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6-0076-03
出版于1989年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后现代主义”大师齐格蒙?鲍曼从社会学角度反思二战中纳粹大屠杀的经典之作。这本书中作者从社会学的视角深刻剖析了大屠杀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二战中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绝非是一个民族对一个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其背后是现代性因素在发挥作用。?纳缁嵫Ы嵌壤唇玻?不应该忽视大屠杀的意义，而是要从现代性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这一问题，避免此类悲剧重现。
一、大屠杀何以产生
在文章开篇，作者就提出在社会学领域对于大屠杀的研究远远不够，“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绝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1]2，但是所幸的是作者随后意识到“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1]5。鉴于此，作者开始关注现代性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试图“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训”[1]10，这也就是作者的写作目的。在整本书中作者一直围绕着对于大屠杀发生原因进行剖析，以此来揭示现代性在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
1.种族主义并非肇因
传统来看，反犹主义是造成德国纳粹党对于犹太人大肆屠杀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纳粹党人没有人性的杀戮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的这一惨剧，鲍曼也提出“其中最普通的方式是将大屠杀说成是欧洲基督徒反犹主义的顶点――反犹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在庞大而繁杂的种族或者宗教歧视与敌对的目录当中，没有什么可与之相提并论的”[1]1，这种看法将大屠杀看成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例，忽视了大屠杀发生背后的社会因素和历史传统，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孤立片面的。鲍曼系统地对其进行修正，认为笼统地把反犹太暴力，尤其是把独一无二的大屠杀事件说成是“反犹太公众仇恨的爆发”是苍白无力的，也缺乏坚实的历史或现实的事实基础。反犹太主义数千年来一直是个普遍现象，但是大屠杀却先例难寻。据此作者提出“我打算将大屠杀看成是对现代社会具有潜在可能性进行的一次罕见而又重要并且可靠的检验”[1]16，这也成为作者分析的一个基础。
种族主义是大屠杀爆发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仅仅是有种族主义是不会出现大屠杀这样的惨剧的。大屠杀的发生需要一系列现代性的手段，如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高超的科学技术、细致可行的规划、操控一切的领导者和基层的执行者，甚至还需要被屠杀者的配合，而这些在鲍曼看来都是现代性发展的后果，反犹太主义作为一个前提在现代性要素的配合下逐渐开启了大屠杀的序幕。
2.科层制与园艺文化的管理体制
科层制是现代官僚体系的基本形式，这种高度程序化、组织化的体制为大屠杀的发生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科层制忽视了最初的行动目标，只求达到简单的表面化的行动的结果，对行为对象进行非人格化处理，摒弃行为结果的道德评价。这个过程通过两种方式形成，一种是劳动分工，另一种则是技术责任代替道德责任。而后者的影响会更为深刻，在书中作者以兵工厂工人举例，当他们看到那些被武器伤害的人会有同情之心，但是却没有认识到造成伤害的武器正是出于他们的手中。他们不会因为生产而对自己的道德行为进行评价，在这种科层制下，每个人都是生产线上的一个工具，所有的人都在进行工具化的操作，他们的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每个人关心的是在这个系统中都被分解开来，任何人都不会对最后的产品具有道德责任，这种与最后结果相分离的状态最终造成他们要么对道德的考验掉以轻心，要么会忽视道德的要求。
而园艺文化是作者在书中的一个比喻，“现代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它由对自然的怀疑而建立自己的特性”[1]124，“从设计的观点看，所有行为都是工具性的，行为的所有目标不是为了得到便利，就是为了去阻碍”[1]124，由此可以看出，“现代的种族灭绝总的来说就像现代文化一样，是园丁的工作。对把社会看作是一个花园的人而言，种族灭绝只是他所处理的诸多杂务中的一个……清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破坏活动”[1]124，鲍曼对于园艺文化有清楚而深刻的阐述，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大屠杀不再是一项罪恶的行动，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纯洁度而进行的一项工作，从事这项工作不是一种罪恶的行为，而是对社会的贡献。
