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惯用语是一种习用固定的词组，是一个民族按照本民族文化心理所创造的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模式，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汉语中的惯用语既有三音节为主的固定格式，又有比较灵活的结构和强烈的修辞色彩。它通过比喻等方法而获得修辞转义。而通过比喻、转喻这种方式获得的惯用语转义，这是惯用语具有文化特点的关键。
对外汉语教学首先是语言教学。但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则是语言背景。带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惯用语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由于学习者的异文化背景，使惯用语这种语言类型教成为教学的难点。这也促使惯用语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成为热点。
在以往的研究中，惯用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研究涉及到教材（金效先，2011）、学习者偏误分析居多（王艳芳，2009；奚英芳，2012；陈忠，2008；马晓娜，2008；车晓庚，2006；胡淼，2013，袁曦，2006）。研究者也关注到对于惯用语本体研究如何对对外汉语教学起作用（朱粼，2009；钱理，2005）；涉及到惯用语本体研究的，以突出惯用语的文化性居多（吕霁航，2009；包秋圆，2010）。相对而言，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剖析惯用语内部是否符合普通语言学逻辑规律，及如何在此规律上受汉文化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以“走+N处所”这一类三字惯用语为例，揭示出其形成过程中，普遍语言学规律及在汉民族文化影响下的语用形成历程，并以此为依据，更好地为对外汉语教学服务。
二、“走+N处所”惯用语的语法成因
在“背黑锅”“穿小鞋”“磨洋工”等一系列三字格惯用语中，有一类与“走”相关的类型，如“走后门”“走内线”“走过场”“走江湖”“走钢丝”等，它们的语义从惯用语角度观察具不透明性，在语法层面呈现非常规搭配。原因在于“走”为不及物动词，在常规句法规则中，“走”后面一般应该出现补语或时体助词，来说明谓语“走”的情况，如“走了”“走一圈、走两步、走了半年”等。但“后门”“内线”“过场”“江湖”“钢丝”等处所名词，在语义上不是“走”的对象和目标，在句法结构上不具有宾语受事的特性。因而，这些名词与“走”之间构成的是非常规搭配“Vi+N处所”。那么，“走+N处所”这一类惯用语是怎么形成的？作为带有文化隐喻含义的惯用语，是如何从常规结构向非常规结构转化？其能够隐喻的关键又在何处？我们以典型惯用语“走后门”为例，通过语料剖析论证，证明惯用语的形成在普通语言学上具有生成理据，在汉民族文化影响下凸显其?Z用特点。
我们从语言结构和语义两个层面来考察“走后门”这一惯用语的成因。
（一）历时平面结构演变
从历时平面考察，在我们查找的语料中，明清以后，“走后门”这一结构的使用，慢慢脱离对举强制性要求，成为语言表达的常态①。例如：
（1）闻报晋兵诈称韩焰诱开城门，杀近府前嘏大惊，急引家属开走后门，逾墙逃奔始兴而去。（明《两晋秘史》）
（2）仪行父曰：“前门围断，须走后门。”（清《东周列国志（中）》）
（3）却不投大门，不走后门，迳走西首一道小侧门。（清《八仙得道（下）》）
（4）贾蔷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担着不是。老太太那边的门早已关了，老爷正在厅上看南京的东西，那一条路定难过去，如今只好走后门。”（清《红楼梦（上）》）
（5）大家刚入了座，刘文叔猛地想起昨日的话来，酒也不吃，起身出席，走后门出去。（民国《汉代宫廷艳史》）
（6）叫了两声，不见答应，便跑到前门，将门锁好，同黄文汉走后门，仍过这边来。（民国《留东外史》）
