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3-0007-08
自1956年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至今，已经整整六十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经历了反复和曲折，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最大的亮点和收获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不断创新，实践不断突破，经验不断升华的成果，是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伟大成就。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毛泽东、邓小平两代领导核心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形成了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历史性飞跃，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一、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和长期性
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是在中国现实国情一穷二白，建设经验极度缺乏的条件下开始的。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为毛泽东思考商品经济问题的直接理论起点。中国的经济建设首先要从马克思理论中找寻方向，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正是建立在对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详细分析的基础之上。因此，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就成为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马克思对于商品经济理论研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展开的，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生过程和运行状态，指出在私有制的背景下商品经济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极大进步，但其局限性使资本主义生产力难以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商品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资源交换，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受到本身的制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逐渐消失，商品和货币也必然消亡，这两个商品经济最核心要素的消亡也就使商品经济最终消失。“在一个社会中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自己生产的产品不用于交换：而用于产品生产上的劳动也不能将这些产品的价值体现出来。”[1]商品经济的消失也使得劳动者之间的差距逐渐接近，排除了一部分劳动者在商品交换中以货币资本占有生产资料从而剥夺另一部分劳动者的可能性，从而彻底在生?a力领域消灭剥削。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阶段经济模式的阐述成为之后所有共产党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和基本原则，商品经济被看作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然要消灭商品经济成为各国共产党的共识。列宁在十月革命夺取并巩固政权后，直接提出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取消货币、商品、市场等商品经济核心要素，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最终的实践证明这种直接过渡是无法实现的，反而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人民群众生活困难，造成政权危机。列宁随后及时调整为“新经济政策”，保留和发展了商品经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行了初步探索，但由于时间过短，未能系统地展开。而继任的斯大林为加速进行集体化取消了新经济政策，从理论上对商品经济质疑，在实践中对商品经济进行限制，将市场彻底纳入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造成商品经济成为计划经济的附庸，使前苏联的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
毛泽东对马克思理论的思考显然更为深入，对苏联的政策和实践也给予了充分关注。首先，毛泽东指出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作为研究样板的欧洲各国完全不同。西欧国家当时的生产力已经非常发达，完成了工业革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商品经济体制，当时商品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到基础性作用，不仅对生产力形成强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其充分发展，其本身的局限性也开始暴露出来，因此，马克思所处的社会实践使马克思在理论上开始探讨限制和取代商品经济的主题。而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社会没有经过工业革命阶段，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中国经济尚处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小生产状态，工业所占比例极少，生产力极为落后。即使中国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的工商业比例低，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现状未能有大的改变，而这种状况将长期存在。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国情就决定了商品经济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生产力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总结道：“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而中国“十分需要一个可以对商品生产进行大力发展的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发展无法超越由生产力决定的历史阶段，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不断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形态的变化。不顾生产力发展状况试图直接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性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毛泽东明确了对商品经济的观点：“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2]不仅要保留商品经济，更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商品经济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一定要最大程度地开展商品生产，将可以用于交换的东西进行最大化的生产，从而在整个省、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内进行交换。”[3]
其次，毛泽东突破了传统理论对于商品经济性质的界定，厘清了商品、商品生产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这也为之后邓小平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商品经济”的范畴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语境下的典型分析，他指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产物，具有资本主义阶级属性。这个论断对党内影响很大，很多党员甚至高级干部得出了“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的论断，将发展商品生产与发展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毛泽东批评了这种思想：“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4]在这里他将商品生产视作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并不包含阶级属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社会主义也可以存在商品经济，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5]这就说明商品生产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密切关系，不同的所有制下不同的商品经济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这里毛泽东将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进行了区分，指出不能把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他进一步阐述了商品生产可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即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这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他指出商品生产、交换本身不具有阶级属性，要看在什么样的经济所有制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就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不用担心产生资本主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6]他强调商品生产和交换存在于不同所有制之间，与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不过毛泽东也指出即使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商品经济是依然存在的。对于毛泽东的商品经济思想毫无疑问前进了一步。但是毛泽东对于“商品经济”概念用得很少，而对于商品经济的具体环节“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等术语用得很多，这也说明他对于整体商品经济的性质还是存在疑虑的。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济的思想，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邓小平将整个商品经济范畴都纳入到社会主义制度中，旗帜鲜明地强调了整体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并将其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他在接见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时说：“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东西，包括对于经济规律必要性的强调、经营管理方法，这不等于搞资本主义，这也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而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继承也为之后在理论上彻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铺平了道路。
