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52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3.011
一、社会影响力的定义
摩根大通（J.P. Morgan） 和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 在2010 年的一篇合作研究报告《影响力投资： 一种新兴的投资类别》中首次提出将影响力投资区别于其他投资类别，将其认定为一种新兴并且正在面临融入主流投资界的投资类别。[1]社会影响力投资中的“影响力”英文是Impact， 直译为冲击、影响之意，之前有将其译为“社会效应投资”，也有译为“社会效益投资”。笔者认为，译为“社会效应投资”或者“社会效益投资”会与之后提及的“社会责任投资”容易混淆，而Impact 本意不限于指出投资行为所能产生的社会正效应或效益，更意指投资行为对解决社会问题的高效，从而产生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因此，笔者认为译为“社会影响力投资”更为贴切。所谓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保证传统意义上的财务回报收益基础上，为了高效解决教育、环境、资源等社会问题，创造出有利于社会环境的正面效应。[1]换句话说，衡量社会影响力收益的不仅仅是传统财务回报收益还应包含其社会投资多带来的社会正效应，并且这种效应是可以被测量出来的。根据摩立特学院（Monitor Institute） 的一篇报告中对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分类，笔者从两个不同侧重角度进一步给出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定义：
（一）从财务回报角度出发，社会影响力投资可以预期
社会影响力投资是可以采取有利于社会环境正面效应的投资方式，是可以测量的。既然这种财务回报是可以预期的，并且把这种预期作为首要决策要素，那么相应的回报率也会比较高，有多高呢？一般接近或略高于市场投资回报率。
（二）从社会价值角度出发，社会影响力投资可以测量社会环境正面效应
社会影响力是可以追求带有投资财务回报性质的投资形式。但是，跟财务回报的社会影响力投资不同的是，它并没有把预期的财务回报作为决策的首要要素，相应的回报率的要求也相对较低，有多低呢？一般低于市场投资回报率。之所以从不同侧重角度将影响力投资进行分类，是鉴于目前投资界不同机构对于社会影响力投资这一新兴投资类别的认识存在细微的差别，然而这种差别产生的根源是由于影响力投资所蕴含来自慈善公益和金融投资双重构成要素。比如作为市场化的金融产品，财务收益肯定是重要的指标，而作为慈善资本的投资，投资者可以接受负性的财务回报，并把其视作免息贷款或者捐赠。笔者按构成要素将社会影响力投资细分为两类，旨在完备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定义。因为社会影响力投资是英文的直译，在中国并没有认知的基础，这样的新概念容易与其他概念混淆。所以，我们对社会影响力投资与其他投资方式进行对比。
二、中国社会影响力投资者构成
（一）非公募基金会
基金会曾是私人不能涉及的禁地。然而，国务院法制办和民政部自2000年开始修订《基金会管理办法》，完成了《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 年6 月1 日，新条例实施：这一年被称为中国基金会的转折之年。在新条例中，以公民个人或者企业名义创办的基金会被鼓励发展。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截至2012 年8 月20 日，基金会总数达2747 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259 家，而非公募基金会已经超过公募基金会的数量，达1488 家。[2]私募基金会的创办人通常都是高收入人群，而这些人群也是影响力投资在亚洲的主要来源，并以企业家和投资家为代表。在整个亚太地区，这些人的投资高达$8.6万亿。[3]由私人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可能成为中国慈善市场将最具规模的一股力量。那么这股力量该如何利用？它们与商业的交叉开始被社会注意并引起讨论。由汤敏、茅以轼、吴敬琏等知名经济学家发起的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成立于2010年11月，基金会团队之前已经在扶贫工作、农民工培训就业、农村微型金融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上海盛立基金会于2012年3月，由上海国盛集团原董事长，原上海民政局局长施德荣先生连同其他企业家发起。在盛立的使命阐述中，点明了专注于培育、支持社会企业成长。这样的一种公益创投方式之所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因为它打破了政府全权掌控的局面，引进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通过竞标来服务社区。然而，这样的新理念所配套的一系列从立项到竞标再带审评的复杂流程让许多政府官员感到陌生。
（二）境外基金会
无论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还是公益创投（VenturePhilanthropy），这些概念都是源自于欧美。近几年来，许多境外社会投资机构，尤其是那些运作成熟、理念先进的，逐渐地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市场的不少空白。比如福特基金会、香港心苗基金等。
