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0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1-0001-08
理论源于实践又服务实践，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也是其职责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在反思以往研究因实用化导致理论沦落为“现实应声虫”时强调研究的学理性，又在反思以往研究因封闭性导致理论蜕变为“展馆青铜器”时强化研究的现实性。然而，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不难发现：研究中的工具化倾向始终存在。因此，如何在“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1]双重向度的统一中，既使理论行之有效地服务于实践，又避免理论亦步亦趋地追随现实而沦为纯粹的应用工具，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具化的表现
这里的“工具化”，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有用性取代学理性，在过分夸大其实践功能而淡化其理论功能的致思趋向中，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单纯服务于现实利益的手段和工具。这种工具化的研究倾向，在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其表现形式亦有所不同。
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工具化的典型表现是哲学属性上的高度依附性，即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因哲学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导致其工具化。
不可否认，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作用的同时，也为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阶段我国的哲学发展，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设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在获得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同时，也在随后的传播、研究、运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由此，一个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哲学形态出现了，一支集教学、宣传、研究、翻译于一体的队伍也得以形成。二是设立其他哲学分支学科。它们在前30年我国哲学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各个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思想家们，除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于各自研究，还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不同学科间的互补。
改革开放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一天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们就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将关注点集中于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上（这一点，我们仅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的《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新中国成立后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著作中，便可证明）。就学术层面而言，这种探索包括新概念的提出、新范畴的推演、新命题的展开、新理论的创建等；就话语方式而言，这种探索是运用与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相契合的语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有作为职业哲学家的李达、艾思奇等人，分别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系统而通俗的阐发；有作为政治革命家的毛泽东，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多个层面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生成；有众多哲学教师和研究者，在参与诸如“哲学基本问题”“中国哲学史”“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等问题的讨论，以及诸如“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等学术争论中（以杨献珍等哲学家为主要参与者的这些争论最终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和某些领导人主观意志的决定，在与政治直接挂钩中破坏了正常的学术争论，并留下了极为深刻而沉痛的历史教训），在表达自己的见解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的思考，从而在有别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富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解读与解答。
然而，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传播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并以之为样板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形成于20世纪初，一定程度上是将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嫁接到中国社会土壤的产物，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著述，都对促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因而在基本理论、体系框架上，都基本沿袭或遵循了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在后来近30年的研究中，我国学界一直认可和赞同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因以政治意识形态为生存基础，因受领导意图、政策导向的强大制约，其研究思路不得不围绕既定课题在指定的范围内进行，而在力图发挥其社会实践功能中，走向了明显的工具化和实用化：以简单贫乏的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理论；以主观随意的方式，构造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演变成纯粹的教科书模式。正是将哲学与政治的贴近等同于哲学的时代感、把哲学的理论功能简化为意识形态功能、把哲学的实践功能当作满足政治的需要，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蜕化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只言片语千篇一律或千书一体的注解。于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其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工具的特点，愈发浓郁。 就现实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具化与伴随市场经济而出现的利益追求强化相关。改革开放使民众长期被压抑的物质利益诉求得到了空前释放，适应实践发展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将维护民众合法利益、为其合理性呼吁辩护，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贴近民众生活的特征，在因把握了社会心理脉搏而为自己赢得声誉的同时，也为自身研究提取了鲜活素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在极大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并带来生活及其观念世俗化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的精神价值体系受到空前冲击。与物质欲望和利益需求的强化相伴随的是，人们的精神需要与道德追求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是活在真空而是活在尘世，面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冲击，少数学者难以“守身如玉”，在将研究目标聚焦于“大写的利益”中、在拒斥形而上学中，模糊和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关怀和终极价值。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市场化大潮中再度沦为工具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此外，简单化、数字化等重量轻质的学术评价机制，以及一些学术刊物为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反响，追捧一些貌似有现实感实则肤浅、看似有“问题意识”实则是伪问题意识的文章，在助长不良学风文风的同时，也催生了学者急功近利的研究心态，导致研究成果中复制品、翻拍品的批量涌现和低水平重复。这一切，在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论性的同时，也成为其工具化变异的推手。
