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1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4-0013-06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然而，从2012年起转为中高速增长，2012―2015年经济增速分别为7.7%、7.7%、7.3%、6.9%”[2]（张卓元，2016）。目前，“市场需求总体偏弱，产能过剩问题突出”[3]（朱剑红，2015），“?^去那种“排浪式”消费已难以为继”[4]（张艳涛，2016）。例如，国产商品持续遇冷，而进口产品则严重脱销，就是供与需错位的一个微观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在多种场合中不断强调‘供给侧改革’”[5]（胡鞍钢，周绍杰，任皓，2016），对当前经济转型升级有着重大推动作用。在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速趋缓的背景下，分析供给侧和需求侧在经济增长中的矛盾和表现，对“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改革，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提升。”[6]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次级产品堆积与有效需求消减
时至今日，传统经济的诸多瓶颈日渐显现。第一，落后产能难以离场，次级产品严重滞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各个时期中，私人有很多浪费，政府也有很多浪费”[7]（P317），而过剩产能就是这些浪费的综合表现。生产力日新月异，催生各种新型能源的出现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在诸多行业形成落后产能。然而，在短期内淘汰这些产能难以成为现实。落后产能衍生的次级产品在惯性下持续流出，但由于市场的更新换代从未间断，诸类产出又不容易消化，其次级成品处于严重滞销状态。第二，短期性趋利心理，厂商盲目扩大生产。一般而言，生产厂商对于短期暴利“情有独钟”。为了获取利润增长，厂商往往在市场需要初现时，大量扩充规模，不惜一切代价突破生产容量。通常情况下，基于市场的不确定性，供与求其实是瞬息万变的。在短期内如此，更何况厂商对于市场信息往往“后知后觉”，其生产决策往往滞后于现实变化。留恋于短期暴利的厂商势必付出惨重代价。第三，消费需求冷漠，生产厂商“遇冷”。次级产品质量处于劣势，人们对其持保守和排斥态度。即使在经济社会不够景气的前提下，部分消费者宁可选择少消费优质产品，也不会降低水准采购劣质品。如此，生产厂商与消费者的市场信心“两败俱伤”。生产厂商在扩大次级产品生产链的同时，给生态带来诸多隐患，使公众对其更为反感。并且，基于自然资源的有限及其稀缺性，劣质品和过剩品消耗的生产资料也进一步挤压了优质品的生存空间。
（二）有效供给不足和优质性缺失
无效供给，就某种意义而言，是次级产品饱和的实然状态。第一，厂商过于理性，阻碍供给“质量同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厂商为了谋取自身更高的利润，往往会采取不合理地控制成本或无条件地提高劳动效率的策略。实际上，生产者作为“理性人”的一种，出于其动机维护自身效益也属正常。但在其大幅削减成本和盲目提升效率的同时，产品质量可能停滞不前或呈现倒退态势，即趋近于或低于合格的临界点，陷入了次级产品的生产陷阱中。第二，过剩产能饱和，资源配置不佳。资源，因其稀缺性或短期内不可再生、获取，成为生产厂商竞相追逐的对象。然而，在我国目前的钢铁、能源和纺织等经济部门中，却滞留了大量的落后产能。相对过剩的产品堆积，是资源极大程度闲置与浪费的表现，意味着稀缺的生产资料被“放错了位置”。第三，消费情绪弱化，无效供给堆积。日常生活中，优质产品缺失，将为广大消费者所诟病。基于市场中充斥着大量次级产品的现状，消费者情绪低落，购买欲望弱化。对于次级社会产品而言，消费者对其抵制和排斥无疑是“雪上加霜”。由于次级产品长期无人问津，基于生产者对市场信息把握存在滞后性，盲目地保持或扩大生产规模，势必形成大量无效供给的堆积。
（三）供需实差损耗及其负面转移效应
在西方经济学中，“看不见的手”受到了极度的推崇。第一，市场供需错位，“看不见的手”失效。从根本上来讲，市场调节并非万能也无法永恒，其劣根性仍难以依靠市场自身消除。当市场失灵时，若政府不加以干预和有效介入，势必引起更大范围的破坏，以及更为严重的经济失衡。第二，产品供需脱节。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科技与生产力发展迅速，若想保持供给与需求的有效统一绝非易事。消费市场中的偏差，表现为有效供给的严重不足和无效供给的长期堆积，以及有效需求的难以满足。供给与需求在一定范围和领域内的脱节已然形成常态。进而，这种常态势必导致一系列恶性的循环往复，并最终消磨经济增长的活力。第三，供需形成实差，损耗转移致消费受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论述，“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8]（P645），同样可以借鉴到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当中。实际上，陈其人（1988）早就指出，“货币相对价值低就是物价水平高，相应地名义工资也高”[9]。但是，在物价水平居高不降的条件下，名义工资的上升并不等同于实际收入的变化趋势。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均衡，会带来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的实质偏差，而后转化为损耗，再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原本收入并不高的消费者负担加重，等于进一步间接地削减其实际收入。长此以往，消费因民众购买力不足而受阻。 二、内在成因：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市场失衡
（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特性隐现
