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6-0005-03
“哲学的实践转向”不是什么新鲜词儿。这个转向本来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实现了。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就是实现哲学的“实践转向”。“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马克思这句彪炳于人类思想史的名言，就是一个哲学的实践转向的宣言。只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开创的这种哲学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实践批判的本性后来被我们一些研究者遗忘了，这才有了今天的“再转向”。我们今天讲哲学研究的实践转向，就是要把研究的眼光和精力转到现实实践上来，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现实问题为中心，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当代中国的社会大变动，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实践，具有空前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亟须哲学去关注，亟须创造性的哲学研究为它提供观念的引导。
推进哲学研究的实践转向，不仅是引导现实实践的需要，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这句话换过来说也是真理，那就是理论的发展必须在实践的发展中推进。对于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哲学，坚持和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不坚持，谈不上发展；不发展，也不能有真正的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取决于两条：一是取决于坚持者有没有坚定的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念，这是不言而喻的；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是不是具有能够坚持下去的力量。为什么在同样的国际环境下苏东坚持不下去了，而中国却能坚持下来，这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与新的历史条件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基本条件之间也是密切关联的。许多理论工作者，特别是老一代的理论工作者，他们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念，固然同他们长期的政治修养和理论修养打下的基础有关，但也是在学习了、研究了、接受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成果并体验到了它的巨大的实践效应，才使这种“不忘初心”的理论信念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升华的。所以，我坚信只有发展才能真正坚持的道理。理解这个道理有助于增强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意识。我们是真坚持吗？那我们就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下功夫，下真功夫。
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绝不能离开现实实践。就拿哲学的发展来说，要在哲学理论上有所创新，首先就要探寻哲学的新的生长点。这个生长点不在历史中，不在书本上，不在任何别的地方，而只能存在于我们时代的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在历史上存在的，在书本中看到的，都是已经生长起来、甚至是已经成熟起来的东西，那不会是什么新的生长点。研究历史、学习书本都非常必要，但那是占有和积累哲学文化资源，也就是占有和积累解决问题的手段，哲学要解决的问题却只能是我们时代遇到的问题，那才是生长点。所以，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其前提性的工作就是探寻哲学走向现实生活的通道。这也就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领域哲学兴起的原因，这就是哲学的“实践转向”。南开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选择了社会哲学，认为社会哲学是哲学与现实社会生活会通的最佳渠道之一。本文对于哲学的“实践转向”的基本理解，是我们近三十年来开展社会哲学研究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观念前提。
在社会哲学研究开展的初期，我们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哲学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有没有社会哲学、能不能有社会哲学？这在许多人思想上是存有疑惑的。我国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认识，即认为历史唯物论就是社会哲学，没有必要分离出一种社会哲学的专门形式。根据我们的研究，应当说这是一种误识。我们从马克思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社会历史理论是存在着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这两种不同的哲学维度的。历史哲学是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揭示人类历史的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社会哲学则是直接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维度，它从具体社会形态的社会结构切入，研究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过程。我们所熟悉的唯物史观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概括”，所以是一种历史哲学的维度，即一般历史观的维度。而实际上，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许多重要内容是需要从社会哲学的维度去解读的。例如，马克思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人的生存状况的考察，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剖析，从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错、相互作用的社会整体运动中对欧洲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的揭示，以及在同欧洲社会的比较中对东方社会的社会特征和发展道路的研究等等，都是社会哲学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这两个维度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唯物史观与现实历史的关系。
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这两个维度是相互区别又相互结合的。如果只是把握历史哲学的维度而忽视社会哲学的维度，就不可避免地会在理论认识上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会模糊唯物史观的理论实质和真正价值。如果只是一般地讲唯物史观，不讲社会哲学，就有可能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统统装进宏大叙事的框子，把马克思当时考察欧洲社会的一些具体的理论结论简化为抽象的历史观念，而当这些具体的理论结论被历史进程所修正时，有些人也就会借此而否定唯物史观的理论价值。我们后来有些历史唯物论的教科书越编越厚，往往把对于一定历史时期某个国家的具体社会矛盾、社会状况的认识结论也写进教科书，纳入“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这就难免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很显然，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抬高了唯物史观，而是严重地贬损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述，也很适合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1877年，马克思在回应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评论时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是会有多学科的维度的，如经济学的维度、历史学的维度，也会有哲学的维度。从哲学上讲，那只能是社会哲学的维度。可见，马克思是非常不赞成将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这两个哲学维度加以混淆的。所以，把握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这两个维度的关系，开展社会哲学的专门研究，不仅是引导现实实践的需要，也是在理论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需要。 社会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形式，当然也是对于人们现实社会生活过程的总体性把握，它所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生活体系。因此，必须找到适合的切入点，否则，研究工作便无从下手。而理论研究的切入点归根到底是由研究者身处其中的社会实践背景所限定的。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无疑是社会哲学研究的最好的切入点。
依据上述理解，我们选择了目前我国社会转型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哲学研究，并推出了一套“社会哲学研究丛书”，含《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社会转型的文化约束》、《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效率与公平：社会哲学的分析》、《社会转型代价论》、《社会转型控制论》、《可持续发展――新的文明观》以及《社会转型与人的现代重塑》等共10种。这些研究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相对完备的观念框架。中国的社会转型不同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发型的社会转型，它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改革推进的，是一种自觉的社会变革过程。开辟社会哲学的专门研究领域，正是为了更集中、更有效地发挥哲学的探索功能和批判功能，揭示中国社会转型的逻辑，帮助国人增强社会变革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当然，不在“社会哲学”的名义下，也可以进行这样的研究。许多优秀的哲学工作者就是一直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研究我国现实社会生活的问题，并且很有成就。但是开辟社会哲学的研究领域便可以使这种研究更自觉、更集中，有条件的单位，例如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学术群体，或者说上述关于社会哲学的学科观念被学界越来越多的同仁所认同，那就还可以使这种研究更加系统。
社会转型时期，新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哲学的研究也应随之深化。上世纪末以来，政治生活中的问题越来越凸显，我们便把社会哲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政治哲学。从广义上说，社会哲学包括了政治哲学。事实上，在这个重点转移以前，在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已经在“社会哲学”的框架下，做了若干政治哲学课题的研究，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政策、权力规范、协商民主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政治哲学研究，重点也仍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重大现实问题，如社会正义问题、民主问题等。
2011年，我们又以南开大学哲学院为学术依托单位，创办了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就是要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大实际问题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为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理论的支持。目前正在进行三个方面的研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问题。这些课题的研究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但因为是侧重于理论的研究，而且主要以哲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为依托，所以它的底色还是哲学的，还是一种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或者说是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合作研究。
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社会哲学的研究课题、研究方式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但这个研究方向是应当坚持下去的。
上面讲了我本人和我所在的学术群体的学术经历。这只是一个例子。我只是想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明我想说的道理。我想说的道理就是题目所标明的，必须推进哲学研究的实践转向，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的学术方向。例子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说明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