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046.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7.02.017
Abstract： French political theorist Claude Lefort argues that democracy has evolved into a social form with the advent of a democratic society.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monarch could give the society the regular and definite meaning. But the biggest characteristic of the democratic society is the indeterminacy of its social meaning. It is manifested as a “empty of power”， that i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rulers are individuals or political parties， for the possession of power are only temporary rather than permanent. This indeterminacy of social meaning can essentially guarantee human freedom， because the rulers of power can give meaning to society， and the ruler itself is generated by the people through the electoral process. And once the social meaning is given permanently， it means that the ruler permanently possesses power， which leads to a totalitarian state in which politics will fully absorb society.
Key words： Claude Lefort； social meaning； indeterminacy； democracy； totalitarianism
克?诘隆だ崭ィ?Claude Lefort，1924-2010）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他关于民主与现代社会的理论是独树一帜的。按照勒弗的民主理论，现代社会中的民主并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政治制度，即通过选举来保障权力的和平更替的制度，而是一种社会形式。
人们通常认为，与民主相对的制度就是专制。但在勒弗的理论中，与民主相对的是极权主义。勒弗认为，就其实质来说，民主是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处于一种托克维尔所说的“身份的平等”状况。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民主，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能够出现。基于“身份的平等”而存在的民主社会，有其内在的不同走向。托克维尔就曾经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结尾部分指出，“现代的各国将不再能在国内使身份不平等了。但是，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就全靠各国自己了。”[1]885与托克维尔这种担心相类似，勒弗也认为现代社会会朝着两种可能的结果：极权主义社会与开放的民主社会。而现代社会的最终走向，还要取决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能否做出正确的选择，而这需要人们对现代社会一个明确的特征――现代社会意义的不确定性有着正确的理解，需要对现代社会中的民主做出正确的理解，如若不然，则很可能会走向极权主义社会。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勒弗那里，从极权主义社会转向民主社会是从一种社会转向另一种社会，而非从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只有强调这一点，勒弗的民主理论才能得到正确地理解。[2]102勒弗政治思想中关于现代社会中民主的理论，对可以保障现代民主自由的“代议制民主模式”的独特理解，对于我国政治学界来说，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并形成中国本土的民主理论和代表理论。
勒弗的政治思想内涵丰富并且具有明显的哲学底色，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对勒弗的整个政治思想进行论述，只是尝试从现代社会意义不确定性这一视角，对于勒弗关于民主社会与极权主义社会及其关系的理论做一个简略的介绍，即以现代社会意义的不确定性作为维度，检视勒弗对于现代社会的民主及极权主义的论述。在勒弗看来，民主社会最重要的标志是一种“权力的空位”，即没有任何个人或者政党能够永久地独占权力，而只是暂时地拥有权力。这种“权力的空位”意味着在现代社会，掌权者赋予人们的社会意义也只是暂时的，从而避免了将社会内化在政治之内。一旦掌权者试图完全赋予人们永久的社会意义，那么这种社会意义的不确定性也就被取消了，就会导致极权主义。
