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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意蕴探究

  中图分类号:A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5-0062-06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不断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究其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意蕴,有助于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学界已经有不同视角的概括。本文综合学界已经形成的成果,试从哲学论域,即从辩证联系的实践观、时空联结、纵横捭阖的战略思维方式、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和德、法并用的治理观,谈些个人的看法,以期促进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辩证联系的实践观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把实践看作现实世界的基础。从实践看待现实世界,也就从实践中的辩证联系看待现实世界、从实践过程看待现实世界、从实践的创新本质看待现实世界。坚持实践是现实世界基础的观点就是坚持唯物论,坚持辩证联系的实践观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
  坚持辩证联系的实践观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主线。这首先在于,根据实践的发展提出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既关照到现存的定势,又恰到好处地提出近期和远期的追求。比如,中国梦和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就是关照到几代人的夙愿,以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为根据,提出的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可行性目标。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部署了“四个全面”战略设计,而“四个全面”作为四大要素的统一,每一个要素,即每一个“全面”,都是一个由诸多要素辩证联系起来的系统,而“四个全面”中每一个“全面”的相互联结,构成更大系统。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具有战略统领和目标牵引作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大鹏之两翼、车之两轮,同为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顺利实现的支撑。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前三个“全面”得以顺利实现的保障。这里不仅把目标和手段、条件、路径结合起来,也把治国理政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军队和国防等各方面统一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
  在马克思主义论域中,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有其内在的规定性。由于各国的历史和现实、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状况不同,即国情不同,实现社会主义的时间、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式也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论域中社会主义的普遍,但是他也非常明确地强调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在他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1]把普遍和特殊在实践的基础上联结起来,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精要。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四个环节的关系,在新的发展理念的内在关联以及党和人民群众相互关系的论述中,都非常明显地运用着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所坚持的是全面而不是片面、系统而不是零散、普遍联系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的方法。其关于不能“单打一” 地看待事物、制定方针的思维方式,蕴含着辩证联系的实践观。
  其次,强调将理论、方针、政策付诸实施是坚持实践是现实世界的基础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曾经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正是以改造世界、解决问题为目标,才使自己的理论区别于空洞的教条,成为指导实践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他总是从问题出发建构理论并要求在实践中实施。他为解决问题所做的讲话充分彰显了他治国理政的理论视角和政治立场。为了应对其他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资本社会主义……)的挑战,他坚定地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地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2];为了解决改革的配套问题,提出了“六个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为了解决法律的实施问题,专门部署了法治体系的建设,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要求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严格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等五大体系建设和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四个环节的动态系统;为了解决不科学、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辩证联结的五大新的发展理念并要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军队国防、党建等各领域贯彻;为了解决执政党执政的内在根据问题,不仅从战略高度规划了全面从严治党,而且实实在在地推进从严治党。把理论诉诸于实践,并通过实践使之转变为现实恰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辩证实践观的价值诉求。
  再次,从过程设计未来。从过程看待现实是坚持辩证实践观的动态表现。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尊重历史,而且善于从过程看待现实。在尊重历史方面,他反复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为此,他强调党史国史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在他看来,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3]在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时,他明确强调“两个不能否定”。正因为如此,他善于汲取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指导和推动现实工作。他关于治国理政的思想不仅没有割断历史,否定历史,而且是在扬弃历史中正确认识和主动适应新的时代特点。他关于现实的思考和目标的设定体现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要求,因而是对以往探索规律,积累经验的整合,体现出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思想风范。   最后,实践的要求在于创新。着眼大势,寻求突破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维的价值取向。其相关思想不是以往决策的复本,也不是其他国家策略的照抄照搬,而是在全新的高度和视野中作出的战略部署。比如,“四个全面”不仅描绘了中国发展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而且也提出了调整结构、实现新愿景的新举措。这正是着眼大势,寻求突破的结果,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所实现的新飞跃。又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2020年要达到的小康社会的设想,继承着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小康社会的追求和邓小平理论中的相关思想,但又包含着更丰富的内容,即,它不仅要实现丰衣足食,而且要使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创新驱动成效显著,发展协调性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就从覆盖社会活动各领域、各区域、覆盖全体人民的角度发展了这一思想。再比如,坚持科学发展是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一贯追求。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如何使我国的发展更科学,确是实践领域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及其相互联结、相互补充的新的发展理念把科学发展观提升到新境界。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实践是一个系统。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把静态的结构和动态的建构联结起来,把现实与历史、未来联结起来,把理论与实践、出发点与落脚点联结起来;把实践中的方方面面联结起来,坚持并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实践观。
  二、 时空联结、纵横捭阖的战略思维
