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3.021
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范畴，其影响无论是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广泛而深刻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个词语，但全球化思想却早就蕴含于他们发表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有关各国的政论性文章中。这些文章明确提出并深入研究了全球化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世界历史”的思想。“世界历史”概念和当前的“全球化”概念虽然在时间上相差百余年，但二者在本质范畴上大致相近。该文本最先论述了全球化的基本思想，探讨了全球化问题的根源核心。这一“世界历史”的思想随后在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得到进一步发挥。随着工业革命的推动和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世界交往日益扩大。“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1]88他们通过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和前提条件等因素的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思想的发端。
一、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思想延展细化的背景分析
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突飞猛进，资本的发展促使世界政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1825年自英国发生世界首次经济危机以来，1857年后世界性经济危机时有发生。经济危机爆发促使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为转嫁危机，在国内采取延长工人工作日等方式剥削工人，在世界上则不断扩大殖民地和推行不平等贸易，对殖民地国家进行压榨剥夺，进而引起国内工人要求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的工人运动和广大殖民地国家的反抗压迫剥削运动。1851年至1862年，正是欧洲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时期。这些国内外事件的普遍发生，促使马克思通过经济眼光分析政治问题并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危机的普遍性发生为线索进行深刻分析。当时马克思生活非常拮据，出于谋生的迫切需要和借机向公众阐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马克思、恩格斯自1851年后的十年间，以《纽约每日论坛报》为阵地，撰写时评和政论文章500多篇（均以马克思的名义寄出，包括部分未被采用稿件）。《纽约每日论坛报》是由贺莱士?格里利于1841年创办的以宣扬空想社会主义、开发美国西部和反对奴隶制的宣传等社会改革运动著称的商业性报纸。马克思、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所发的系列文章中，其思想内容既具世界眼光的宏大视野，又有对具体事件梳理把握的深刻洞悉，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有机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与殖民地扩张实际的深入探究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和他们对华贸易的压榨行为进行了无情揭露，并声援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讨论国际政治、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暴力革命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或主张，为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思想的延展细化提供了丰富素材。
二、透过经济危机发生的普遍性来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
1857年，西欧和美国爆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处于经济危机中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同时陷入了在亚洲的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大规模的民族反抗战争。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世界上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以及他们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经验，通过科学分析和严密论证得出，危机的普遍发生势必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进而引起社会革命的发生。1857年11月～1858年2月期间，马克思发表了《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和英国的金融危机》、《英国的贸易危机》、《法国的经济危机》、《欧洲的金融危机》等文章，分析论述了欧美各国经济危机的性质、特点以及危机的根源，并形成一些理论概括。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马克思通过全面了解世界工业和贸易的状况，深入研究世界出口和进口的比值，仔细考察作为世界金融市场中心的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的变动，经常观察成为欧洲投机狂热中心的巴黎证券交易所的有价证券行情的涨落，探究黄金比白银贬值以及白银在19世纪50年代从欧洲流往亚洲的原因。这一切使马克思能够早在危机前的扩张时期就完全准确地预见到普遍危机的必然性，而且还预见到其发展的特殊性。这次经济危机在欧美各国普遍发生，马克思对一些主要国家经济危机的特点作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英国是这次经济危机的中心，危机的进程是从工业危机发展到商业危机，其《英国的贸易危机》一文就是关于这一危机观点的主要体现。他进而通过考察分析得出：“欧洲危机的中心至今仍然是英国，但是在英国，正如我们所预见到的，危机的性质已有所改变。如果说，大不列颠对我们在美国出现的崩溃的反应最初表现为金融恐慌，随之是产品市场普遍萧条，最后才出现制造业的衰退，如今则最上面是工业危机，最下面才是金融的困境。”[2]501关于路易?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国情形，马克思在《法国的危机》中写道：“普遍危机甚至在目前阶段也已经影响了法国，其表现形式是同它与美国、英国和汉撒各城市的贸易关系相适应的，即表现为慢性衰退。”[2]515马克思透过人们认为普遍一致的危机表象，通过科学分析，发现了危机在各国表现的差异性特征。 （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
19世纪中期，随着机器工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和运输业革命的带动，促使新兴国家和新兴部门逐渐卷入国际商品流通中来，推动了资本市场不断突破一国或地区向世界市场发展，并由此促进了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大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急剧扩大的世界贸易也由此成为自1850年开始的周期性高涨的最重要特点。这一时期，较之于美国生铁产量的长期停滞徘徊和棉纺织业的慢速增长，英国生铁、铁轨、机车、棉布和其他制成品的进口却突飞猛进。因而在英美两国的贸易中，英国产品在美国市场占据优势并阻碍了美国冶金业和棉纺织业等当时重要工业部门的发展。再加上美国的银行、金融公司和工业企业随着危机的爆发而大量倒闭，仅1857年一年就有近5000家企业破产。美国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形势的恶化，归因于粮食生产过剩和粮价、粮食出口下降，以及英国工业品的激烈竞争等诸多因素。与此相关的是，英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美国危机的冲击。由于当时美国银行、铁路、商业公司的资金主要由英国提供，美国这些公司的大量破产也使英国的投资者持有的有价证券急剧贬值，损失惨重。正如马克思在《英国的震荡》一文中指出：“英国人在国外，无论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美国，都大量参加投机活动，而在本国，他们的过剩资本主要投于工业企业，所以目前这次动荡比以往更加带有工业危机的性质，从而震撼了国家繁荣的根基。”[2]487同时，对于英国自由贸易派以自由贸易原则作为防治危机的万应灵药的观点都有尖锐的批评。马克思阐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妄想找到防治危机的丹方只是白费气力，驳斥了他们关于1857年危机以及一般危机的起因的简单化的庸俗说法，同时做出了关于危机理论的重要结论。马克思指出：任何危机的真正原因都不是像自由贸易派所说的那样在于过度的投机和信贷的滥用，而是在于资本主义本性所固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危机“是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3]607
