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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毛泽东《实践论》对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

  《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准,经过人们的反复解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论基础。目前,实践哲学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从我国的哲学角度出发,明确毛泽东《实践论》对中国哲学的继承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实践论》概述
  《实践论》是毛泽东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进行揭露和批判而写的。《实践论》写成于1937年,以实践的观点作为基础,实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论述了实践以及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实践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与发展的动力。[1]
  《实践论》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解决了我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关系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要用科学的认识论武装自己,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使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了哲学的基础。
  二、毛泽东《实践论》对中国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1、重视知行
  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是以知行关系开展的,毛泽东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命名为《实践论》,副标题就是知与行的关系,他将辩证唯物的知行观等同于辩证唯物的认识论。[2]
  毛泽东的实践论之所以比较知行关系,主要是受到传统的影响,知行关系也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一直是哲学认识论中探究的主要问题。西方哲学中提出了本体论以及认识论的问题,认识论问题也就是世界可知行以及知与行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之前,世界上的知行问题一直都是在抽象的层面上进行探讨的,也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使得把抽象的认识落实到具体的知行关系上。
  中国的哲学与西方的哲学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我国哲学发展史上基本上没有西方哲学的不可知论者,即使是庄子讨论也只是知与不知、大知与小知的差异性问题。而且我国哲学中很少讨论抽象的思维存在问题,更多关注的是知行问题,从春秋后,知行关系就成为比较普遍的哲学问题。老子是提倡无为的,要求消知灭行。[3]而孔子则强调针对不同情况下的知行关系进行具体的对待,并突出了“行”的重要性。之后孟子提出了先知后行的说法。到宋明理学,知行关系是整个哲学界探讨的问题,主要是探讨知行的先后问题。
  传统的知行关系讨论给毛泽东注重知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其实也受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影响。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中的认识论就是讨论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毛泽东的实践理论以及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实现了抽象到具体的转变。
  2、强调实践
  毛泽东是以知行关系作为实践论的主题,他强调实践的重要作用,之所以对实践比较重视,一方面是受到他的早年社会学风以及革命实践影响,还有就是中国哲学注重实践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把握。
  我国哲学中有注重实践的优良传统,这对于我国哲学注重知行关系有一定的影响,从我国的整个哲学史发展情况来讲,知易行难是占据大半江山的,但是孙中山却认为这种观念十分危险,甚至是导致亡国灭种的思想,[4]因此提出知难行易,希望帮助国人走出思想的迷雾,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知易行难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哲学历史的发展争论中,知行孰轻孰重的问题也成为争论的焦点,我国哲学家比较注重行,也就是注重实践,这对于毛泽东早年学风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成为其投身革命、改造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动力。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到达延安后,阅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认识到改造世界才是实践的真正目的。毛泽东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出发点,是哲学的基础,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把握更体现在他进一步丰富和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展现出实践的社会力量,使人们更加深入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投身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与我国哲学中注重实践、社会分不开的。
  3、突出实践中人的主体性
  实践中人的主体性也就是认识的主体性。中国哲学中也注重人的主体性,强调人在认识与实践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在我国过去的思想史中,认为哲学史注重社会而轻视自然,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中国的哲学也并不是不注重自然,是与人类社会相关的自然,以及人们生存发展的社会,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我国的哲学更加注重知行问题。传统的哲学是集宇宙人生、自然社会以及自我于一体的哲学,这种天然合一的思想中,人是占据主体地位的,这种对主体关注比较普遍的现象与西方哲学存在一定的差异,传统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十分重视这种知行中主体的作用,强调主体在认识以及实践中的重要作用。[5]
  传统哲学中对知行中主体地位的重视与关注逐步发展成为注重主体作用的实践理论,这对于毛泽东的哲学实践论有着极大的影响,使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有了更加深刻和独到的见解。
  4、批判继承了中国哲学的认识论范畴
  《实践论》将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概括为知与行的关系,将认识论概括为知行统一观,毛泽东的实践论明确了其在认识论的范畴上对于我国哲学的批判与继承。实践论对“行”的内容进行了重新的概括,中国哲学中对于“行”的理解通常是狭义的,就是对封建社会中的义理道德进行践行,遵守封建道德的约束。到了王夫之,“行”才有了一些生产实践的内容,王夫之对于“行”的理解要更加深刻,他的学说是古代唯物主义知行观的最高成就。但是王夫之的“行”从本质上来讲也是属于狭义的范畴,孙中山的“行”才是真正突破了狭义的“行”的理解,这是他对唯物主义知行观做出的重要贡献。实践论批判的吸收了孙中山对于“行”的认识,并进行了新的概括与总结。社会实践有着丰富的内容,是人们生活领域中的所有活动内容。基本的实践活动主要分为生产、阶级斗争以及科学实验这三种,其中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6]对这三种实践活动的概括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这种新的概括使得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深化与发展,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与中国哲学中的“行”之间的界限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既承认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指出二者存在的差异,将实践提升到了认识论的重要位置上,实现了革命性的发展。
  5、批判了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知行观点
  我国传统上的知行观主要有唯物主义经验论知行观、唯理论知行观以及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知行观三种。毛泽东的实践论对唯物主义经验论知行观、唯理论知行观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批判。这两种唯物主义的知行观点都是片面的注重感性认识或者是理性认识,二者的辩证法并不明确,只是简单的夸大某一种认识,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感性与理性认知其实是辩证的关系,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和基础,感性认识也有待于逐步发展成为理性认识。经验论知行观、唯理论知行观由于与人的社会性与历史性联系不紧密,只是将人作为脱离社会实践的抽象的人,这也就使得对知行关系的认识还处在比较感性的位置上,没有认识到本质上的内容。“知”大部分是指感性认识,或是与感性脱离的理性认识,“行”就是人的道德修养,对封建社会中的义理道德进行践行,遵守封建道德的约束,没有从根本上认识知行关系。
  实践论明确指出中国哲学中知行观的错误,脱离了人的社会以及历史性对理解人的本质,这一观点进一步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也就是知与行之间的关系问题。
  6、批判继承了朴素唯物主义的知行观
  实践论批判地继承了朴素唯物主义知行观,特别是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知行统一的观点中比较科学的部分,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点。我国传统的唯物主义知行观对于知行关系问题多注重“行”,而轻视“知”,认识“行”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是认识的目的,这一观点表现突出的就是王夫之、孙中山等,相对而言比较正确的处理了知行关系问题。
  王夫之提出了“先行知后”、“行可兼知”的知行说法,孙中山提出了“行先知后”、“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的朴知行统一观,这些观点是将“行”作为知行的前提,并且在一定限度论证了知行的关系,也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强调了知行统一是比较辩证的过程等。[7]实践论利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及方法对中国哲学观点中的知行统一进行了扬弃,使中国哲学有了革命性的发展,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使其更好地被人们所接受和传播。
  三、结语
  总之,毛泽东的《实践论》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他的实践论是以社会的实践情况为出发点,注重知行关系,使我国的传统哲学注重实践的观点得到了继承与发展,使我国的知行关系认识问题实现了质的飞跃,使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关系得到了正确的理解与解决。实践论是我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丰碑,是对知行关系学说的最高认识与理解,是我国哲学史上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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