就理论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具化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经世致用”传统有关。与西方传统哲学注重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等领域并对之长期系统深入地探讨和研究不同，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关注点和侧重处不在这类抽象的“形上”领域，而在政治、伦理、道德等与社会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形下”领域。即便是哲学，也十分注重研究的功用，强调其现实作用的一面。“经世致用”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目的，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旨向。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形成的注重文化功利性的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中，同样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一传统在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传承，便是我们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为中国的现实实践服务，其典型表现便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国化结晶的毛泽东哲学中，以“实事求是”（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从哲学角度概括了“实事求是”）为其理论核心和理论精髓。“实事求是”，这一借用中国传统文化又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术语，在“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转化成了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思想路线、工作方法、工作态度乃至行为准则”，从而“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运用前景”[2]116，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基于世俗经验的“重实践轻思想、重实用轻思辨、近人事远鬼神”[2]117的实践理性精神。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理论取向上明确肯定功利主义、在理论目的上主张具体的操作运用而非为理论而理论、在理论评价上强调从运用效果而非单纯从真理性出发评估理论的价值等观点，更是对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发挥。历史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强烈的现实性理论特质，决定了置身于中国哲学文化传统大背景和几十年形成的研究理路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不可能游离于这种“实践理性”的研究氛围之外。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因强调哲学研究的效用而推崇实用主义和工具化，便不仅可能而且是十分现实的事情。
就认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具化与国人反思既往研究失误而易走两个极端有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现实性与学理性、效用性与规范性、工具性与价值性这种两端并行共生研究维度历来为学者所关注。两端孰轻孰重？何者更为根本？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学界激辩的论题之一。改革开放带来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过去那种简单片面地理解哲学的本质、属性、功能，将哲学的意识形态性等同于政治性，甚至将哲学与政治混为一谈，将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简单归结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没有发挥其应有功能，反而沦为政治工具，遭到了学者们的普遍反思和批判。痛定思痛的研究者们，在作别和抛弃“闻政起舞”的研究路径和研究目的中，将目光和研究重心转向了研究的纯性学术、思辨理性和表达的规范性等学理层面，并将其视为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和理论水准的正道。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研究却剑走偏?h，将思辨性、学理性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唯一路径，拒绝对当下中国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展开学理性分析。这类将研究导向书斋化、自我幽闭于象牙塔的做法，随后遭到了学界的质疑。然而，在反思这种研究的纯学术化倾向中，一些研究又走向了另一极端，以哲学研究的现实性、实用性、功效性，淡化或否认哲学研究的学理性、规范性、价值性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流俗、肤浅，加剧了其沦为工具的危险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具化的摒弃
避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工具化倾向，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下述关系。
1.哲学本性：学理性与实用性的辩证统一
究其本性而言，哲学是学理性与实用性的统一。首先，与一般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具有艰深哲理性和理论思辨性的一面，因而，其理论的学术性和体系的系统性，不是仅靠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哲学读本或哲学讲坛就能得以实现或建构的。毕竟，作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等同于作为“教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与一般哲学不同，作为民众改造现实的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深奥哲理只有转化为通俗的大众语言，才能发挥作用。然而，通俗化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民众的一条正确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当下中国，随着民众知识面的扩大、理解能力的提升、理论水平的提高，一些先前被认为是难理解的概念范畴和深奥的哲理，已经没有多少难解深奥可言。因此，即便是作为宣传教育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一味强调其表达的通俗性、形象性而放弃其表达的思想性、思辨性和学理性。因为这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变语言形式的同时导致其思想变形，从而不仅降低其学术深度，而且矮化其理论形象。 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性与实用性的双重维度，一方面需要通过平实朴素的文风、通俗大众化的表达，将深奥哲理和学术话语转化为民众日常生活语言，从而掌握社会生活的话语主动权；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透视问题表象把握问题实质，通过考察实践现象提炼实践规律。而要实现二者统一这一目标，就离不开研究中的理论思辨力。因此，研究的学术性、规范性、学理化，对于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深度，至关重要。
2.哲学功能：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与哲学本性相应，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其功能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性。哲学的理论功能，是指其作为概念范畴的逻辑体系，可为人类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提供认识世界的基本工具；哲学的实践功能，是指其具有一般意识形态干预和服务生活实践的效用和能力。诚如马克思所言，真正的哲学不仅应当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3]220，即反映现实，而且应当是自己时代的旗帜与号角，“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实践接触并相互作用”[3]220即干预现实。哲学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使命，决定了它的出路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统一。作为理论，它负有“世界哲学化”[3]77、唤起主体理性的使命；作为实践，它负有“哲学世界化”[3]220，即引领社会发展的使命。哲学的理论功能通过现实生活的实践而得以证明，哲学的实践功能需要理论引领以确保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哲学功能中蕴含的这一双重性，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曾因将哲学的意识形态性等同于政治性，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没有发挥其应有功能反而沦为政治工具的历史悲剧。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反思和思想解放，使哲学逐步恢复了其求真爱智与指导现实的双重功能。但如前所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仍然没能真正跳出“两级跳”的泥潭。因此，在哲学理论功能的认识上，吸取非此即彼的研究模式、避免重蹈教条化或工具化的两极思维模式的教训，必须在警惕将哲学视为单纯思考形而上的问题而“活在云端”倾向的同时，警惕以哲学应当服务现实为由变其为现实的“传声筒”“播放器”的工具化倾向，即防止无限夸大哲学的实践功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使命超越其所能履行的界限，将理性的哲学变成纯粹的工具，沦为现实的“尾巴”。事实证明，过度介入现实的哲学，必然坠入主观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陷阱。因此，有效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需要研究者们辩证理解、正确把握哲学功能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3.研究主体：自在与自为的辩证统一
这里的“自在”，是指受个人利益驱使或完全为环境所左右的研究；这里的“自为”，意即自觉地将个人志趣与社会责任、历史使命相结合的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其研究对象决定了研究者应当更具批判意识和反思精神，决定了其作为社会批判者和良知代言人，应当更有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感。然而，研究者们不是飘在真空中而是活在尘世这一现实，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体难免会受功名利禄的纠缠纷扰，从而落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作追名逐利工具的陷阱。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正确认识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就主体而言，需要强化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从理想主义维度，激励其“为人民做学问”；从道德修养层面，提倡“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的自觉性；从学术追求角度，“崇尚精品、严谨治学”[1]。就客体而言，除了要充分考虑和解决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们在工作与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待遇外，还需要学术评价机制更为科学化和学术法规规则进一步强化。唯有如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现“出产品”与“出精品”、“为自己”与“为人民”的统一中，避免研究中的工具化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