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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判断理论视角下PX项目公众邻避情结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邻避设施的修建也成为必然趋势。然而由于风险不确定性、沟通不良和民众参与不足等因素,邻避冲突开始呈现高发态势。邻避设施由于其负外部性,成本效益分布不均衡,相应成本仅由设施附近特定的少数人群承担,使得设施周边居民容易产生心理上的抗拒感,即所谓“邻避情结”。若这种心理特征进一步激化,就可能会激发群体抗拒行动,也就是“邻避冲突”。邻避情结或邻避冲突的发生与不同主体间的风险认知偏差有很大关系。个体对客观情境中的各类风险有着主观上的直觉、判断和体验。当民众面对特定设施或不确定的风险时,高度未知性和扩散性恐慌大大削弱了个体理性选择和认知信息的能力,产生所谓的“社会放大”效应。同时,从个体到群体的极度恐慌造成了风险放大,因而会使越来越多的居民被“卷入”到邻避运动中。美国认知心理学家斯洛维奇(Slovic)则认为,虽然危险是客观的,但风险却是以人们的感知――而非事实――为基础,所以风险实际上是一个主观的心理概念。他通过等级评估和多因素分析法等方式量化展现人们风险认知的主观性特征及决定因素,创建了风险认知研究的心理测量范式。这实质上揭示了公众和专家在风险认知上的不同,进而从风险认知差异的角度揭示了邻避事件发生的根源。
  (二)研究主题
  本研究以社会判断理论(Social Judgement Theory,SJT)为理论基础,用于解决多元政策参与者由于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不同的知识水平以及经历,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邻避冲突的根源是风险认知偏差,也就是所说的没有达成共识。风险认知偏差源自于专家与民众在风险定义上的分歧。在探讨风险问题时,两方没有确立一个标准前提,对风险概念的理解也没有统一,造成风险沟通的无效。斯洛维奇的研究证明,专家进行风险判断的基础是客观性统计数据,而普通民众则基于风险的质性特征,如风险的未知性、恐惧性、可控性等。大部分邻避设施都不是周边民众自愿择的,自然就表现出非自愿接受性、非公正性、不可逆性、不确定性等主观质性特征,更加加剧了个体对邻避设施的抗拒和恐慌心理。其次,人们对相应风险设施的知识积累构成了判断的基础,在风险认知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旨在为不论居民抗争多激烈,政府最后解决方式还是只有发放抚恤金来抚平民众们的不满,最后设施虽然兴建,政府却不知道人们为了什么而抗争这个问题提供线索,找出民众在接受或者拒绝邻避设施时,所在意的线索究竟是什么;政府部门面对类似争议邻避设施事务时,拟定相关政策做参考。
  在社会判断理论的框架下,借用棱镜模型分析工具,将决策者的主观认知系统与客观存在的环境系统借用棱镜模型对不同主体的认知过程进行建构而成,将两系统的共有部分作为决策参考变数视为中介面,透过此界面,决策者的判断与真实环境相对应的概念形成似棱镜反射的形状。根据棱镜模型的解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参数不同,从而导致了对同一个设施的风险认知偏差。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棱镜模型公式,使得模型中的三个关键要素有了对应的数学表达,进而可以科学量化解释认知偏差。其中的“认知反馈”机制,可以有助于打开邻避风险认知偏差的黑箱,进而弥补风险沟通方面的治理缺口,使得各主要利益相关者的风险认知倾向于科学化和理性化。
  二、研究方法的选取
  本研究采用Hammond提出的SJT问卷调查法,首先通过文献搜集,确定决策参考变数,之后建立多元回归方程,用?砹私馊宋?判断与决策参考变数之间的关系,为打开邻避冲突的黑箱提供数据支撑。
  决策参考变数的确定:
  第一,环境卫生层面。根据文献收集以及访谈,本研究总结了居民的一些提议,噪音、刺激性腐蚀性气体、河流中的废水、飞灰(大气中的浮游粒子)、是否污染地下水、是否发生爆炸案、“三废”处理方式吃否合理、离住家距离是否合适等均为在鲁西化工周围居住的村民所关注的,故本研究将其总结为环境卫生层面,将环境卫生作为一个较大的线索
  第二,经济效益层面。相似地,在于村民沟通的过程中,当时建设鲁西化工时,直接经济补偿,非直接经济回馈(诸如安排住房等)、增加就业机会、该区域产业规划是否趋好等也同样是当时讨论的热点,本研究将其总结为经济效益层面,将经济效益作为一个较大的线索。
  第三,社会政治层面。邻避设施建址问题中,政府与企业是否提早进行信息公开也是访谈中人们讨论的焦点,是否举办听证会、运营鲁西化工技术能力如何、既定政策是否合理、运营风险是否进行评估、相关法规是否遵循同样在与村民的交谈中获得了确认。故我们将其总结为社会政治层面,将社会政治作为一个较大的线索。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取棱镜模型中的n重系统设计作为研究分析的主轴架构是十分适合的,且综合所界定出的重要决策参考变数后,即可构建出本研究的棱镜模型分析架构。如图1所示:   由于客观真实环境面无法取得,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讨主观人为判断面,以了解各政策利害关系人的一致性及预测与线索之间的关系。而多元回归方程式可用来了解人为判断与决策参考变数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多元回归方程式即如下所示:Yij=ci+bi1Xj1+bi2Xj2+bi3Xj3+Eij。Yij为决策者i在决策个案 j 上所作的判断值。ci为决策者i的常数;bi1为决策者i对决策参考变数「环境卫生层面」的权重;bi2为?Q策者i对决策参考变数 「经济效益层面」的权重; bi3为?Q策者 i对决策参考变数「社会政治层面」的权重;Eij为决策者i在决策个案j上的误差(残差)