相比较国内本土的对影响力投资和公益创投有涉及的各机构和基金会而言，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境外机构从理论到投资实践都有比较清晰具体的定位，然而因为法律身份以及资金来源的渠道方式等因素，他们将来在中国内地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策略规划仍然需要不断调整变化。
（三）私募股权基金
在社会影响力投资中，也开始有私募基金的身影。香港投资机构Avantage Ventures（以下简称AV）也通过自己的网络成立了浩盈投资。除了为社会企业提供咨询，通过浩盈投资这个机构，AV 投资于那些既能体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又能可持续财务运营的社会企业和非盈利组织（三重底线标准）。[4]AV 的投资目的是寻找方法把它们和主流金融市场联系起来。AV 结合战略咨询、商业银行、慈善风投和私募资金等的工作方式表现了一个影响力投资者的基本元素构成。 （四）商业创投
2011 年3月出台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中国政府特别强调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性，特别是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建造一个低碳化趋势。而国内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也是成为中国创投界的标杆是社会责任投资机构青云创投（TsingCapital）。青云创投致力于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三重底线”，因此它主要投资一些新兴的领域如：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生态农业和清洁生产领域。当然，青云创投也追求经济回报，并且这种经济回报持续而稳定增长。青云创投目前管理着四支境外美元环境基金（6 亿美元）和二支境内人民币清洁技术基金（10 亿人民币），成功投资了39家企业。然而青云创投更愿意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社会企业责任”（CSR） 投资者而不是影响力投资者。其实不难看出，青云创投从理念到结构是传统到新兴影响力投资的过渡性机构。而其他主流的传统商业风险投资机构，比如KPCB， 霸菱亚洲也正在积极摸索中国的影响力投资的市场和机会。
（五）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
如今用商业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理念也影响着大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方向。之前提到的公益创投概念就被一些大的企业扩展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发展规划中来。比较有名的有联想集团的公益创投计划：第一期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资助了16 家民间公益组织，发放近300 万创投款。同时联想的管理团队成员也参与进来，为公益组织提供诊断和战略咨询。与联想创投竞赛类似的还有海南航空举办的“海航集团社会创新创投竞赛”，大赛邀请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企业、NGO、NPO、学生团体及社会个人进行自由组队，针对海南内的社会发展问题用商业办法来提案和创意。[5]而这些公益创投比赛还仍然停留在捐赠扶持的性质，并无经济回报的期望。企业社会责任最有效的投资方式之一被广泛认为是对自己产品相关生产供销链上的投资。这样的投资方式不仅能够用来解决社会问题，还能够提高自己产品链上各个环节的质量，达到经济创收。比如2007 年，在“世界水日”，美国星巴克咖啡公司宣布通过赠与亚洲（Give 2 Asia）基金，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460万元人民币，以支持一项名为“水?妇女?健康与发展”的水教育项目来改善当地的卫生环境。[6]作为企业，影响力投资如果既能与社会发展如环境保护、关怀弱势群体、文化教育等相关又能够增加自己产品链的竞争力，则是经济回报与社会效应回报双收的模式。如何开发这样的投资方式，调动资金以及相关人才组建成一个专门的团队或商业部门将是本土大型企业以及国际企业在中国未来可研究的方向。
三、中国社会影响力投资面临的挑战
影响力投资的理念虽然非常的新颖，在过去的几年，大陆的市场也产生了许多的投资实践，中国影响力投资市场的主要挑战就是社会创业家的挑战。社会创业家相对背景年轻、更偏公益。中国的社会企业，属于发展的早期，很多组织都在初创期，规模小、运作成本高，团队比较年轻。比如循绿 GIGABASE 一家上海的环保建材信息数据库公司，最初只有 2 个外籍设计师，他们商业组织的运作并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是网站开发、维护都是非常消耗人力和财力的，这还不包括整个企业的推广和业务开发。在英国文化协会推动的社会创业家技能培训中的许多学员都是公益背景、专业技术背景出身，对于商业管理和运作都不熟悉，自然在建立一个企业，管理团队会遭遇许多的困境。不容易权衡利润和影响力。虽然，普遍都认同社会企业把社会目标放到首位，在实际和社会投资者的互动中，社会企业对于利润和影响力的权衡反而会模糊起来。有社会创业者反映：影响力投资的理念其实并没有那么吸引人，因为突出影响力三个字会让人以为需要承担损失更多的利润回报的可能。但是除非你能向投资者表明，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是有社会效应的，我们能创造收益。这实际上很难得，面对使命中的影响力，往往会对利润的要求有所放低或者牺牲。社会企业家的自我意识尚不强烈，在中国有许多创业者，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企业家，他们只是做着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或者实践一种使命，对于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产生了创新的做法。虽然名号不是很重要的光环，但是启发这些人的觉醒，可以更好地建立社会创业者的联盟网络，协助这些人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影响力投资，摆脱孤军作战。