（二）毛泽东初步探索了计划与商品的关系，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为邓小平之后的计划与市场理论开辟了道路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商品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产物，由于其缺乏社会性、计划性，是必然要被有计划的社会大生产所取代。计划经济也成为马克思极力推崇的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前苏联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体制就是遵循马克思的这一原理，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苏联经济获得飞速发展。计划经济也被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准模式。虽然前苏联并未彻底否定商品经济，但是对于商品经济是理论上质疑、实践中限制、最终要消灭的。如斯大林提出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就说明苏联共产党对于商品经济理解上存在重大误区。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领域“以苏为师”，全面学习和仿照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实践中遭遇很多问题。1956年特别是“八大”之后，毛泽东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对于苏联模式进行了反思，对于计划和商品的关系进行了探索。
毛泽东的理论成就在于质疑和否定了一切经济活动必须有计划完成的理论观点，否认了完全以计划经济控制商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高度集权于中央政府的经济模式进行了反思。他发觉了苏联模式的缺陷；其计划模式与马克思的社会大生产的计划性有着很大不同：苏联共产党（下称苏共）将一切经济活动纳入政府和苏共的控制之下，由政府代替市场组织经济主体进行经济活动，主要调节手段是行政命令。虽然与商品经济相比有计划，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资源极为匮乏的时候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重工业领域获得了极大进步，但其缺陷也是极为明显的。如苏联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缺乏活力，效率不足等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毛泽东是第一个对苏式计划经济体制提出系统质疑的领导人，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他指出：“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他指出要提高地方、企业、个人的积极性，不能政府全盘掌控一切经济活动。要正确处理国民经济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通过发展商品生产，放松计划体制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全面严格的控制，使地方、个人有更大积极性，国民经济发展才能更具活力。甚至毛泽东还较为超前地提出“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初步萌发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思想。毛泽东的这些论断虽然还是较为初步，很多在实践中未能彻底落实，但是为邓小平彻底摆脱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
（三）毛泽东明确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关键环节是要尊重价值规律，明确了价值规律的作用
商品经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交换经济，商品的本质就在于通过市场进行交换，一切商品经济都围绕商品交换的环节运行。商品交换是否顺畅，是否能够真正体现商品价值，是商品经济顺利运行的关键。而商品交换能够顺利进行，就必须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换句话说，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根本规律。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初期，经常出现违背经济规律，否定价值规律的现象。特别是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时期，“一平二调”“共产风”盛行，强行将农村生产队之间的财产进行无偿调拨，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对于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毛泽东进行了严肃批评。1959年3月，他在一个批示中指出：“刮‘共产风’、搞平调的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7]毛泽东认识到了价值规律的长期性，整体性。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的基本经济规律。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经济主体不管其所有制形式如何，都要遵循这个规律，以提高经济效率，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扩大再生产。
毛泽东对于价值规律的重视还体现于扩大了价值规律的运用范围。毛泽东否定了斯大林不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的错误论断，将部分生产资料也纳入了商品生产的范畴，从而扩大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范围，拓展了价值规律的作用领域。毛泽东强调在进行商品交换，特别是在工农业部门之间进行产品交换时，要遵循商品经济规律，讲究经济效益，以便更好地协调好国家与农民、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利益关系，推动国民经济健康迅速发展。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工作报告时，特意增添了这样的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不得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条基本原则。”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对价值规律非常重视，在改革开放阶段，他多次强调必须重视价值规律。他对于价值规律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突破，他将价值规律进一步拓展到整个经济过程中，而不仅仅局限于工农业之间，视为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而非调整工农业比例的工具。
二、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突破
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起到了奠基性作用。邓小平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结合国情的发展进行了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 （一）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要理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必须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等基本问题进行解答，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从社会主义本质论角度出发考虑商品经济整体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
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重新回归到将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从生产力的视角评价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的科学理论模式下，他纠正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体系，回归到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正确判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8]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最终评判标准，就是是否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一直就姓“?Y”姓“社”争论不休，强行贴上阶级色彩的标签。他科学地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著名论断。正是对于马克思理论的回归，使邓小平以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为逻辑起点，完成了理论上的突破，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理论上澄清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都属于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方式的范畴，而非社会基本经济形态。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但并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其中最困惑的，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而只有把这些问题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而非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邓小平对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回归，继承了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的理论精髓，结合中国国情对于商品经济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发展，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
