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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F273.7;F4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2-0116-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1年,中国工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基地;2015年中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4%,领先排名第二的美国5个百分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品出口国。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近些年来,我国产品技术含量稳步提升,但我国企业产品附加值却并未出现同步增加。根据工业统计年鉴数据测算,2005―2014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逐年下滑,从31.4%下降到21.1%,十年内下降幅度超过10个百分点,工业企业整体投入产出效益的大幅下滑无疑会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从整体经济形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过去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下滑压力大,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当前,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强大的营销网络,成为全球贸易与分工体系的组织者和控制者,对各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外资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P于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产业升级影响的文献比较丰富。在宏观领域,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各产业产值占比上。裴长洪(2006)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了外资在各行业占比、出口产品结构等指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严武和丁俊峰(2013)利用广东省1979―2010年地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产业结构优化不具有显著影响。刘宇(2007)运用1984―2003年我国合同利用外资额和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第二产业增加值提高。在微观领域,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上。路江涌(2008)采用1998―2005年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表明,同一省份内,技术吸收与人员流动渠道起主导作用,外资净溢出效应为正;但在全国范围内,市场与产品竞争渠道居于主导地位,外资净溢出效应为负。张海洋(2005)研究发现,外资活动对内资工业部门生产率没有显著的影响,认为内资部门研发吸收能力不足,致使外资活动带来的竞争效应抑制了内资部门技术效率的提高。还有部分研究认为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处在某个区间范围内才能产生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许和连 等,2007;何兴强 等,2014)。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产业或部门间的传统升级模式已逐步转变为产业链或产品链内不同功能间的升级以及跨价值链间的工序升级(盛斌 等,2015)。葛顺奇和罗伟(2015)以全球价值链为视角,研究了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发现跨国公司转移了高劳动力与高人力资本密集度的工序,增加了资本密集度低、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遭到淘汰的相对概率,促使存续企业更专业化于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的工序,以此提升制造业中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型工序的份额,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杨高举和黄先海(2013)采用增加值率和生产率作为国际分工地位度量指标,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表明FDI溢出效应对提高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作用相对有限。
  以上文献的研究结论表明跨国公司进入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尚不确定。本文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采用2006―2007年工业企业调查数据,以企业增加值率反映企业产品价值链,为深入研究跨国公司进入与中国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二是采用两个衡量跨国公司进入的变量,即“跨国公司是否进入”与“跨国公司进入密度”,从两个维度分别考察了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产生的影响,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三是进一步考察了企业出口性质、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论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外资引进政策具有参考意义。
  二、分析方法与数据描述
  1.变量测度与模型设定
  (1)企业价值链的度量
  各企业生产工序千差万别,企业价值链不具有直接可比性。在企业价值链测量变量选择问题上,目前使用较多的是基于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的产品技术含量或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标(Hausmann et al,2015;Rodrik,2013;邱斌 等,2012),也有部分学者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等指标间接衡量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路江涌,2008)。事实上,企业价值链除了受到技术水平的制约,具有反映生产效率的一面之外,也是一种价值分配结果,具有体现收入分配的功能(夏明 等,2015)。价值链在全球的垂直分离与整合,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按照附加值的高低来度量(张辉 等,2005)。产品增加值率越高,企业的附加值越大,盈利水平越高,投入产出效果越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企业增加值率是反映企业盈利能力与投入产出效率的综合指标,可以体现企业在产业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因此,本文采用企业增加值率作为实证分析的被解释变量,这里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定义是企业工业增加值占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2)模型设定
  在充分参考关于企业增加值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基础上,本文构建如下基本计量模型以考察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
  其中,i代表企业,entry代表解释变量跨国公司进入,X包括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ε为扰动项。
  解释变量:跨国公司进入。一方面,相比本土企业,跨国公司通常具有更高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这会体现在企业的增加值率上;另一方面,跨国公司进入程度不同会影响到跨国公司技术、研发产品输出以及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与发展战略,进而影响到企业增加值率。为了对跨国公司进入与企业增加值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考察,本文采用两个测度跨国公司进入的变量:一是企业是否存在外资(虚拟变量,存在取1,不存在取0),用以考察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之间增加值率的差异;二是企业外资密度(外资实收资本/总实收资本),用以考察外资企业中外资密度与企业增加值率之间的关系。