在我们查找到的6例古代汉语使用“走后门”的语料中，例（1）～（3）句中，仍残存对举格式。例（1）中“引家属开”与“走后门”形成连动。“引家属开”这个常规结构仍为“走后门”这个非常规结构形成对举，使“走后门”成为合理存在；在例（2）中，“前门围断，须走后门”中，对举痕迹已经淡化，只存在四字对称及“前门”与“后门”这两个名词的对应；例（3）中前小句只出现“投大门”，与后小句的“走后门”构成类似结构，而非对举，其对举痕迹比例（2）更少。而在例（4）～（6）中，则“走后门”则已脱离对举制约，单独成为表示“走”的方式的固定结构。
对古代汉语语料按照时间顺序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对举句式管控下“走+N处所”非常规搭配在句式中临时合法，在多频率的使用过程中，逐步脱离对举格式的制约，成为表示方式的固定结构。
但是，能够脱离对举制约的关键原因是什么？我们需要从语言生成内部来考察。
（二）共时平面结构推导
从共时平面分析，语法是语义关系的形式化，所有语言的基本功能是叙述。叙述包含两个部分，叙述的对象和对对象的叙述。前者是主语，后者是谓语。而谓语内部包含表达行为或属性的动词及动作涉及的对象，这就是普通句法成分中的动词和宾语。宾语是动作施加的对象。这些是语言表达主干部分。但当语言表达复杂语义时，主干成分无法完成语义任务，其他句法成分被发展出来，譬如定语、状语、补语等（金立鑫，2011）。复杂句的产生可以描述为两个简单句的合并，一个简单句为“一个述谓结构”，一个述谓结构内部只有一个主语和一个谓语。两个简单句为两个述谓结构。而两个简单句能合并，两者之间必然具备共有部分，这个共有部分重叠，在线性结构的语言中安排好彼此之间的秩序②。 在下面一组最简格式中：
（7）你走。
（8）从后门走。
简单句例（7）中，“走”是“你”的述谓；在简单句例（8）中，“从后门”是“走”的述谓。那么两者合并后，“N处所”“后门”作为“走”的方式状语必须靠近动词V，形成两种结构形式：
（9）你从后门走。
（10）*你走从后门。――你走后门。
根据语义靠近原则，状语以靠近动词V为合理，从普通语言学角度分析，状语前置和后置于动词“走”两个格式都成立。在线性句法中，状语往往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原因，在于谓语中动词之后还有一个主干成分需要安排，那就是宾语。而“走”作为不及物动词，宾语位置常规空缺，这为状语后置提供了可能。而古汉语语序以SOV为多，状语经常后置，这也为“后门”出现在不及物动词“走”之后的合理性提供理据。
而“走内线”“走钢丝”“走过场”“走独木桥”等惯用语，或许没有“走后门”这样的从对举格式临时形成到普遍形式应用的过程，而在历时角度，古代汉语语序状语后置；共时平面中，状语需靠近动词及“走”作为不及物动词宾语位置空缺，这都成为这些惯用语结构生成的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走后门”这“走+N处所”非常规结构，在共时平面中句法生成原理中具有可能性，在汉语历时发展过程中，在古代汉语状语后置的作用下，“走+N处所”作为非常规搭配进入了汉语系统成为常规表达。
三、“走+N处所”惯用语的语义成因
在观察的语料中，“走后门”“走内线”“走江湖”“走钢丝”等这些惯用语，都具有双重语义，一是从词汇结构组合而成，二是通过隐喻或转喻而成。然后在交际中礼貌原则的作用下，委婉表达导致高频固化。以“走后门”为例：
（11）a.工作人员告诉吴仪：“门口让香港记者堵住了，请部长走后门吧。”（报刊精选：1994）
（11）b.不管采用哪种方法都必须有公平、透明和科学的标准，严禁走后门和不正之风。（报刊精选：1994）
例（11）a句中的“后门”为空间概念中确实存在的房屋后面的门，与“前门”相对。因而例（11）a句中的“走后门”的含义为“从后门走”，其结构语义为“走”与“后门”组合而成，我们将这种语义标示为“走+N处所1”。而例（11）b句中“走后门”则是：比喻用托人情、行贿等不正当手段，通过内部关系达到某种目的（《现代汉语词典》，2005：1816）。我们把例（11）b句中“走后门”的语义标示为“走+N处所2”。而作为惯用语“走+N处所”指的是具有“走+N处所2”语义的类型。
分析“走+N处所2”的语义是如何形成。首先，在“走”与“N处所2”结合过程中，“走”在语义上淡化了强烈的动作性，代替以惯常性语义，指称的是一种行为方式。其次，这与“N处所2”的隐喻有关。下文仍以“走后门”为例来说明。
（一）“N处所”的隐喻与“走”的转喻
上文例（11）a中的“走后门”的语义来自词汇组合，表示的一种动作行为方式，不具有褒贬义。而例（11）b中当“走后门”与“不正之风”以“和”这个并列连词连接，并出现在“不管采用哪种方法都必须有公平、透明和科学的标准”这一语境中，“走后门”中的“后门”的含义不再是：“房子、院子后面的门”（《现代汉语词典》，2005：570）这个概念，而是人们在根据其本义“后面的门”抽取出其“隐蔽”“方便”等含义，而通过走后面的门，往往可以做一些通融的、舞弊的、见不得人的事情。从而“后门”形成“通融的、舞弊的途径”（《现代汉语词典》，2005：570）这个含义。
