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独创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使之成为党和军队的根本宗旨。如前所述，“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与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密不可分。“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彻底批判和扭转有史以来人类社会错位的价值评判标准，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全新价值话语，是对既往价值话语的根本改造和深刻重塑。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新型政党，“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与以往中国社会的任何政党和组织的本质区别之一。95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的历史。1919年五四期间，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初步领略了人民力量的强大。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背负起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使命，以求得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为己任，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终极价值追求。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首先提出了“为人民服务”思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人民的利益特别是生存问题展开工作。1934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8]137抗战期间，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以及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摒弃前嫌，与国民党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4年，毛泽东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抗战时期特别是延安时期，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历经整风运动、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日臻成熟。1945年，毛泽东面对黄炎培“周期律”之问时胸有成竹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解放战争时期，阶级矛盾重新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和新的土地路线，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转变为新的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历经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继毛泽东之后，党的历届领导人秉持“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反复强调其作为共产党员最高行为准则的重要性。邓小平强调要用“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来检验党的一切工作，并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视为“党的全部任务”；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就是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要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将人民视为“历史的创造者”“真正的英雄”，“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1] 2.“为人民服务”蕴藏着丰富的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面临“道德危机”的今天，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改造党员和革命群众主观世界的探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缔造了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等革命精神。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缔造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战争间隙又通过发动“大生产运动”，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保证抗日根据地顺利渡过难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发扬革命传统创立了以两个“敢于”、两个“务必”为中心的西柏坡精神。新中国建立后，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又先后塑造了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救灾精神等，“为人民服务”思想进一步具体化、形象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丰富了“为人民服务”的内容和形式，释放社会活力，强化人民群众在改造主观世界中的实践主体性。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诸多问题的不断出现，道德领域的危机日渐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指导消弭道德危机的根本指南。
近年来，腐败现象在党内有蔓延趋势。腐败与我国的国家性质水火不容，其本质是没有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国家权力。腐败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官本位、人身依附、家长制、裙带关系、特权思想等消极腐败现象与党的性质格格不入，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侵蚀了党的肌体。惩治和预防腐败关系到党的根本性质和生死存亡，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习近平指出，“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实践证明，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党风建设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1]“为人民服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理论上的延续性，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价值标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是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总结和延伸。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发扬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民族精神，才能发扬以改革创新为中心的时代精神，才能真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心中没有党，心中没有人民，心中没有“为人民服务”就难以拒腐防变，难以维护和保障人民利益，更谈不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为人民服务”闪耀着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利益是凝聚人心和团结力量的核心内容，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行动起来的直接动力。革命和建设的服务目标是什么，为了谁发展，发展为了谁？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3]82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践行者。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7]1273邓小平也曾指出，领导即是公仆，“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14]146“为人民服务”闪耀着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从根本上看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保证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15]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在2020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此，中央决定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精准扶贫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具体化。“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没有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小康，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就必须做到“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精准扶贫就是要以人为本，“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让贫困地区人民情愿、主动、自信、坚定地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早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6]
现阶段，“为人民服务”仍是我们凝聚共识、开创未来的精神支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源泉。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怀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怠、不动摇、不折腾，继承和发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念，蓬勃向上，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