  调节变量:一是出口性质(ex)。我国对出口企业具有较多的优惠政策,如出口退税等,而这种出口发展战略催生出大量加工贸易、一般贸易等类型的出口导向企业,促使这些企业参与全球化产品的分工与合作。产品是否出口将对企业销售市场、税收待遇以及发展战略具有直接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增加值率。本文采用出口性质虚拟变量,企业出口交货值大于0时取1,否则取0。二是市场化程度(market)。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的政府治理、金融发展、市场发育、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外部经营环境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税收、融资、要素需求与投资决策,这显然会影响到企业增加值率。本文采用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各省份市场化总指数(樊纲 等,2011)来定义市场化程度虚拟变量(企业所在省份市场化程度高于平均值取1,否则取0)。
  控制变量:研发强度(研发投入/企业销售额)。研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研发直接改进新产品制作过程和推进创新,提高企业增加值率。如一家企业研发部门发明了新的产品生产工艺,在原材料、资本、劳动与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中间投入成本,提高了产品的增加值率(Tsang et al,2008);另一方面,研发活动有助于企业提高吸收和利用外部新信息的?W习能力,如对其他企业新技术的模仿、改进(Cohen,1989;Griffith,2006;Hu et al,2006)。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的对数),企业年龄(样本观察期 企业成立时间),企业劳动报酬率(企业员工工资的对数),企业资本密集度(固定资产总额/企业员工数),企业负债率(负债总额/企业总资产),企业补贴率(政府补贴收入/企业销售额),企业总税率(企业税负总额/企业销售额)。此外,我们还控制了企业所处二分位行业效应、省份效应以及年份效应。
  2.数据来源、处理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了所有规模以上工业法人企业,覆盖了40多个大类、90多个中类、600多个小类,提供了企业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以及企业身份、所有制、就业人数等上百个变量的详细信息,特别适合本文的研究。目前,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的最新工业企业调查数据截止时间为2013年,但2008―2013年的企业研发支出数据缺失,而研发支出对于企业增加值率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只采用了2006―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同时,该数据库一些统计指标存在误差和错漏,本文对其进行了适当处理:(1)剔除了一些错误记录的样本,如企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中间投入、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净值、流动资产、无形资产、所有者权益、补贴收入、广告支出、员工工资小于0,工业增加值或中间投入大于工业总产值等;(2)剔除了销售收入小于500万或职工人数小于20人的企业样本以及关键变量数据存在缺失的样本;(3)对一些关键性指标(如企业增加值率、企业总税率、企业负债率、企业补贴率)的极端值进行3%的缩尾处理。经过以上处理,最终得到311 754个非平衡面板数据。
  表1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平均增加值率高于内资企业,表明具有外资背景的工业企业在投入产出效率和经营效益方面优于纯内资企业。从企业自身特质上看,内资企业在研发强度上与外资企业相近,这可能是由于跨国公司将研发活动集中于母公司,而将劳动力密集生产环节转移至东道国(Helpman, 2003);外资企业中出口企业比率显著高于内资企业,达到65.3%,表明外资企业出口导向性更强;外资企业在员工工资、资本密集度方面均高于内资企业,这与外资企业员工素质、企业的发展阶段有关;外资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只有47.0%,低于内资企业的55.6%,反映出两类企业在资金实力、投资能力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外资企业成立时间更长、规模更大,反映出外资企业具有更大的规模经济优势。从企业经营的宏观环境来看,相比内资企业,外资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更高,有利的宏观环境可能对企业增加值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三、实证分析结果及讨论
  1. 跨国公司进入对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
  表2中的模型(A)考察了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模型(B)考虑了不同背景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差异性影响。模型(A)和模型(B)结果均显示跨国公司进入确实显著提高了我国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率,反映出外资企业在投入产出效率与盈利能力方面明显优于内资企业。区分外资来源看,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比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在提高我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方面具有更大优势,这可能与两类跨国公司在生产技术、投资动机等方面的差异有关。
  为了更为深入地分析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进一步考察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外资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2中的模型(C)和模型(D)。结果显示,跨国公司进入密度越高,外资企业增加值率越高,统计上通过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非港澳台外资密度对外资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远高于港澳台外资密度的影响,且这种差异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也表明这两种跨国公司在生产技术、投资动机等方面可能存在明显差异。   除了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产生显著影响之外,其他一些因素也具有重要作用:(1)研发强度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通过产品创新方式能显著提高增加值率。(2)出口企业的增加值率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这与张杰等(2013)的研究结论不同,可能与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生产率、更大销售市场有关,从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出口企业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3)市场化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处在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增加值率,这主要是由于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不适当的干预与各种摊派以及行政性收费越少,生产者合法权益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这些有利的外部环境有助于企业形成稳定的营商环境预期,有利于企业长期经营、加强研发,提升自身的增加值率。(4)企业劳动报酬率是反映企业生产成本与人力资本的综合指标,该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本因素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较大,这与我国现阶段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整体偏低有关。(5)资本密集度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当前我国工业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已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抑制了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6)企业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规模越大,产品增加值率越高,这主要是由于工业企业通常需要进行大量固定资产投资才能产生较明显的规模效应。(7)企业年龄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不稳健,这可能与各类企业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有关。(8)企业资产负债率与企业增加值率负相关,这与高杠杆限制了企业投资能力有关。(9)企业补贴率对企业增加值率的综合效应为负,这可能是由于我国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目的不是提高企业增加值率,比如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一些增加值率低的亏损企业反而成了政府补贴的对象。此外,企业税负水平越高,企业增加值率越高,这主要是由于高税负企业往往也是高利润、高增加值率企业。
  由于企业出口行为、所处地区市场化环境存在差异,跨国公司进入对不同类型企业增加值率可能会产生差异性的影响。因此,为了更为全面地分析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下面分别考察这两个因素对跨国公司进入与企业增加值率关系的影响。