“现代市场是一个自我调节的分配机构”[10]（P76），但这种调节并不是永恒的，也不可能在一切领域或范围内生效。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忽隐忽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论述，“资本……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8]（P306）。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寡头资本那般贪婪，但其逐利性也已渗入某些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当中。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厂商的利益动机明显。生产者“也同样”遭受到资本逐利性的异化，若不加以干预和消解，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若隐若现，可能导致生产以逐利为目标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第二，资本积累的动机贯穿市场经济全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两级分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8]（P743-74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营经济资本积累的膨胀，必然导致生产的无序状态，势必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第三，经济危机发生可能性的客观存在。一般认为，经济危机植根于经济社会资源的私有当中，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定产物，人们将其排斥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外。但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暂告一段落，经济社会步入稳定增长的“新常态”。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金融市场的波动和房地产经济的动荡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换而言之，只要是市场经济，经济危机都有其存在和发生的客观可能性，既然如此，讨论经济危机，恐怕只能局限于时间、范围和程度等方面的探讨，并非是与否的问题。
（二）开放市场环境下各部门竞争及其后果
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夸大市场的作用，“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1]（P27）。而马克思则从资本的两重性角度分析了资本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一方面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11]（P927-928）。第一，效率提高，厂商追加生产资料，生产周期性过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量相对减少”[8]（P718），即可变资本变化较小。在机器化设备和劳动者效率同时进步的前提下，企业主或生产厂商为提高剩余价值，必然采取追加生产资料等不变资本的手段，扩大生产规模，以求获取更多利润。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的部分产能必然趋于饱和，形成更多的无效供给。第二，科技求新，电子化取代失业人口，消费需求受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阐释了“相对过剩人口”[8]（P725），他还论述了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比如“甚至马尔萨斯也承认过剩人口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是必要的”[8]（P730-731）。经济社会始终向前发展，科学技术也与日俱增。企业主或生产厂商为了追求其利益的永续增殖，会不断提高其在社会再生产中的总投入，并将其追加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当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剩余价值率m/v=剩余劳动/必要劳动”=m′（m′为剩余价值率，m为剩余价值，v为可变资本）[8]（P251）。例如，假定在原有生产条件下，2016年某厂商生产某批器皿的剩余价值率m′为27%，其m为27万元，c（不变资本）为150万元，v为100万元。为谋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在既定条件下，若2017年厂商通过提升劳动效率来缩减v的投入，v的节省意味着总投入的降低，且间接获取更高的m′和m。即使其下一年扩大生产规模追加总资本投入，基于对厂商追逐剩余价值的考究，为保证剩余价值率m′的最大化，在社会产品供给方追加的总投入中，v的增加值依旧会比c小。企业主或生产商加大对生产资料方面的投入，并不断减少其人力成本占比，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必然出现的相对人口过剩问题。失业人口由此生成，大量劳动力闲置。其在一定时期内，又丧失了进一步生产劳动的能力，劳动力及其后代繁殖遭遇瓶颈，社会消费总需求也就必然缩小，有损于社会总供给的消化。第三，近些年来，市场经济受挫与部分失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12]（P997）。观察我国当下现实经济状况不难发现，我国部分行业或领域的市场供求已经陷入一种极端失衡状态。从微观基础分析，对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无序追求无疑是当前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营主体的恣意竞争，是市场供给与需求“失衡”的一个直接原因。
（三）“资本霸权”场域中道德话语权弱化