换言之，勒弗认为，民主之所以只能产生于现代社会，这是因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意义的确定性才被消解，这导致存在一种“权力的空位”，而任何试图去填补“权力的空位”的努力，即试图否认现代社会意义的不确定性的努力，都将导致极权政体。而人们通过代议（representation）能够保障社会意义始终保持着不确定性，这恰恰保障了人民的自由。 一、民主社会与不确定性的出现
勒弗关于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之间的比较理论，深受托克维尔的影响。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区分了两种社会形式：现代社会与贵族社会。他认为，现代社会即民主社会，其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身份的平等”。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的“绪论”即提出了这个“身份的平等”的著名观点，“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它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以特有的习惯。”[3]4 托克维尔接着指出，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必须以“身份的平等”为起点，这是因为，“随着我研究美国社会的逐步深入，我益发认为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物则好像是由它产生的，所以我总把它视为我的整个考察的集中点。”[3]4与现代相对的贵族社会，其根本特点则是人的身份不平等，“社会以等级制的方式组织，人以其所属的社会等级来定义，不存在自然的普遍性的个体。”尤其会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托克维尔甚至将通常被认为民主源头的雅典也包括在贵族社会之中。勒弗很清楚托克维尔对于现代社会的论述，他也正确地把握住了托克维尔理论的价值之所在。在他看来，“使托克维尔从他的同辈中脱颖而出的是他意识到，民主是一种社会形式，他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在他看来，民主是相对于它的一个背景而言的：一个它脱胎于其中的、他称之为贵族社会的社会形式。”[2]98
勒弗认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特征是，现代社会存在着一种本质上的不确定性（a“fundamental indeterminacy”）。[4]19这种所谓的“不确定性”指的是，由于在传统社会存在着一种有机体的形象，国王是整个有机体的头部，国王作为神与凡人的唯一中介，总览一切，掌握权力，为社会赋予意义。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不再有超越性的秩序的存在，也不再有国王这样能够沟通神与人之间的桥梁，于是就无人能够再基于神意来给现代社会赋予确定的意义。现代社会的意义只能从都是凡人的人间社会中去寻找。因此，现代民主社会的出现，是中世纪及现代早期?W洲所发生的一系列转型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国王被斩首。在传统社会中，国王的身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对此，研究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政治神学的著名学者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曾经提出过“国王的两个身体”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国王具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他的自然的、会死亡的身体；一个是象征性的、不会死亡的身体，即作为王国统一性的象征。国王身体的被斩首，导致了统一秩序的瓦解。被斩首的既是国王肉身的被斩首，又是国王象征性之“首”的被斩，它标志着国家有机体的形象不再存在，一个确定性的、超越性的秩序不再能够在人们的心中找到共鸣。随着国王的被斩首，社会处于无“首”的状态，这导致“权力空位”，即传统的象征性秩序的消失。[4]19勒弗对于康托洛维茨的理论了然于胸，也明确地认识到，在传统社会，权力、知识、法律并没有进行分疏，国王作为神与凡人的唯一中介，他总览一切，掌握权力，为社会赋予意义，为社会界定对错之准则，“国王是凡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或者说当政治活动被世俗化和非宗教化，他就充当起凡人与由一个至高无上的正义和一个至高无上的理性所代表的超越性代理之间的中介。”[5]65-66作为王国统一性的象征而存在的，是国王不朽的身体，勒弗对于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他说，“同时处于法律之下和超越法律之上，国王将孕育国家秩序的原则内化在他那既是凡俗的又是不朽的身体之中。