  2.跨国公司进入对不同出口性质企业增加值率的异质性影响
  表3中模型(A)加入了外资进入与出口性质交互项。估计结果显示,跨国公司进入对出口企业增加值率的促进作用更大。企业出口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如出口退税),促使跨国公司倾向于进入有产品出口的企业,使得出口企业中的外资比例高于非出口企业中的外资比例。跨国公司通常在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市场开拓方面具有优势,这有助于提高出口企业的增加值率。
  表3中模型(B)和模型(C)将外资企业划分为非出口企业与出口企业,分别考察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这两类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外资密度对外资非出口企业、外资出口企业增加值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从系数上看,外资密度对外资出口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更大,其中非港澳台外资密度对这两类外资企业增加值率影响的差异较小,而港澳台外资密度的影响差异明显。跨国公司进入密度的上升,表明跨国公司对该企业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倾向于投入自身拥有的技术、人力资本以提升企业增加值率。一方面,由于国内部分市场进入壁垒较高、出口享有税收优惠等因素,外资企业选择出口有助于扩大销量、增加利润,进而提高企业增加值率。另一方面,非港澳台跨国公司通常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该类跨国公司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均具有较大优势,表现为外资密度对这两类外资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差异较小;而港澳台跨国公司更关注低廉的要素成本,其本身生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相比民营等内资企业产品竞争优势并不突出,但由于出口退税使其产品具有价格优势,促使该类跨国公司倾向于加工贸易,导致港澳台外资密度对两类外资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差异明显。
  表3也表明从增加值率角度看我国出口企业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要素成本大幅上升,外资企业中的部分企业已经向我国中西部偏远地区转移,还有一部分开始转向要素成本更低的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跨国公司大量外流,势必会影响到劳动力就业以及地区经济发展,尤其是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仍未结束,我国出口形势严峻与经济增速下滑压力并存,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并保持现有外资规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跨国公司进入对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异质性影响
  表4中模型(A)加入了外资进入与市场化程度交互项。估计结果显示,对于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而言,跨国公司进入均能提高企业增加值率,且跨国公司进入对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显著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市场化程度高地区能给跨国公司提供更好的外部经营环境,如更低的市场?M入壁垒、更实际的产业政策、更全面的基础设施配套与更大力度的产权保护等,良好的外部环境势必会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尤其是高生产率跨国公司)进入,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容易产生规模集聚效应,通过技术溢出、产品外包等方式提升当地企业生产率,进而提高企业增加值率;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高地区通常要素成本也较高,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部分跨国公司会转而进入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相对这些地区的本地企业,跨国公司通常具有更高技术水平,可以利用低廉的要素成本获得更高的增加值率。
  表4中模型(B)和模型(C)分别考察了在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外资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在市场化程度低地区,非港澳台外资密度对外资企业增加值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港澳台外资密度的影响不显著;而在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两类外资密度均显著提高外资企业增加值率。从系数上看,跨国公司进入对市场化程度高地区外资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明显高于对市场化程度低地区外资企业的影响,非港澳台外资密度的影响高于港澳台外资密度的影响,这种差异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其原因主要是: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地区往往吸引的是生产率水平偏低的跨国公司(尤其是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这些地区的跨国公司通常注重的是低廉的要素成本,市场进入壁垒高、外资企业数量少的局面难以形成集聚效应,产权保护力度小致使企业创新意愿不足,企业整体生产率水平提升困难,导致外资企业增加值率提高有限;市场化程度高地区吸引的跨国公司通常生产技术水平与经营管理水平较高,随着跨国公司的大量进驻,为了形成竞争优势,外资企业就需要不断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规模集聚效应、竞争激励机制等不断提升企业整体生产率水平,实现企业增加值率的显著提升。其他变量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与表2基本一致,这里不再赘述。   四、结论与启示
  以往研究侧重于从宏观产业占比或微观企业生产率角度来考察跨国公司进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很少从增加值率视角来考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2006―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系统地分析了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得到了三个主要结论:第一,跨国公司进入整体上显著提高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率,跨国公司进入密度越高,企业增加值率越高,其中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产生的影响明显高于港澳台跨国公司;第二,跨国公司进入对出口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比对非出口企业的更大,其中非港澳台外资密度对出口与非出口企业增加值率影响的差异较小,而港澳台外资密度的影响差异明显;第三,跨国公司进入对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效果比市场化程度低地区更好,其中非港澳台外资密度对市场化程度高地区和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增加值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港澳台外资密度对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显著,但对市场化程度低地区企业增加值率不具有显著影响。
  我国政府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充分利用和发挥跨国公司进入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具体来说:一是防止外资尤其是加工贸易企业过快向外转移,将引进的外资保持在较高规模水平,减小外资转移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二是逐步放开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市场领域,吸引跨国公司、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形成规模集聚效应,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发展活力;三是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大力改善地区市场环境,如减少地方政府干预、加大产权保护力度、提高地方金融市场化水平等;四是继续对外资实施优惠政策,重点引进高生产率水平的跨国公司,通过技术溢出、合作竞争等渠道提高当地企业生产技术与组织管理水平,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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