  实践是发展的。实践的发展以时空为其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时间和空间作为有限和无限的统一不可分割。战略思维就是从时空两个维度及其联结的视角看问题,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战略思考运用着马克思主义的时空观,充分体现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底蕴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顶层设计者,不仅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把握中国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前进方向,而且要求领导干部要有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4]。
  战略思维要求把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问题在长远的时间维度、宽广的空间维度、整体和系统维度进行科学的谋划,这就必须从眼前出发,关照长远;以局部为基础,谋划全局,把宏观与微观、部分与整体、现实与未来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问题。而他关于这“四个全面”中每一个“全面”以及“四个全面”之间的关系,就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和对未来追求的战略思考。“四个全面”作为治国理政的战略部署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
  从时间看,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顶层设计者面临的时代性课题,是破解如何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破解这一时代性课题,必须确立战略思维。其实,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本身就是一个战略性课题,它涉及到中国发展的命运。战略性课题当然需要运用战略思维来破解。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的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5]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注重从战略上进行思考和谋划,如他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等都是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准确判断而做出的科学谋划,都是争取发展主动性的重大方略。
  战略需要通过战术得到推进和实现,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运用战略思维谋划大局,而且也从战术层面进行部署。他把“四个全面”的实践作为过程分为不同的阶段,其中有2020年要达到的近期目标,也有对未来追求的远大理想。
  时间离不开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战略思考也体现在空间维度。“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涉及生产与生活、经济、政治、文化、军队国防与外交、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等多方面,是诸多矛盾的统一体。他善于运用辩证法处理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关系,比如他对“四个全面”中每一个“全面”之间关系的论述,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关系的阐述,以及实践中各对矛盾关系――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等的处理,都是从宽广的视野、发展的趋势着眼,都是跳出局部看局部和整体,从而体现着丰富的战略辩证法。
  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的思考联结起来构成系统。系统论认为,世间一切存在,无论大小,大到天体,小到基本粒子,都是由要素及其联系构成的系统。大系统包含着小系统,大系统又构成更大的系统。从系统看,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中把方向、抓大事、谋全局、管长远的思考以及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设计是把中国的实践乃至当今整个人类的实践看作系统,在系统与要素的辩证联结中展示着战略思维。从这个视角看习近平总书记的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者的统一是一个系统,四个全面的战略是一个系统,五个新的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现实领域中的生产与生活是一个系统,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也是一个系统。系统论的思想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想中随处可见。
  战略思维大体属于哲学范畴。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战略思维所蕴含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三、 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
  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以人民为主体,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观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建党以来的九十多年,我们走过了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都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功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之所以跟党走,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党的历届领导都强调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因而必须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从而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投身到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党的理论成果,“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牢记责任重于泰山,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兢兢业业,夙夜在公,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6]在他那里,人民的主体地位在于:   第一,人民是中国梦的主体,是中国梦的创造者和享有者,因而,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是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而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用“小康”标明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的发展实际,也必然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明确地指出,中国梦不是空洞的口号,其最深沉的根基在中国人民心中,因而,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
  第二,人民是生产力,从而也是生产关系的主体。因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这里,一方面,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是生产力生生不息、不断进步的根据,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实现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和生产的成果应当属于人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不平衡、影响着人民创造力的发挥。针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局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全面建成” 。这里的“全面”不仅覆盖全体人民,而且覆盖人民生产、生活的各方面;这里的“建成”意味着达到目标。在他看来,改善民生是推动发展的根本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7]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是实现奋斗目标的着力点。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既然抓民生也是抓发展,那么检验一切工作的成效,就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人民是否有更多的获得感。这是因为,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而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从这样的思想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决定中强调了经济发展要同民生改善形成良性循环。针对民生改善的难题,即城镇化和脱贫问题,他不仅从战略高度规划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而且具体地部署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步骤和举措。