他的权力指向一个绝对的、超世的点，同时，他自身又是国家统一性的保障者和代表者。”[2]98因而，随着传统国家有机体形象的不复存在，伴随而来的是政治权力领域与社会、经济活动、法律、知识等领域的分离。权力本身成为统一社会、为社会赋予意义的权力。知识是关于社会意义的认识。法律是与社会意义相关联的法律，即界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也出现了转变。合法性的基础不再是传统宣称的神圣权利而是“人民”。现代社会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是人民主权。而人民主权的形象与“空位”形象相关，它无法被占有，执行权力的人永远无法声称占有了这个“空位”。因为没有人或党派可以宣称自己等同于人民。掌握权力的人或党派，当然可以为现代社会赋予意义，但这种意义的赋予，并不是永久性的，而是暂时性的。因为现代社会，不会再出现如传统那样的由国王永远掌握权力、赋予社会永久意义那样的情况了。一旦权力发生转移，新的掌握权力的主体会为社会赋予新的意义，也生产出对于社会意义的新的认识即新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产生了不确定性，即为社会赋予意义的权力主体之不确定性、关于社会意义的认识的不确定性、规范社会实践的标准（法律）的不确定性。也正是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上，产生了现代民主。按照勒弗的民主理论，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的空位”是一种无法消除的现象，人们的应对之策不能是“靠一个新的绝对的权力来填补，而通过多个政治主体规范化地竞争统治权力来解决。”[2]99因此，在勒弗看来，任何政治权力的占有都只能是暂时的，它们也是可以被取代的。勒弗对于保障现代民主中竞争政治权力的机制给予了高度评价，“重要的是这一机制（民主机制）防止政府将权力挪为私用，防止它将政治权力内化于自身。权力的实施要通过周期性的再分配程序，它是一种有恒久规则的可控制的竞争结果。这一现象意味着冲突的制度化。”
通过勒弗自己的论述，我们可以概括出他对于民主的三个看法：
1. 认为18、19世纪的自由民主思想家所表达的经验、价值，值得重新探究和捍卫，反对将民主等同于资产阶级民主而完全抛弃。主张回到托克维尔、基佐等人的著作，认真研读。
2. 认为民主不是一种特定的制度或制度集合，而应把民主看作现代社会的一种“形式”（form），即社会得以阐发或型构的一种特定方法。它涉及权力及其象征性特征。
3. 这个民主特征，可以通过对19世纪思想家不熟悉的社会形式的反思来凸显。[6]20 在勒弗关于民主的三个看法中，最重要的是第二点。民主不是通常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权力运作的方式，而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存在形式。就这种社会存在形式来看，它比作为权力运作方式的民主制度，涵义广泛得多。勒弗认为，现代民主结合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原则：一方面权力来源于人民；另一方面权力又不属于任何人。民主在这个矛盾基础上得以发展、欣欣向荣。而这个矛盾的结合，如果处理不慎，则会导致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一旦“权力不属于任何人”这一矛盾被解决，即权力能被确定地属于具体的人或党派，则民主不是面临毁灭，就是已被摧毁。一旦权力的位置不再是象征意义上，而是真正空位，结果是执行权力的人会被认为不过是普通人或派系，其执行权力只是为了私利而已，权力的合法性将不复存在。这会导致公民社会不复存在。政治与社会的分野不复存在。第二种结果是，一旦人民的形象被具体化，一旦某个政党声称它等同于人民，并以此拥有权力，就会导致国家―社会之间的差异原则被否认，多样性原则被否认，社会生活内含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维度全部被吸纳进政治维度之中，从而使得人的社会生活只剩下政治维度。因而政治生活成为人的唯一生活方式和内容，不再存在任何人的私人性的生活空间，人被完全政治化，人生存的价值也只能从政治生活中去寻找，也就是说，政治就是一切，而这恰恰是极权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6]21
二、极权主义社会与不确定性的被否定
勒弗在探讨极权主义问题时，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极权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个重大事件？为什么它要求我们探究现代社会的性质？