（三）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规律
马克思阐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既有一般规律性，又同时带有一些特殊的规律性。马克思在《英国的贸易危机》中指出：“尽管有过去的种种警示，危机仍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规律的重新出现”。[2]501说明了英国的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特征的一般规律。马克思还指出了危机的性质：与以往经济危机表现不同的是，大规模投机企业的出现和与之相联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的存在，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他认为：“它的最后爆发，无论就状况的强度或涉及的范围而言，都将要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危机。”[2]483 1857年这次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英国和欧洲大陆，并引发了一阵又一阵的破产浪潮。马克思关于欧美等国1857年经济危机的考察分析可以视为是局部性的全球化，而相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进程而言，这次危机却是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点的普遍危机。
显然，通过马克思关于上述欧美等国经济危机的对比考察分析和把握梳理可知，马克思关于这一时期的危机论断已经蕴含着全球化思想，其所形成的一系列观点也属于全球化思想范畴。这些思想观点不仅对他此后的经济危机理论有重要影响，同时也为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造提供了重要素材。
三、无情揭露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内政外交政策
在1848年至1849年革命失败后，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蓬勃高涨，另一方面，黑暗的政治反动横行欧洲。这个时期的最重大事件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1857-1858年世界经济危机，它席卷了所有欧洲大国和美国。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文章，无情地揭露了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反动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关于英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着重指出，英国的统治集团非常害怕在东方问题上与俄国冲突，因为他们担心这种冲突会转变成欧洲整个大陆的革命，这样就很容易在大不列颠的人民群众中也引起反应。英国的全部外交都反映了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尖锐地揭发出英国统治阶级外交的传统特点：两面三刀、借刀杀人、在欧洲的多次危机中恶意挑拨、对同盟国背信弃义。马克思在把帕麦斯顿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客的比较中说明，他是腐朽、反动势力的代表。由于处于经济危机中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同时陷入了在亚洲的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大规模的民族反抗战争，正遭受着危机的英国将带来欧洲革命。这些观点看法主要体现在《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英国的选举》、《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英国的震荡》等文章中。
关于欧洲问题。19世纪中期，欧洲民主力量与专制势力、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当时的欧洲犹如一堆干柴，任何一点儿火种都会燃起熊熊烈火。1845年至1846年欧洲一些国家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1847年遍及欧洲的经济危机，这一切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各国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1848年至1849年，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和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爆发了民主、民族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研究自18世纪初以来的欧洲革命经验发现：“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1848年的革命是这样，1789年的革命也是这样。”并在此基础上指明：“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4]7-8从而阐明了英国作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首富和经济的支撑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因而，英国所暴露的危机问题也就成了欧洲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性危机。
关于中国、印度、爱尔兰问题，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为无产阶级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如关于中国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写了不少文章来批判英国对中国的殖民政策和不平等贸易，声援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4]1-2从中表明，鸦片贸易如何掏空中国的国库，破坏国家的经济，并且使人民遭到身心摧残。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对付中国当局对这种贸易的反抗，还挑起了两次鸦片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这两次战争的历史和说明它们的海盗式掠夺性质的时候，揭露了英国侵略者对他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上的和平居民横施的暴行。 四、高度评价和支持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无情揭露英国政府反动的对外政策的同时，深切关注着19世纪四五十年代广泛掀起的以亚洲人民为代表反对西方列强侵略、殖民主义压迫和奴役的解放运动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以“世界历史”眼光看待民族运动
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并促使世界政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民族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亦突破国内向国际发展并呈现出新特点。这些新特点主要体现在：被殖民或被压迫民族国家与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先进的英国有着直接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当时西方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繁荣上升期的判断，设想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最有条件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他们从印度、中国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以及可能对英国产生的冲击作用来评价印度、中国解放运动的影响，高度重视民族运动的历史作用，把它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思想。