当园艺文化与科层制相结合的时候就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他们会通过一系列理性的行动去除社会中被认为不重要的那一群体，而且这种行动没有了道德的约束，同时会具有严密规范的操作步骤，其结果就是类似于大屠杀这样的惨剧。大屠杀的背后是相互分离的现代性因素的集合，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其工具；园艺文化提供了方法论；社会瘫痪（残酷的战争）则贡献出“道路畅通”的信号[2]。
3.受害者的“理性选择”
纳粹通过科层制的制度手段和园艺文化的管理模式以及通过种族主义的宣传设立种族间的隔离为大屠杀创造了条件，这些都符合人们常识性的理解，但是受害者们配合进入被屠杀的境地却不反抗无疑会引发我们的疑惑。鲍曼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为受害者的“理性选择”。
纳粹首先建立了犹太管理委员会，将犹太人中的领袖人物控制住，因为“希望身份群体一旦被剥夺了领袖和核心权威，就会成为一团散沙，不能坚守其自我认同，并最终丧失防御的权力”[1]157，就是这种“拯救你能拯救者”的策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直到被送到毒气室为止。在这一过程中，犹太人之所以配合，是因为他们具有理性，“犹太人因此能够在其压迫者的控制下活动，更快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把自己的死亡拽得更近，然而引导他们行为的却是经过理性解释的目标，那就是：继续活下去”[1]161。看起来这是一个悖论，犹太人为了活下去却将自己推向离死亡更近的一步，但是这种现象确确实实存在，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犹太人已经被卷入整个权力结构当中，他们没有办法逃脱或者说理性选择后逃脱的代价太大，另一方面则是道德让位于理性选择，对于犹太人来讲牺牲别人性命来保全自己无疑是最具有理性的选择，而恰恰这种选择使他们丧失了盟友，最后只能束手就擒。 对于这种现象，鲍曼总结道：“大屠杀经历在其所有恶果中展示出来的是行动者之心理（一种心理现象）与行动之理性（对行动者而言依其客观的后果来衡量）之间的区别。只有当这两种理性共鸣和重叠的时候，理性才是个人行为的好的指导。否则，它变成了一件自杀的武器。它破坏了它自己的目的，几乎摧毁了道德自抑――它唯一的束缚和潜在的救世主[1]197”。
正是行动之理性与行动者之理性的不调和并且在最后放弃了道德这一重要的力量，才造成犹太人最终自己配合进入被屠杀的境地。
4.社会生产中的道德盲视
在社会中，社会接近意味着道德责任，人们对于与自己遥远而不联系的人是没有强烈的道德责任的，而纳粹正是利用这一点，将旁观者与犹太人进行隔离，甚至产生对于犹太人的异类恐惧症，使旁观者不能觉察到或者不关心犹太人遭受的痛苦的命运，这就形成了远距离的社会距离，而远距离的社会距离意味着道德的消解与虚化。而这正是现代性的手段才造成社会距离的产生。
在大屠杀过程中，操作毒气室的人与被屠杀的人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对于操作者来讲，他只是在面对着一台机器，其目的是为了操作顺利，而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手下掌控着多少人的性命，这一方面是科层制的后果，更主要的是他与犹太人的隔离使得他不能体会到对面的状况，这种隔离造成了道德责任的消解。而米格拉姆的顺从权威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如此大量的正常的德国人会成为如此令人闻风丧胆的刽子手。
种族主义为大屠杀提供了背景，科层制与园艺文化的管理体制为行动者创造了制度保障，受害者的“理性选择”放弃了抵抗，而社会生产中的道德盲视则拒绝了他者伸出的援手。仔细思考，每一个原因背后都有着现代性的影子，都意味着道德的缺失，而这些缺少任意一个都不会使大屠杀如此顺利地进行，正是这四个原因的共同作用，才使得大屠杀这一事件在现代性中发生。正如前文总结到的现代性是大屠?⒎⑸?的原因，而同样可以发现道德的缺位也是这一事件的重要原因，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二、理性如何战胜道德
在整本书中，鲍曼并没有对现代性赋予一个准确的概念，综合来讲，他对现代性的理解主要包含两部分：其一，权力/知识共生是现代性的最显著的特征；其二，建立秩序是现代性的不懈追求[3]。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无论是权力与知识的共生还是建立秩序其背后都是理性的观念作为支撑，可以说理性是现代性的内涵。同时这一观点在韦伯那里就已经提到，对韦伯而言，现代文明受到资本主义洗礼后，展现在个人面前的生活世界，是一个除魅的、世俗功利主义笼罩一切的世界。理性的计算、科技工具的运用，以及计划性的社会变迁无一不扩大了官僚化的影响范围，乃至现代的经济、政治、社会组织无不趋向于形式理性的运作原则[4]。
纵观历史，理性观念在很早之前就存在。在古希腊哲学中，就有先贤对理性问题进行了阐述，但是古希腊文化最终断裂，欧洲随之走入“黑暗的中世纪”。“黑暗的中世纪”是后来人对五至十五世纪这一段欧洲历史的称呼，之所以称之为“黑暗”，是因为这一段时期内理性观念泯灭，科学不被重视，宗教掌控着社会基本生活。而宗教对社会的控制则是凭着基于基本教义建立起来的社会道德，可以说道德在这一时期内扮演着社会规范的作用。对于理性的重新发现开始于文艺复兴运动，并在启蒙运动中达到高潮。在此之后与理性这一概念相伴往往是科学、效益最大化、秩序等等，通过将当时取得的一切成就归纳为科学、秩序的功能从而建立理性的绝对优势地位，而道德则是和宗教等联系起来，被认为是无助于甚至是延迟社会进步的因素而受到排斥，理性从而战胜道德，成为构建社会行动的主要因素。