在勒弗看来，极权主义的兴起迫使我们去重新考察民主。不过与普遍的看法相反，极权主义并不是源于生产方式的转变。现代极权主义产生于一种政治变异，一种象征秩序的变异，权力地位的变化是其最清楚的表述，是对民主社会“不确定性”否认的结果。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人民作为一个整体（People-as-One）的代表。它否认差异是社会的组成或构成性特征。极权主义认为只存在一种差异：人民与敌人或内部与外部的差异，不存在内部里面的差异。这就存在一个悖论：内部差异被否认，外部差异被强化：People-as-One V.S. The Other（outside）。外在的他者，即人民的敌人，代表的是从旧社会及外国敌人中生发出来的力量。人民作为一个整体（People-as-One）要求不断地生产出敌人，甚至是不断地制造出敌人。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身体形象――政治有机体。这种政治有机体需要得到权力一体（Power-as-One）的支持。因此，与“人民作为一个整体”（People-as-One）同时还存在另一个逻辑，即同一化的逻辑。“同一化的逻辑开始了，而且被将权力具体化的表象活动所支配。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是同一的，政党与无产阶级是同一的，政治局与独裁者（ egocrat） 和政党是同一的。” [5]63
最终，权力一体（Power-as-One）的逻辑具体落实在独裁者的身上。
上述两个逻辑运行的最终结果是，国家社会的差异的取消，内部社会差异的取消，这将导致统治着政治社会的组织、机构的去差异化。不再存在最终的法律、或知识的标准能够摆脱权力的控制。权力会占取社会生活关于法律、知识的原则和最终目标。权力操控法律规则和“思想”。话语的权力得到全面认同，但真正的话语成为权力的话语。其结果是，真理只有一个，只有一种社会意义。因而产生不确定性的消失、否认。“极权主义明确的现代特征在于它将一个彻底人为论的理念与彻底机体论的理念结合了起来。身体图像与机器图像被结合起来。社会似乎是一个共同体，它所有的成员都完全相互依赖；同时，它被假定为日复一日建构自身、朝着一个目标奋斗―――创造新人―――而且居住在一个具有持久动员性的国家里。” [5]6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极权主义社会的性质，其目标是为了重新填补国王死后的空虚地位，即为了否认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正是对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的否认，才导致了极权主义。而为了实现极权主义，必须以极端的意识形态为前提。极权主义的兴起，“事实上发生的是一个党派的兴起，它声称其从本质上就不同于传统的政党，声称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意愿，声称具有一种将其置于法律之上的合法性。它通过消灭所有的反对者而获取权力；这种新的权力不对任何人负责，而且超越了所有法律的约束。” [5]63
三、结语：经由代议保障自由
按照勒弗对于权力、知识与法律的观点，权力的作用在于统一社会、为社会赋予意义；知识是指对社会意义的认识；而法律是为了规范社会实践，即界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由于权力不再与任何身体相关，“权力地带成为一个空位（ empty place of power） 。权力地带是一个空地，它无法被占据―――也就是说没有个体也没有群体能与之同质―――也无法被表象。只有运用权力的机制是可见的，或者说只有人，纯粹的凡人，他们拥有政治权威。”[5]66执行权力的人仅仅是些凡人，他只是暂时地占有权力或通过暴力与狡计将自己嵌入其中。
民主开启了无法控制的社会经验，在现代社会中，人民可以说是主权者，但他们的身份是持续开放的，他们的身份总是潜在的。“人民”身份的这种不确定性，恰恰为代表制提供了可能性。在勒弗看来，现代民主其实类似于一个舞台，不同的政党为了取得在舞台上的表演权而相互竞争，但这个舞台并不能为任何政党所永久地占有，也不能让任何政党永久地取得表演权。勒弗所支持的民主模式正是一种“代议民主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他对于代表所赋予的特殊含义使他的这种民主制与众不同。勒弗认为，代表具体表现为可见的人（即政治家）和政党。代表的作用在于为社会的整体意义提供解读，是社会整体意义的解读者。在现代社会，这种代表是政治表达的唯一途径，而不仅仅是出于选民数量上的考虑。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种种冲突，都可以通过代表制在民主制内部实现和平的冲突与解决。对社会意义做出的的不同解读，可以在民主制的框架内进行和平的竞争。即普通大众可以在对社会意义的不同解读之间进行选择，从而暂时性地将权力托付给选中的代表（政治家或政党）。掌权的政治家或政党，当然可以在其掌权期间为社会赋予意义，并影响关于社会意义的知识和规范社会实践的法律。但重要的是，这种社会意义仍然只是暂时的，有限的，而非永久性的。在勒弗看来，“这一‘代表’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政治家对社会整体的‘解读’和意义的赋予。关键在于这一‘解读’只能是暂时的，选民仍然可以定期更换具体掌权者，定期决定他们‘相信’谁。” [2]99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的这种不确定性仍然得以保存，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保障了人们对于社会意义的不同解读的自由选择，这种选择，恰恰是现代社会人们所珍视的自由。所以说，经由代议保障的不确定性，最终保障了个人自由，杜绝了极权主义社会的出现。而这或许是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无法逃避的不确定性最有价值的政治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