期间，关于中国的评论思想主要体现在《英中冲突》《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俄国的对华贸易》《波斯与中国》等文章中。关于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所体现出顽强而积极的斗争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深怀同情和高度赞扬。他们驳斥了那些对中国人采取的特殊斗争方式极尽辱骂之能事的殖民主义资产阶级辩护人，认为中国人民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殖民主义者，条件相差悬殊，这些方式是必须采取的。恩格斯写道：“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4]58这些文章谴责了英国等国对中国的殖民主义侵略，深切关注并同情中国人民对外反抗列强，对内反对腐败清政府的英勇顽强的斗争所展现出来的中国独特性。
（二）初步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看待一系列东方事件
19世纪50年代，中国太平天国起义和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期满等一系列东方事件的发生，促使英国国内围绕这一问题的处理善后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印度、中国的社会情况分析，形成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断。印度起义的爆发，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围绕着土地问题阐述了印度社会各阶层对英国的态度及其变化的原因。他们对这一系列东方事件的看法，是试图对受资本主义侵略的亚洲国家社会情况，及其阶级结构做历史唯物主义解析的初步尝试。尤其通过对中国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的观察和认识，推导出东方事件可能对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社会冲突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并进而导致资本主义全面危机。这些思想看法为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4]6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思想和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思想，以及这两种因素互相影响，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学说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文章中，所包含的关于无产阶级在民族殖民地问题方面的基本思想，为后来列宁研究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供了思想基础。
五、提升并深化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阶级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过程中，得出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消灭私有制的构想。在总结1848～1849年欧洲革命运动的经验时， 提出工人阶级必须武装建立自己的独立军队，才能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无产阶级暴力革命。1851～1852年，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阐述了武装起义的重要性和必须遵守的规律。随后，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1851年中国爆发太平天国起义等具体战争分析，有力地冲击了当时军事理论领域内弥漫的英雄史观、宗教迷信、侥幸取胜、投机冒险等唯心主义观点。这些评论立足全球视野，并形成一些重要的理论概括和结论。
（一）提出了一系列社会革命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又是通过暴力手段来促使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在阶级斗争中，一切反动落后的统治阶级都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都会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竭力反抗进步阶级的革命，并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费尽心机。在这种情况下，进步阶级为达到变革社会制度的目的，只有诉诸于暴力革命才能得以实现。由于革命的主要内容是以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为主的破旧立新过程，就此而言，革命也是一种采取激进形式的政治行为，其后果将导致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深刻变化，所以，这种政治行为又被恩格斯视为政治的最高行动。1857年的文章大多是从各国革命斗争中总结经验，提升革命斗争理论。在《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资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分析了各国革命的原因、性质、动力等问题，提出了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的思想，以及革命必须充分利用在旧制度下形成的一切有利因素等，进一步为欧洲各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理论和策略。同时，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各种历史实例，在1857年5月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中阐发了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认为这种战争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而反抗外国侵略者，具有人民斗争性质特有的战争形式，丰富了革命斗争内容。
（二）阐述了社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把抵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起义和反对本国腐朽制度的人民起义都看作社会革命。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中，把太平天国称作“大起义”，把由于人民大起义所导致的封建王朝的灭亡看作“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2]147-148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是社会革命的决定因素，但是，社会革命对经济发展又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反作用。鉴于在危机时期英国和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革命形势的征兆较为成熟，并且在他们看来，法国爆发革命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在那里危机大大恶化了劳动群众的经济状况，动摇了波拿巴政府的地位。危机所引起的工业停滞、农业困难、商业萧条和威胁着国家的财政灾难，其发展结果必定会使法国人民处于他们通常起来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时的思想状况。“如果说，帝国财政上的混乱已经造成它政治上的困难，那么后者又必定会反过来影响前者。正是因为法兰西帝国的状况如此，不久前的西班牙风潮和意大利风潮，以及斯堪的纳维亚所面临的麻烦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174-175通过对1848-1849年革命以后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全面分析，使马克思、恩格斯更加坚定了他们的这一见解：经济危机是引起革命危机的最强大因素之一，并表现出从欧美各国普遍蔓延向全球发展的趋势。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论述各国的文章，以经济眼光分析政治问题，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危机的普遍性发生为线索，对各国危机发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深刻分析，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内政外交政策。同时，在探究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与殖民地扩张、声援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而讨论国际政治、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政治和革命斗争理论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进一步拓展和细化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思想，对高校培养大学生全球化意识、国际化思维具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