理性的胜利有着必然性，同时也受到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影响。首先，理性确实在一定维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无论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是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在理性思维中社会处于一个进步的状态，也正是这些标志着现代性社会的来临。理性观念的盛行确实创造了丰富的文明成果，也在塑造着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此外，理性的盛行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对理性的迷恋始于法国的启蒙运动中，并且通过法国大革命影响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在启蒙运动中，理性仅仅是作为一种工具，这个工具是为了反对以往的观念，建立一套符合鼓吹者自己利益的思想体系。在启蒙运动以及后来的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理性观念逐步扩散开来，成为支撑现代性的思想基础，但是同样也造成了对于理性的过度迷恋。理性的观念并非是无懈可击的，在法国大革命中正是一群受到理性思想熏陶的人才出现了一系列的暴政，在当时对于理性的过度推崇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当下社会中人情冷漠、对于效益的过度追求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唯理性主义泛滥的结果。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理性观念在1000余年后重新受到了思想界的提倡和重视，并且逐步战胜以道德为主的评判标准，成为主导性的思想理念，从而开始了现代性的历程。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对于理性的过分推崇尤其是唯理性主义的泛滥以及道德观念的缺失造成了一系列的现代性问题，尤其以大屠杀为代表，那么理性的兴起有其背景，道德缺失又是如何造成这种结果的呢？
三、道德缺失的思考
在整本书中，鲍曼将大屠杀发生的原因归结为现代性因素的泛滥以及道德缺失的后果，这二者是相伴发生的。道德缺失表现在工具理性代替了道德责任、社会生产中的道德盲视以及犹太人在“理性选择”中的对道德的忽视。
在文章当中，鲍曼着重批判了工具理性。在韦伯的相关论述中，理性被分为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而鲍曼着重批判的工具理性在这里几乎可以等同于韦伯提出的目的理性，相对于价值理性，目的理性追求为功利的目的所驱使，会使人漠视人的情感、精神价值这样的实质性的东西，把功利目标视为唯一的目的，导致行为方式常规化（routinization），使社会生活丧失多元价值的创造性[4]，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鲍曼对于理性的批判相对于韦伯会比较狭隘，他关注的只是韦伯所提出的理性概念的一部分。但是鉴于鲍曼将道德自抑作为应对理性不良后果的“唯一救世主”，就不难理解鲍曼只是单纯地批判工具理性了。而工具理性的泛滥正如韦伯提出的那样，会使人漠视人的情感、精神价值这样的实质性东西。 而鲍曼将道德重新拉回到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当中，他认为现代社会组织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道德驱力的约束力，可以使不道德行为变得更合理[3]（王建民，2009），从而提出了通过重新发现道德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思路。但是这种对于道德的判断却与社会学领域的先驱之一涂尔干的论述相矛盾。在涂尔干看来，法国大革命之后整个社会处于失范状态，一系列现代性问题出现，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路径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种切实的中介环节，让孤独的个体重新获得群体的依恋感和道德上的自足，同时让现代民主政治落实在一种既能够有效地组织经济生活，也能够充分地代表公共政治诉求的环节上。相似的是涂尔干同样寻求通过道德的手段去作为解决现代性问题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解决方式是建立在现代性体制之下的道德上的自足，基本途径是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相结合，在涂尔干看来，法团以及职业伦理并不必然排斥现代科层组织的存在与扩张，现代科层组织也不必然产生道德盲视，反而可能是建构深度自我的结构性前提[3]（王建民，2009），这是鲍曼与涂尔干的分歧所在。
通过与两位先驱的对话，不难发现鲍曼对于现代性与道德的看法确实存在偏颇之处，将大屠杀完全归因于现代性似乎也不太合适，毕竟当时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并非只有德国一个，而现代程度比它高的美国甚至成为大批犹太人的收留地。纵然现代社会中唯理性主义泛滥是一部分原因，但是德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同样要为大屠杀承担责任。要扭转道德盲视就要破解唯理性主义和极权主义社会秩序的单一性和单向性支配，并使足够的社会自主性机制与能力与之相抗衡，即使社会自主性机制不能生产出道德的观念与规则，但可以抗拒权力和暴力对道德的扭曲与压制[3]。
四、结语
《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后来获得了社会学与社会理论领域的重要奖项――阿马尔菲欧洲奖，《树声文学增刊》评价这本书“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创性”。这本书将大屠杀以及道德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中，反思了现代性的一系列问题，对于认识当前社会具有震撼的效果。纵然在分析逻辑上存在一些瑕疵，但是其开创性和深刻性的认识仍有振聋发聩的效果，给习惯于安然躺在现代社会温床上的人以新的认识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