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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思想的哲学基础简析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2-0376-02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通过研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列丛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等文献资料,研究“四个全面”理论的形成、发展以及逻辑关系,思考其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辨析“四个全面”的哲学理论基础,得到的结论是:“四个全面”思想以探索问题为导向,体现了新时期习总书记对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思考和解答,是治国理政方略的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承和发展。“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坚持了历史思维和辩证思维,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芒。
  一、从理论的来源来讲,“四个全面”理论是在肯定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突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思维的坚持和运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思想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逐步形成与提炼出来的,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建设的现阶段目标。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小康概念,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小康之家’。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1]十六大首次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列入大会报告题目之中,明确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将原来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有机统合起来。至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式成为实现中国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改革?M入深水区、需要啃硬骨头的条件下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来源。改革开放是近四十年来中国发展红利的源泉与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到十七届三中全会时,我国已经基本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伴随改革发展进程而积聚的各种矛盾与问题也与日俱增,改革的红利释放将尽,习近平指出:“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全面深化改革,激活生产力活力,已是刻不容缓。2013 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期望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而再次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全面依法治国”是总结国家管理中的经验和教训中提出来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基本方略和保障。文革时期,国家的法律体系受到挑战,在盲目的个人崇拜下未能发挥其作用,给党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了历史新阶段。党的十五大首次完整地提出要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4 年10 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推进“依法治国”问题,首次提出要全面依法治国,并将全面依法治国上升到国家战略全局高度。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复杂国内国际环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建提出的更高要求。1987 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要从严治党。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要“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使我们这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2014 年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又在“从严治党”前面加了“全面”两个字。至此,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了建党思想的主流。
  “小康社会”、“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这四个概念,都不是新的提法,都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都在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它们为“四个全面”理论提供了历史经验和理论成果。“四个全面”是在科学总结和整合这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后集成创新提出的,既有党治国理政的历史渊源,又与时俱进,融入了时代特点和现实的执政要求。“四个全面”是党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是治国理政理论上的突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和发展。
  二、从理论的逻辑来讲,四个全面是一个整体学说,体现了全面、联系的辩证法思维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从方法论上就是要求我们在分析具体问题时要分析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联系,做到既着眼整体,顾全大局,又通观全局,重视局部。“四个全面”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四个全面”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四个全面理论的核心和特点在于“全面”,在于全方位、全领域、全覆盖,在于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在于程度的更广、更深、更有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明确了奋斗的方向,是现阶段各项方针政策的战略指引,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关键一步,是承上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全面深化改革是发展动力。改革能不断解放思想,增强发展信心,增强社会活力,使我国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继续保持生机勃勃、井然有序的发展状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发展的制度保障。法治能为我们提供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能够调整社会矛盾和多元关系,能保护改革成果,能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能让从严治党更制度化和法律化。全面从严治党是发展的组织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抓不好,其他三个全面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发展能否取得成功,关键要依靠党的领导。因此,“四个全面”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紧密联系,必须协调推进,有机统一。   三、从理论的内容来讲,“四个全面”是现阶段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对立统一的矛盾思维
  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是事物内部矛盾不断产生、运动和解决的辩证过程。矛盾的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唯物主义最根本的法则。问题即矛盾,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推动事物不断发展的过程。“四个全面”就是直面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分析和研究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提出解决问题的战略举措,并作出的战略回答,符合马克思唯物主义矛盾辩证法的思想。我国目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较为复杂,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有社会治理方面的也有党的建设方面的。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找准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对症施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能力水平。在国际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步伐不断加快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敌视中国崛起的势力增多是主要矛盾,统筹国内国际,增强战略定力和政治定力,是立足国际的关键。在国内,我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面临的问题比较复杂:有发展方式滞后、城乡发展失衡、科技创新落后、收入差距拉大、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等,需要运用矛盾的辩证方法来解决。具体来说,在经济上,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前期经济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经济增长转为中高速;促改革、调结构、转方式是应对问题的主要手段。在政治上,民众的民主法制意识增强与法治建设水平不高是主要矛盾,解决的方式主要是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文化上,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西方各种思潮对传统文化的侵蚀是主要矛盾,应对之策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社会建设上,因社会转型导致的矛盾多发易发成为常态,解决之道为改善民生,增加收入,减少矛盾。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与生态环境恶化的矛盾形成强烈反差,绿色发展是解决的良策。在党的建设上,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领导任?沼氲趁媪俚摹八拇笪O铡薄?“四大考验”、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之间不够高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四个全面”正是研判了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做出的哲学解答。所以,习近平指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矛盾运动的不平衡性形成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而“四个全面”把握住了现阶段我国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使当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明确。矛盾法则要求我们工作中要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要一分为二地认识事物,又要分清主次抓住关键问题。在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既要注重总体规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
  四、从社会发展规律来讲,“四个全面”思想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社会基本矛盾辩证关系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组矛盾贯穿于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其他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两对基本矛盾包含三个基本对象,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们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利益关系的和谐“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所以,在这三者中,生产力对社会发展起最终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有赖于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解决,而生产关系的矛盾又离不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首先解决。所以,解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是解放生产力的关键,也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四个全面”聚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适应时代变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个全面”中每一个全面都对促进生产力的合理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通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取强大物质力量,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出发,强调经济建设仍然是全党的中心工作,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协同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改革,改革涉及的领域之多、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中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改革切入到制度层面、利益调整层面和自我革命层面等深层问题,触及了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收入差距、打破行业垄断、强化权力制约等一系列“硬骨头”问题,“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3]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依法治国摆在突出位置,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这是国家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所以,“四个全面”正是为适应和调整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提出来的,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现实选择。
  “四个全面”有着中国特色社会主要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战略思想。从哲学层面深刻理解其科学性和重要性,为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和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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