这里的“隐蔽方便”概念成为源域“后门”与靶域“通融舞弊的途径”之间隐喻发生的连接点。因为隐蔽方便，所以“走后门”可以在隐蔽的方式下，绕过客观标准，方便地办成一些事情。而具体语境中，“走后门”之中的“走”已经不是“人或鸟兽的脚相互向前移动（《现代汉语词典》，2005：1816）的本义，而是由于在办事情的过程中，必然有跑前跑后，反复到某一处所与某人协商会谈。“走”与“办事情”之间的动作上具有关联性，而相关性是事物彼此可以发生转喻的基础，因此“走后门”中的“走”在“走+N处所2”惯用语语义中转喻为办事情的过程。淡化了“走”的动作性，“走”通过转喻逐渐使其指称为一种行为方式。
“后门”作为“不公正、不透明、不科学的标准”的隐喻，“走”作为整个办事过程的指称，导致“走”与“后门”结合后，整体隐喻成为托人情、行贿等不正当手段，通过内部关系达到某种目的含义。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走+N处所2”类型的惯用语，如“走内线”“走钢丝”“走江湖”“走独木桥”都是在“走”的转喻及“N处所2”的隐喻的基础上，两者结合整体隐喻而成。导致“走+N处所2”的含义不再透明，从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成为教导难点。
（二）礼貌原则下“走+N处所2”语义固化
汉民族思维中的形象化特点促使“走+N处所2”惯用语语义形成。语言交际中的礼貌原则导致对负面事物的委婉说法，也是导致“走+N处所2”结构能高频使用，成为惯用语的另一个辅助原因。
在惯用语中，贬义或中性偏贬义在数量上占大多数，譬如“吃大锅饭”“半瓶子醋”“背黑锅”“穿小鞋”“磨洋工”等。这些惯用语的本义都是喻指一些贬义的行为。在交际过程中，话语双方为了避免将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行为详细具体描述出来，在礼貌原则作用下，将这些方式、事物以委婉的方式加以表达，比喻作为一种委婉的手段，就自然而然出现了。例如“走后?T”有利用不正常手段来获取利益的含义，这种贬义直接表达在话语交际中与礼貌原则冲突，用比喻手法委婉表达，就比较合适。我们可以将“走前门”与“走后门”相比较。“走后门”凝固成惯用语，而“走前门”一直只停留在词汇组合形成的字面含义上。原因在于从前门走，做事光明正大，无需隐晦；而从后门走，做事偷偷摸摸，需要遮掩。用“走后门”这种非常规形式赋予整体比喻义，以指代不正当的方法，不适合当面说出的情况，这也是“走+N处所2”高频使用导致固化的一个原因。 四、“走+N处所”惯用语在对外汉语中的教学
当我们对“走+N处所2”这一类惯用语的语法、语义及语用成因有了较为清楚的认知后，那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这些惯用语又将如何教学？需要教学到何种程度？教学的方法又以何种方式为宜？
从以“走+N处所2”这一类惯用语的语法语义成因剖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不管从语法构成还是语义来源分析，它们都具有汉语言鲜明的文化特色。特别体现在“N处所2”的隐喻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对事物的隐喻都带有本民族的认知特点和习惯。这些特点制约了惯用语教学的程度和惯用语教学的方法。
（一）教学程度
我们认为在教学程度上，惯用语必须教，但是教的程度不必过深。
首先，是由?T用语的特点决定。惯用语属于口语层面，是比较大众化，人们比较熟知的一类语言，用起来自然简明，生动有趣，表义精炼准确。而我们教留学生汉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留学生用汉语进行交流和沟通。惯用语在口语中的高频使用使惯用语成为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中必然涉及的内容。
其次，不必教授过深。在我们语言教学中，对于学生掌握的程度，分为“能说、能写、能听、能读”四会标准。其中“能读”和“能听”属于输入层面中的理解的层次，而“能说”“能写”属于输出层次中运用层面。语言运用能说能写，其掌握程度自然比能读能听的理解层面更深入一层。而我们认为，对于惯用语的教学掌握，只需要停留在能听与能读的基础上，不必深入到能说与能写的层面。
