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9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3.030
治理国家既需要法，也需要德，二者不可或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两处指出要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十八届四中全会描绘了依法治国的蓝图，也为法治涂抹了强烈的道德底色。
一、道德为法治提供支撑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指出了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德治对法治的重要支撑作用。对于道德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历史上存在两种认识偏颇：一是“道德决定论”。认为道德决定一切，只要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了，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一是“道德无用论”。认为人性是恶的，讲道德根本没用，甚至带来危害。这两种观点显然是偏颇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既反对道德决定论，也反对道德无用论。道德对于社会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作为社会规范体系，道德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道德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不可或缺的。
道德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用善恶标准去评价，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维持，调解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道德的社会功能体现在认知功能、教育功能、调节功能、辩护功能。认识功能主要通过道德意识和道德判断来实现。通过道德认识，人们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从而提升道德行为的自觉性。教育功能是通过教化和舆论压力作用，开启人的良知良能来实现。通过道德教育，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从而形成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道德调节是通过评价、命令、教育、指导、示范、沟通、激励等方式得以实现。通过道德评价、指导、教育等方式，对生活中的错误、丑陋给以谴责，对生活中真的、善的、美的给予褒扬。借助道德示范、奖励等方式，鼓励人们追求善的，而摒弃恶的。道德调节实质是道德干预，通过道德干预，纠正错的、假的、丑的、恶的，弘扬对的、真的、美的、善的。道德辩护功能又可称为道德的论证功能，即对某些事物和现象特别是制度和秩序的合理性进行道德的辩护和论证。道德的强大社会功能，使得道德在社会上不可或缺，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在国家未然阶段为其立言，为国家的合法性给予论证，做出合道德性的宣告。在国家实然阶段为其辩护，为国家意志给予辩护，为国家和谐稳定，为法的实施给予道德支撑。总之，通过道德权威，赢得人心，巩固政权。通过道德的认知和教育，给人们以教育和改变，让人们向往真善美，反对假恶丑，进而达到道德教化。通过道德教化的实现，在人们内心形成强烈的道德心理意识，打牢社会共同思想基础。通过道德调节，矫正社会行为，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人。通过道德辩护，为国家的政治意志进行论证，给予道义支持。
作为社会规范体系，道德贯穿于社会发展始终。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社会道德的支撑。从规范体系来看，道德和法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道德是不成文的法律，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从历史上看，国家意志――法的推进离不开道德强大支撑。不论哪一个统治阶级，都总是借助道德来为他们的法律规范及其实施进行辩护，为法律提供强大的伦理道义支撑。《汉书?匡衡行》中指出：“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从中论述了道德对法的作用。道德可以引导人们尊重和信守法律，一定意义上说，遵守道德的人必然是遵守法律的。《汉书?贾谊传》中指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论述了道德对于法律的不可或缺性。道德可以用来防范尚未发生的违法行为，而法律是制止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道德被称作是隐性的法律，体现了道德对法律的强大支撑作用。道德为政治秩序、法律关系进行伦理论证，从而给政治、法律以道义支持。政治、法律只有合道德，也才能最终被人们认同，取得合法地位。
二、法治要内涵道德底蕴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指出了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要以道德为支撑，法治要内涵道德的底蕴。
（一）立法以德为基
法律乃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立法是法治的前提，法为良法才能实现善治，才能真正体现法的精神，实现法在社会中的真正作用。反之，法为恶法，依法治国，就是恶治，就会违背法的精神。什么样的法才能是良法，抑或说立法要以什么为依据，才能保证法为良法？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立法“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指出了立法应该遵循的两个原则：一是人民性，立法要以人民的意愿为根据；二是道德性，只有合乎道德的法才能是良法。立法要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的核心道德价值原则和规范贯彻于立法全过程，保证立法的合道德性，保证法为良法。
（二）执法以德为本