第一，邓小平拓展了商品经济的作用的广度和深度，将商品经济精髓集中概括为市场经济，解开了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理论局限。毛泽东对于商品经济分析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没有将其看做是调整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经济模式，而是在特定行业、特定时期、特定范围进行的局部调控手段。从毛泽东的文章、批示中我们会发现：提到商品经济的术语，如商品、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等，他是表示肯定的，认为这是在计划引导下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因素，他的文章中很少提到商品经济，即使提到，往往与消灭、限制等否定性语境联系在一起，对整体商品经济的理解毛泽东未能脱离传统理论模式，依然将商品经济和所有制捆绑起来。而邓小平看到了商品经济的整体性，突破了毛泽东将商品经济的作用领域和范围进行限制的观点，而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模式。他指出不能因为所有制不同限制商品经济，全民所有制的不同企业之间也需要商品经济，按照价值规律进行交换。这就将商品经济从所有制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在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上，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承认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范畴内在的、固有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的同一面而非对立面。商品经济也不再被纳入计划经济范围内，而是强调二者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作用，商品经济不是计划经济的附庸，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依照价值规律调控经济活动。1985年，他接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多年的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9]在发展商品经济整体内涵基础上，他提出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结合的问题，为以后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生命的经济，而交换中市场发挥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任何商品经济运行都必须以市场法则进行基本调整。商品经济的概念相比，市场经济的概念更为准确、精炼，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本质，体现了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要求，是邓小平经济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邓小平的理论创新带动全党逐渐突破了旧有理论的束缚，由承认“商品经济”的地位最终发展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改变了以前对商品经济怀疑、否定的态度，这是一个很大的理论进步。1982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等非国有制企业不断壮大发展，要求从理论上对于商品经济问题有进一步的充实。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重要观点，进一步提高了商品经济的地位。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强调“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年10月的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真实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动。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完善资源配置，激发企业积极性，实现优胜劣汰，促进生产力发展。这就从理论上标志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全确立，并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一致认同。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构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终于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体制。这些表述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多次就市场经济发表的讲话的精神，形成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成果。
第二，邓小平另一突破性成果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最大的理论贡献：对于商品经济的重大问题――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科学界定。这是困扰我国理论界的一个重大难题。在理论上众说纷纭，在实践中进退两难，正是邓小平对于这个问题的重大突破，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新局面。 邓小平的这一思想首先从反思计划经济体制开始，逐步突破传统经济理论束缚，初步将市场与计划一起作为调整经济的手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存在市场经济。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10]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邓小平从生产力发展的高度，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11]他批评了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进行阶级判断，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说法，认为二者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2]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国际上苏东剧变，国内经济过热，又爆发了政治风波，理论界学术界“左”?A思想回潮，对改革开放路线提出质疑，将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结于市场化改革，重提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认为改革就是发展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政策面临着严峻考验，处理不当甚至有中途夭折的危险。在这历史性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坚定地支持改革，反对理论和实践上的倒退。他并未动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将自己观点强加于人，而是以理服人，在理论做了更彻底更清晰的阐述，拨开了人们思想上的迷雾，使改革得以继续前进。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3]这就最终明确了计划和市场的性质，是经济手段而非基本制度，都可以为我所用，彻底破除了旧有经济理论对于市场经济的质疑和束缚，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真正地融合在一起，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终完善，使新的经济体制最终确立。新的经济体制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内在统一的，将二者的优点和长处融合在一起：计划调节即宏观调控手段不可或缺，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借助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而非单纯行政手段完成。这样既体现了计划手段调控管长远、管全局、管整体的优势，又发挥了市场反应灵敏、优胜劣汰、配置资源的作用，使国民经济充满活力，有序发展。因此，将计划和市场割裂和对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被实践所验证的。正如十四大报告表述的：邓小平的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第三，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理论：共同富裕的分配理论。市场经济能够提高经济主体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激发经济活力，加快财富增长，从而大力推动生产力，但也会导致财富过度集中和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如果不能合理进行财富分配，导致贫富悬殊，必然导致社会发展的减慢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识到了这点，从根本上讲，两位领导核心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着手，社会主义的建设成果应该由全体人民共享。
但是在两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一是对于如何看待在商品经济中出现的财富占有差异现象。毛泽东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法权，是违背社会主义性质的，尽量减少财富占有差异，实现财富平均分配。如他对于建国后工资制度的评价：“过去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是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过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而体现按劳分配的工资制有很大的弊病，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非要实行不可的制度。”[14]他把按劳分配下带来的劳动收入差异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而邓小平则认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动者的差别，认为适当的收入差距并非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应有之义，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不仅能够扩大经济总量，而且能形成良好的示范激励作用，鼓励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二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中将经济平等特别是实质平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试图实现全社会之间的财富均衡分配，不仅消除在生产资料占有导致的不平等，而且消除因劳动能力的差异导致在劳动过程中的经济不平等。从所有制角度上，试图通过逐步扩大所有制规模，消除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在分配制度上，试图通过取消工资制，建立供给制，消除分配上的不平等，从社会分工角度上，通过建立人民公社等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消灭分工和职业上的不平等。毛泽东将经济不平等视为社会主义要消灭的现象，采取了各种措施，希望在全社会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平等，但是这些措施由于超越了时代，违背了国情，导致“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反而挫伤了劳动者积极性，从而降低了劳动效率，使人们陷入共同贫困的窘境。而邓小平吸收了毛泽东经济平等思想的合理性，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的“共同富裕”思想既考虑到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又关注社会主义本质，使人民群众能够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除了对于劳动者个人，他还将这一思想置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大局，1992年他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