四、发展中国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建议
（一）发展社会影响力投资产业基础
建立配套的产业链条，多方协力合作。社会影响力投资的主要对象社会企业在中国处在初步发展阶段。社会投资环境要成熟，要像发展商业一样，建立配套的产业链，满足被投资机构发展的不同需求。社会影响力投资者需要从产业和社会企业结合的角度出发，协助社会企业寻找跟主流的商业企业结合的合作模式，需要联合社会各界，政府、学界、企业界，包括发展咨询中介、社会企业孵化器、社会投资、 社会企业联盟协会等各种机构，大家一起努力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特别是要借助已经有的渠道和平台去扩张自己的影响力，而不是和主流的商业企业在同一个市场去竞争。发展有效的社会影响力测量的指标体系。如果社会影响力的指标能简单、清晰地表述，社会影响力投资就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在目前，投资公司自己使用各自的测量方法，或者让被投资机构自陈表现，容易造成更多主观判断的误差。 发展第三方的影响力评估机构或者第三方的指标体系是更值得提倡的方向，其目标是形成不同行动者的共识。社会影响力的测量应该成为投资者和被投资机构首要关注的测量指标，是社会影响力投资区别于其他投资的核心。促进影响力投资的宣导、研究和教育。影响力投资对于很多人还十分陌生，但是影响力投资本身并不是非常复杂的概念，我们建议通过知识领袖和教育，对推动影响力投资的宣传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社会影响力投资者与专业的研究机构、媒体、非政府组织合作，进行实践或者政策课题研究，研究国内外优秀的社会影响力投资案例，社会影响力评估方法，以及政府政策动态。在研究的基础上，举办业内公开的交流活动，邀请媒体的参与，一同分享案例和经验，弥补不同参与者之间的认知差异，推动政府在影响力投资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可以在发展影响力投资起到重要作用，特别在中国的环境中，政府的推动往往是市场的风向标。政府可以在吸引社会影响力投资、税收政策制定、社会影响力标准设立、调整各政府部门关系有所作为，也可以通过一些试点，通过建立社会创业的园区，引入社会影响力投资。积极的信息是：笔者发现越来越多的政府采取了公益创投的模式，比如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让社会组织或者企业参与到社会服务中。 这种“购买社会服务”的竞标动作透露民生领域是政府可能愿意向社会投资开放的领域。 （二）发展社会投资者
吸引更多资本参与到社会影响力投资。主流投资市场容量很大，如何吸引很小一部分的资金进入社会影响力投资领域，也会创造很大的绝对值。我们建议首先，可以对大的机构投资者传播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商业案例，促进他们整合非财务要素进入整体的投资策略和组合。其次，对慈善家和中国越来越多的非公募基金会进行培训和教育，让基金会的管理者认识到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鼓励他们采用更战略性和结果导向的慈善方式，丰富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方式。社会影响力投资需要特别的技术，需要人才和智力的支持，虽然国内多数非公募基金会仍然是以捐赠为主，还没有完全接受影响力投资的理念，它们越来越着重向国际慈善基金会的透明化标准、规范操作靠拢，这为未来影响力投资提供了启示。其中目前资产规模最大的公益慈善基金会是河仁基金会。具有中国公益慈善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是：这个基金会是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通过捐赠福耀集团3亿股股份成立，而福耀集团是由其与配偶、子女共同持有的。[7]该基金会因为其在资金规模和制度上的创新，使得其在今后进行投资方式的创新可能性被看好，即使其目前的运作模式是委托其他慈善机构开展项目再加以监督。如果政策支持，由国际化的操作标准作为范例，再由私人及企业的自主性加强后，这类基金会可以像著名基金会如GatesFoundation， Anne E. Casey Foundation 等学习，辟出资金作为rogram-Related Investments （PRI） 真正参与影响力投资的实践。同时，单纯的资金注入，在社会企业发展初期，并没有实现它的效果。有远见的社会影响力投资者会发现被投资机构在管理能力、社会网络方面存在挑战，并根据需求提供非财务方面的支持。被投资机构和投资机构应学会磨合。投资者和被投资机构不必然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得到国际社会企业奖的深圳残友集团， 2000年成立之初，是由共同喜爱电脑的5对残疾人，以电子竞技小组的形式发起，如今发展成为拥有二三十个子公司的公司集群，3000多位残疾员工、各项福利制度齐全的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