依法治国不仅体现在立法上，更为关键的是体现在执法上，体现在法的实施中。执法者必须尊法，这就要求构建拥有坚定法的信仰的执法队伍。构建坚定的法治信仰的队伍，执法者做到尊法，这不仅仅关涉执法者法的能力，其前提是执法者的职业道德修养。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执法者的素质不仅仅是其业务能力方面，更重要的是其思想政治层面的认识和职业道德修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造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执法队伍真正做到保持坚定的法的信仰，从而切实尊法，这取决于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素养。塑造了执法者法的信仰，还要把对法的信仰转化为职业良心、道德情感、职业操守、职业规范，从而让执法者在具体行为规范上，职业精神上坚守法律，不去违法，使对法的遵守更加稳固。法治的道德底蕴，在更高境界上，要求执法者成为一个有德性的执法者。法总是给人以冷冰冰的感受，合法的未必合情。而执法者是人，应该给人以德的温暖。在执法中，既要严格遵循法的要求，同时也要有温情。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衙门作风、霸道作风，坚决反对和惩治粗暴执法、野蛮执法行为。”这里强调了执法要以道德为本，执法者要有基本的职业道德素养。在具体执法中，还要注意避免幼童在场等人文情怀的体现，给冷冰冰的执法添加道德的温度。 （三）施法以德为条件
黑格尔认为：“道德的观点，从它的形态上看就是主观意志的法。”[1]114各项法律法规如果没有被人们的普遍道德意志即“主观意志的法”所认同、理解、接受和支持，便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道德和法治要共同发挥作用，不仅仅是抓法治，也要抓德治，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从而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法治的推进，关键在于全社会对法的信仰和遵守，在于培育公众法的精神和法的信仰。弘扬公序良俗，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整个社会倡导契约精神，强化公众的规则意识。公民尊则守法，过有道德的生活。法律、规则成为公民道德生活的需求，人人崇尚法治，构建法治的道德心理和社会环境。
三、以法治促进道德建设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还体现在法治对道德治理的积极意义，以法治为手段，促进道德建设。
（一）完善道德建设的顶层设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于法治全过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前价值关系的总和及总要求，是关于生活意义世界的善恶、对错、尊辱、个人与国家、社会、与他人关系体系的标准、原则和规范。在处理现实关系中，给人们以价值方向、价值遵循。完善道德建设的顶层设计，就是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要给予法的保障。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在立法中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执法中也要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保证了法治过程的价值方向。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离开制度的正义性来谈个人道德的修养和完善，甚至对个人提出严格的道德要求，那么，即使本人真诚相信和努力奉行这些要求，充其量也只是充当一个牧师的角色而已。”[2]22这里罗尔斯强调了制度设计和建设的优先性，对制度的道德评价和选择，应当优先于对个人的道德评价和选择。制度首先应该是正义的，是合道德性的。当前，法制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依归。尤为重要的是，在立法和执法中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法治的价值彰显，突出了对道德建设的顶层建构和法治保障。在全社会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有法的保障。只有在法治过程中遵循了平等、公正，法治保障了民主、文明，法治弘扬了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才能够入脑入心，才能够真正被人们所认同，所遵守。
（二）推进法治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治理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通过法治手段治理道德领域中的突出问题，使遵守规则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自觉习惯。当前，道德领域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不文明现象、诚信问题、道德冷漠。现代文明呼唤现代文明人，公共空间的扩大延伸强调人们的公共意识。与城市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的是，公众的现代文明意识较弱。诸如大声喧哗、乱扔垃圾、乱涂乱画、不遵守交通规则、高空抛物、车窗抛物等等。当前社会中的诚信问题突出，舌尖上的安全，凸显了企业的诚信。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的呈下降趋势。人内心世界的冷漠，成为现代文明社会之病。同情心是一切道德情感产生的来源，而在现代社会之下，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人的道德感麻木，同情心泯灭，“扶不扶”成为一个问题。制度、法制不是道德生成的条件，有时候甚至相悖于道德的生成。但是，制度、法制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底线，具有优先性。制度和法制能够解决“有德者无福、无德者有福”的伦理悖论。通过完善制度和法制，以法治惩恶导善，从而实现有德者有福，无德者无福。推进法治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治理，是当前社会文明建设中最为紧迫的问题。首先，完善日常道德行为中的法律法规，用规则去约束人们的日常行为，从而导向善。其次，加快道德的法制化建设。道德的作用相比法律制裁，有时过软。道德仅仅靠自我约束，有时就会失灵。社会不文明现象、诚信问题，都已经突破了自我约束的范围，而成为公共领域治理的重要方面。也就是说，公共领域的问题不仅仅是自我修养的问题，而必须要有规则，必须设置底线。日常生活行为中的道德规范、职业中的职业道德规范，不仅仅是道德自律，要上升到法的位阶，从而达到强制性的规范制约作用，从而实现社会的良好道德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