三、从三个维度把握邓小平对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 从历史维度来看，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商品经济的思想是我国在不同历史阶段下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精髓，也代表着两个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对商品经济的最高水平的认识。因此，要坚持两个历史阶段的辩证统一。这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不断结合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毛泽东的商品经济思想是邓小平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和开拓，邓小平商品经济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完善和创新。要将这两大历史阶段统一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之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是相互联系而又有重大区别的历史时期，决不能相互否定。 从马克思的“消灭商品经济”，到列宁、斯大林的“保留商品经济”，毛泽东的“利用和限制商品经济”，最后到邓小平的“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超越历史，超越前人的过程。从1956年“八大”以来，我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断探索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在前人的艰难探索和不断试错中，邓小平回归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从生产力的角度观察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提出“生产力是评价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标准”的思想，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即使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对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化，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再到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过程中依然经历了反复和曲折。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党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创新的理论成果，是根据国情和历史阶段的变化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思想财富，这个过程是一个后人在前人基础上不断拓展，不断超越的历史过程，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断努力的过程。
2. 从理论维度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的理论成果，也是当今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原则。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6]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坚决贯彻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正如党的十八报告概括的“三个大台阶”：我国经济总量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这充分证明保持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是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关键，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有决定性作用。
我们必须认识到，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要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理论引领实践，但是也要随着实践的不断丰富而不断完善自身。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理论上对于旧有体制的消解与改造已经认识得较为透彻，但是对于市场经济在实践中面对的新问题，容易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干扰，集中体现为西方经济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冲击：如宣扬“国有企业低效论”“经济制度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完全自由化”等。不可否认，市场经济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西方大国在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调控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比我们经验丰富得多，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先进成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必须保证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共性：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货币流通规律及股份制、公司制，等等，这些是所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共同形式、共同方法或共同属性的东西，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生产关系，其必然要与所有制结合，这样就存在着阶级性。因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下必然存在一些特殊规律，这就决定了对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我们可以借鉴，但是绝不能将其奉为真理，从而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3. 从现实维度来看，发展、继承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结果，是与我国国情紧密结合的理论成果。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发展生产力，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当前我国的最大国情就是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不高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完整地继承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精髓，并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大胆实践和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所处历史阶段“三个没有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7]这是我国当前的最大国情，是治国理政思想的总依据，更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依据、总方向，必将成为决定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未来走向的根本出发点。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长期不变的同时，在其表现形式上出现了很多新特点，面临很多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论述，对我国市场经济所面对的国内外环境做了详细的阐述：由于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等因素，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下滑阶段，增长前景不容乐观，经济复苏期间拖长，其中不确定性较大。就我国而言，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经贸领域中，赢得了更大的制度性话语权，影响力也日益扩大。总体而言，我国面临着重大战略机遇期，能否把握这个重要时期，关键就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更好地发?]作用，完成发展生产力到优化生产力的转型。
要完成这个历史性突破，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如何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经济体制中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多次指出：政府不要直接干预经济，要遵循市场规律。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初步厘清了市场与政府的界限，但是还存在很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虽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发挥受到诸多制约，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18]因此，我们要通过顶层设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地政府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督不到位问题，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性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