在任何场域下，都有主导在场以及次要退场之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如此。第一，资本称霸使正义“入场”举步维艰。在资本称霸的场域下，利益追逐成为唯一目标（社会主义某些领域同样可能出现）。资本以其强大的吸附能力，给社会伦理与正义带来挑战。当社会主体都开始“唯利是图”时，资本其实已经开始“入场”，绑架并使某些人饱受异化。在此条件下，伦理与正义在一定程度上逐渐“退场”。若社会丧失伦理与正义，必然陷入以金钱作为评判自我价值标准的漩涡。企业主与生产厂商作为社会主体的一部分，其本质仍然是自然人，受到“资本称霸”的影响，最终极有可能走向盲目逐利的无序生产极端。第二，“道德失声”[13]，利好使人趋之若鹜。道德是存活着的人言行举止的基本原则，也是法律之上的另一条底线。?Y本主义条件下，某些企业主或生产厂商为谋求自身利益的迅速提升，不惜一切代价达到暴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失声”危机同样存在，少数企业主或生产厂商罔顾消费者利益，将社会诚信抛却脑后，盲目扩大生产，制造次级产品，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健康。第三，趋利避害，核心价值观念面临风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信仰使人得救”[12]（P670），当前我国社会中的信仰，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资本至上的完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与人之间仅存在“利益链接”，而毫无基本的信任可言。生产厂商和经济部门彼此之间似乎只剩下“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受此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个体或小集体之间的趋利避害现象日趋严重，势必对当下公众的“信仰”（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巨大冲击。道德失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弱化，对于生产者和经营者而言，在生产无效供给等方面，显然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三、策略的运作：供需结构性优化与市场调适
（一）基于供需的结构性优化
1. 供方规制。“交换显然用买和卖的办法”[14]（P62），有效交换则与供需均衡相互对应，因而加强对买方与卖方的调适十分必要。第一，生产资源领域的供给规制。当下的资源控制，应当包括作为原材料和作为生产资料的消费品等领域中的资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解释了社会产品成为生产资料的可能性，即“如果一个生产部门的产业资本为其他生产部门提供生产资料，那么，也会发生一个产业资本家（以订货等形式）直接出售给其他许多产业资本家的情况”[15]（P128）。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困顿状态，当务之急是从源头着手，对市场流通的资源进行控制。但是，此处所指的资源控制，并非从根本上垄断资源，或事无巨细地强行派售，否则就本末倒置了，此处的资源规制应是极具前瞻性的规划、引导和扶持。凡事都有限度，若对各个行业资源配置的干预超出适度范围，势必引发更为强烈的抵触，从而消解生产厂商的积极性。第二，消费生产的规制。消费品的供给，关系着社会成员安居乐业以及国家和谐稳定，如果不能实现消费品的有效供应，后果将不堪设想。当然，消费品的供给又包括无效供给和有效供给两个方面，而供给与需求的无效对接，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第三，金融领域的供给规制。作为市场交换媒介的货币，同样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约束，需要得到合理的配置。当然，在金融领域里，不仅要规制现实中的货币供给与流通，还要加强对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市场监控，对游离于现实与网络中的游戏币、股票和债券等进行有效调节。在互联网和大数据高度应用的今天，各类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若不对这种进程加以规制和有效引导，金融市场的繁荣与稳定就会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2. 买方导向。目前，就确保市场的有效需求而言，加强对消费的合理导向就是一个迫切而现实的问题。第一，以人性思想为导向基础，使人真正走向自我。在引导人们合理消费之前，需要做好前提性工作，为后续推进夯实基础。就某种程度而言，人的思想绝对统治着整个精神世界，因为任何行动在精神王国里都曾或能够有所实践。在学术界的历史上，对人性的考量从未终止。正常情况下，任何人都趋向于满足和完善自我，此处主要探讨人们消费之前的思想。在人们的消费策略付诸实施之前，就矫正其攀比、享乐和变态刺激等不良心理，是从根源上预防“虚假需求”[16]（P68）和“异化消费”[16]（P66）的重要手段。第二，强化行为战略导向，唤醒人的本质需要。尽管“行为未始”思想必先行，但所有理念只有在实践后方能发挥实效。对于被扭曲的消费者行为，必须在加强人们消费理念导向的基础上，制定出切合实际并指导行动的战略方针。而科学的战略方针，作为先进思想的跟进，对于人们是否以自身的真正需要为消费目的，具有极佳的正面导向效应。只有唤醒人对其自身所需社会产品的真正需要，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会偏离既定的发展轨道。陷入异化、丧失人性的消费，实质不是真实的消费，极有可能导致社会走向“病态”。因此，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极为紧迫和重要。
（二）基于市场的战略性调适