这种教学程度的切分是源自两个层面，一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对带有文化含义的汉语言掌握的困难度；二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对异文化把控的能力。
我们在学习一门语言时，第二语言异于母语的特点是第二语言学习者的第一道难关。而语言中带有异文化特点的语言现象是第二道难关。如果由于带有异文化特点的语言，如惯用语，必须成为教学内容，那么，我们势必要降低对学习者的要求，将学习掌握目标降低到“四会”中的“两会”。这“两会”也就是输入层面的“能听”与“能读”，也就是学习者只要能听懂汉语使用者使用惯用语的目的，对惯用语的含义有所理解即可。
另一方面，与跨文化交际心理有关。当我们与一位异文化背景的对象进行交流时，我们会极力避免对进行陌生的文化表达。而当一个异文化背景学习者，使用地道的汉语惯用语进行表达时，即使他使用的语法、语义、语用都十分准确，本民族人员与之交流的过程中，在心理上依然会产生隐隐的排斥感。这种跨文化交际中的心理障碍提示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对于具有本民族文化的特殊语言现象，不必进行过度深入的教学。即能让第二语言学习者理解即可，不必要求学习者会说会写。
（二）教学方法
词汇意义的理解容易与否，国外语言学界以“语义透明”（Semantic Transparency）来说明语言单位的“整体意义”可从其“部分意义”上得出的难易程度。如果词汇整体意义可从部分意义上得出，语言单位的意义是透明的；反之是不透明的。在李晋霞的《论词义的透明度》一文中，将汉语词汇的含义分为四个层次，分别为完全透明、比较透明、比较隐晦、完全隐晦。完全透明，指词的整体义基本上等于部分义之和，如“食堂”；比较透明，指词的整体义不等于部分义之和，词的意义不能从字面上直接得出，但部分义像是整体义的“示意图”，指引着对词义的理解。如“红糖”“面貌”；比较隐晦，指构成要素的意义在现代汉语共时平面上难以识别，或者有的虽然可识别，但与词义没什么联系，它们基本上不具有词义示意作用，譬如“万一”“清明”等；最后一类是完全隐晦，指的是当所有构成要素都不大具有词义示意作用时，词义完全隐晦，如“连襟”一词。根据李晋霞的分类，我们可以发现，“走+N处所2”类惯用语属于完全隐晦这一类。而造成其语义隐晦的原因是“走”的转喻与“N处所2”的隐喻以及结合后的整体隐喻。
笔者认为，根据前文我们所梳理的该类惯用语语法、语义形成的过程，可以从字面义出发，一层一层地剥离其文化语义，露出其结构本义及构成词素本义，从而使学习者能快速掌握这类惯用语的含义。以“走后门”为例：
其他“走+N处所2”结构中“走内线”“走江湖”“走过场”“走独木桥”等的惯用语的语义揭示，也可以通过以上方法进行。
五、结语
惯用语是汉语中口头表达常用的一种语言结构，其语法语义的形成过程中带有汉民族文化思维的影响，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成为一个难点。我们通过对“走+N处所2”这一类惯用语的语法成因与语义成因的剖析，认为“走+N处所2”这种非常规搭配是在历时平面上是古代汉语状语后置的遗留，在共时平面上是句法生成提供的可能。在语义形成的过程中，“走”的转喻与“N处所2”的隐喻起了关键作用。在教学上，“走+N处所1”“走+N处所2”两种含义共存使用，为揭示这类惯用语语义从不透明到透明的过程起到过渡作用。
图2：
我们可以将其语法成因与语义成因的线索，应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去。对于惯用语本体规律的研究，是对外汉语中惯用语教学的基础。
（本文是教育部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5YJA740044]、上海外国语大学重大项目[项目编号：KX161076]、上海外国语大学导师引领研究项目成果之一。）
注释：
①文中例句均来自北京大学语料库（CCL）。
②这在金立鑫先生《从普通语言学和语言类型角度看汉语补语问题》一文中对语义与语法成分的关系及次要语法成分与主要语法成分的发
生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载于《世界汉语教学》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