  第三,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而必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不仅在于人民创造了社会财富,而且因为人民作为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从政治上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就是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传承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明确地指出:“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8]这就是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一贯主张,把人民看作是国家的主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一是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二是要求治国理政大政方针在人民内部各个方面、各个层面进行广泛商量。三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能拘泥于某一种刻板的模式,也不能坚持单一的评判标准。四是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中,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的工作中,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中。正是从这里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领域中的所有部署都体现着对人民的尊重和爱护。
  第四,人民是文化的主体。文化有广狭两层含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的活动和活动的结果,它包含物质文化、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及其应用。狭义的文化是指区别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观念文化。从广义的文化看,人民是人的活动的主要载体,因而,人民是广义文化的主体。从狭义文化看,其根源在于实践。虽然历史上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创造观念文化的机会非常有限,但是由于观念文化作为实践的总结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实践的主体是人民,人民提供了文化产生之根,因而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人民是狭义文化的主体,此其一。其二,无论广义文化还是狭义文化的发展都必须依赖工具的发展,而工具恰恰是人民的创造和发明,人民创造、发明了推动文化发展的工具,也就间接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离开了人民对于工具的创造发明,文化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其三,无论是我国历史还是整个人类历史,人民直接从事狭义文化创造的事例很多。这样,人民不仅间接地创造了狭义文化,而且也直接地创造了狭义文化。由此看来,人民既是广义文化的主体,也是狭义文化的主体。创造文化、承载文化的人民是文化的主体是不容否认的。既如此,那么在文化上,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观中是根本的问题。
  第五,人民是治理社会的主体。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人民作为实践的主体,不仅担当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重任,也作为主体担当着社会治理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把人民看作治理社会的主体,强调人民的自我组织、自我治理,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公共服务,而且根据发展的要求调整自己的实践理念,吸纳西方现代理论中的治理概念,并应用于实际。为着解决社会治理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提出,要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根本坐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建”意味着人民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共享”意味着人民是治理成果的享用者。
  以人民为主体,一切为了人民是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坚持的价值观。他的这一选择,不仅继承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则是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四、 坚持德、法并用的治理观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把治理一词纳入党的文献。治理与管理一字之差,但其内涵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实,在汉语中,“治理”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正所谓治国理政。我国历史上不仅讲治理,并且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智慧。但是这个概念在上个世纪90年代被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社会学等赋予了新的内涵,从而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相区别。习近平总书记吸纳了现代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并赋予这一概念更丰富的内涵。他的治理观有着深厚的哲学意蕴。   首先,在治理概念的内涵方面,他明确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9] 用治理概念替换管理概念,其中的用意在于辩证地看待治国理政。为此,必须强调:(1)把党和政府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参与统一起来,既把人民群众置于主体的地位,把党和政府的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又明确党和政府的职责;(2)坚持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把强制力量与非强制力量联结起来;(3)强调管理和服务的联结,在管理中服务,在服务中管理;(4)针对不同的任务选择不同的模式。
  其次,在治理的手段和方式方面,强调德、法并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德与法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我国历史上,明君贤臣往往是德、法并用以开创盛世。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历史经验,把德与法作为治国理政的手段。在这里,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而部署建设中国特色法治体系。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颁发施行30周年大会上,他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他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厉行法治,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推进各项治国理政活动的制度化、法律化。”[10]
  强调法治并不意味着忽略道德的作用。如果说,法作为强制力是硬约束,道德则是文化软约束。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1]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国追求科学发展的要求,当然是系统地看待治国理政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因而要求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则是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在这里,国家的价值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个人的价值准则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根据中央的部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
  再次,在治理的实现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的思路,一是把治理看作由诸多要素、各个环节构成的系统,这里有多元主体,有民众参与,有法律、制度,也有道德建设,最重要的是有党、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二是揭示了体系和能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体系规定着能力,能力支撑着体系。三是拓展了现代化的内涵。以往关于现代化的理解多停留在生产、生活领域。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把上层建筑的建设纳入现代化范畴,一方面拓展了现代化的内涵,从而更鲜明地把现代化看作一个系统,另一方面也对执政党及其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原因之一就是他本人注重学哲学、用哲学。他指出,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当前,我们党面临各种考验、危险和挑战,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为此,他多次主持集体学习哲学。他关于治国理政思想中所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正是学哲学、用哲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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