1. 摒弃传统思维和新自由思潮，推动发展理念再造。部分学者和商务人士的固守己见和墨守陈规，是市场经济模式推陈出新的最大阻碍因素。第一，突破原有思维范式，极力杜绝盲从行为。目前，固有的思维范式及其引领的商业行为模式，在旧机制下瓶颈凸显。对于社会产品的无效供给，如不及时加以干预和控制，必然对社会主义生产和消费带来更多的弊端和隐患。在调节社会主义市场供给时，加大对原有思维范式的突破力度，从各个角度、不同时期和诸多层面出发，推动发展理念的改造和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必须致力于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和理念，进行商业行为模式的革新，从而高效、正确地引导社会生产和消费步入理想与理性状态。第二，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强化调适机制介入。近些年来，以美国和欧盟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缓慢，自由主义经济的增长遭遇瓶颈。事实上，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制度，如果市场自发调节是完美的，那经济的停滞、萧条和危机也将不复存在。然而，就目前的经验来看，任何意识形态社会的事实都与“完美主义”恰恰相反，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和范围内遭遇过经济萧条。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警惕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加强宏观调控，要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和供求失衡的深层次原因，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 新型大数据生产力，精准匹配供需市场。生产力在时代变革中扮演着“先锋”角色，它不仅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带来生活方式的变革。第一，以互联网发展共享经济，引领行业新兴风尚。当下，互联网已经融入千家万户和各行各业。基于“共享发展”理念的引导，植根于互联网的突出优势，大力推进分享型经济模式的前行是新时代下的利好导向。信息化手段方便快捷，各种虚拟和实体资源依托于互联网的高度流通，在不同生产厂商或经济部门之间高效流动。退而言之，即使资源并未在第一时间内对号入座，基于信息化手段的快速反馈和便捷调动，相对于传统市场经济中，依靠市场长期性自发调节为主的方式，其仍然颇具优势。第二，用信息化手段连通供需双方，充分带动其正向效应。基于互联网下的大数据分析，可以获取大量来源但不限于公众网络行为的信息。面对高速连通的互联网以及由此衍生的大数据分析，诸多产业都面临着被革新和颠覆的可能。但是，在互联网的高速推进下，这类颠覆在推动大数据进一步发挥其新型生产力作用方面，具有正向刺激效应。第三，着力推动大数据分析，精准预判市场供需走向。例如，根据人们在网络中的消费行为，可以分析出消费者偏好，以及市场中社会产品的供需现状。此外，还能统计出某些行业的市场经济走势，以及社会产品的饱和程度，有效破解无法准确把握市场供需信息的难题。
3. 新战略与理论并肩，合理地分配消费品。成功的践行模式与先进思想总是息息相关。第一，理论探讨与科技研发同行，夯实基础并提高效率。基于大数据的视角，需要不断加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探讨，与此同时，在关乎互联网优化的科学技术方面，也要同步发力。良性的理论探讨，有助于实践的进一步推进。对于大数据和互联网的相关研究，为新形势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创造及其实施夯实了基础。而加??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又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有效率。第二，依托预判的供需走向，制定编排策略，引导产品的有效供给。根据大数据分析后，可以得到精确的供求情况，以及社会产品的饱和程度。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于数据的汇总和研究，在此基础上，获取更为精准的反馈。根据所捕获的供需情况，对这些数据进行排列组合，可以将人们划分到不同的消费层次。随即，对不同层次的需求进行综合分析，制定出切合实际、却不“走马观花”的战略，付诸实施以扩大社会产品的有效供给。第三，基于消费者的视角，推动供需高效对接。亚当?斯密是重视维护消费者利益的经济学家。就消费者的立场而言，为了保证其最佳效益，应极力促进社会产品的供需均衡。对于消费者来说，促进供需的有效供给，至少有两个最根本的利好：一方面，有效的社会供给必然创造相对较多的优质产品，在满足消费者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社会产品的有效供给，在相当程度上规避了生产的无序状态，无效供给失去存在基础，资源耗费转嫁给消费者的损耗负担也将不复存在。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进行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经济中的深层次和中长期问题”[17]。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中国经济在全球大萧条的背景下，增速趋缓甚至面临着持续下行的可能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买方为需求，卖方则为供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年产品，……，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15]（P435），因而，对各类消费品的供给研究至关重要。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念问世以来，学界对其做出了广泛的解读，但就目前而言仍有待深化。显然，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跨越式发展，都与科技革命相伴相随，互联网手段与大数据分析的发展进程加快也带来重大机遇和挑战。从根本上探寻优化路径，协调联动地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和长效发展更为重要，也印证着提出“供给侧改革”新理念的初衷。在马克思开创的理论中，蕴藏着解读当今现状的宝贵能量。基于对《资本论》等文献的研究，以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的相关理论为基石，结合互联网下的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技术优势，对新常态下的市场供需空心化问题进行研究，并应用于消费品分配问题，致力于实现新形势下的供给侧结构性优化，促进市场供需的高效对接，可为经济社会“强心助力”。基于对供给侧优化的思考和实践，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适是一种颇为宝贵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