  三、研究结果
  (一)政府官员
  政府官员权重比率以环境卫生53.08%最高,社会政治层面与经济效益层面分别为23.16%与23.76%次之。可见政府官员还是相当注重环境卫生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效益相差不大。
  (二)鲁西集团员工
  鲁西化工的设施员工,其权重比率以环境卫生52.40%所占百分比最高,经济利益25.90次之,社会政治21.70最少。可见针对鲁西化工内部的员工而言,环境卫生层面的因素仍为最优先考量,这也与鲁西集团设施员工家庭不少居住在其附近有关,与政府官员不同,鲁西化工第二个更考量的乃是经济效益层面,这也与访谈中,他们表示没有经济效益,邻避设施还有何存在意义等表达一致。
  (三)当地村民
  当地村民的权重比率虽仍然是环境卫生层面最高占比,为37.07%,社会政治36.78%,经济层面26.15%。虽环境卫生层面仍为居民最关心的线索,但我们需注意到社会政治层面占比达到了36.78%,相当接近环境卫生层面,这与我们之前的访谈中了解到有的村民说“党说的就是对的”,“希望在遵守上边的命令的时候,也能反映一下自己的想法”等情况对应。可见现今,长期生活在鲁西化工周围,在环境卫生层面,村民关注已经不像其他群体如此之高,反而想多些与党、政府机关沟通的渠道。
  (四)专家学者
  综上所述,专家学者的权重比率仍然是以环境卫生最大,为最受关注的线索,达到50.64%,然而社会政治以30.18%的比率紧随其后,经济利益19.18%排在最后。报告前面,我们提到社会政治包含举办听证会、信息公开、运营技术能力、运营风险把控等等,可见,专家与村民认知较为一致,除了最为关注的环境卫生层面,社会政治也占了较大比重,在沟通渠道与方式上,两个群体均较为看重。这也反映出了在社会政治层面,不同群体间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
  (五)「环境卫生」各组之权重分析
  从表1可以观察出,对于总体而言,无论任何一组对于「环境卫生」均为考量之重点,其权重均高达37.07%以上,又以代表民众权益的政府官员对于「环境卫生」所得权重达53.08%,企业员工、当地民众以1%和3%微弱的差距次之,可见无论政府、引进项目的企业、当地民众均以环境卫生为邻避设施建设中的优先考虑对象。而专家学者呈37.07%并不是认为其不重要,环境卫生线索仍然是专家学者中所占权重最高的,只是每一位专家学者考虑的侧重点及所赋分值不同所导致。
  (六)「经济效益」各组之权重分析
  从表2可观察出,总体而言,各个群体对于经济效益线索的差别不大,但值得关注的一项是,最为关心经济效益的群体是当地民众,针对此,我们单独做了访谈,因为建成鲁西化工后,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很多青壮年不必每天坐班车到市区干活,而是可以在离家很近的鲁西化工新址工作,因此鲁西化工经济效益越好,需要的岗位越多,相应的福利也就越高,并且经济效益中还涵盖拆迁、补助等经济措施,所以我们推测这是当地民众比其他三类群体在经济效益层面都高的原因。
  (七)「社会政治」各组之权重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专家学者与当地民众与政府官员和企业员工差异性较为明显,专家学者与当地民众显然更关注于社会政治,在我们与专家学者沟通交流中,他们致力于构建双方相互理解,缓解矛盾冲突,使公共政策得以改善并加以施行,因此社会政治层面中,举办听证会、信息公开、建立反馈机制等等均为他们关注的要点。但是当地民众却比专家学者还要高出6%,不禁让我们惊讶,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企业之前答应的补贴、分房等等是一拖再拖,而且一小部分群体才会有,被污染受损失的钱更是无从谈起,村民渴望能以合法的方式与政府、企业协商这些问题。而权重也表明政府在社会政治层面并不高,因此有了一些矛盾、邻避冲突的产生。另外我们所调查的村有的村民十分相信党,认为党说的就是对的,所以社会政治层面才会如此之高。
  四、结论与建议
  官员、专家与邻避设施的周边公众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对于设施接受程度差异是很大的。对邻避设施风险认知偏差会导致邻避冲突的发生。根据社会判断理论的分析,可以从风险认知偏差方面为邻避冲突的治理提供一些思考。
  (一)平等互动的风险沟通
  判断结果的相似性要求地方政府在沟通时避免形式化,将单方面的“宣传教育”变成平等互动的“沟通”。按照奥斯丁(Arnstein)的公众参与阶梯理论,当前政府所主要采取的操纵、治疗、告知、咨询、安抚等手段是无参与或象征性参与的表现。 这种在邻避设施建设之前采取的公民参与手段基本都属于无效参与,并不能达成认知反馈与人际学习的目的。相反,说教式与强迫性的沟通行为反而可能导致公众的低外部效能感和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进而强化民众对邻避设施的抗拒心理。
  (二)客观公正的风险解释
  由于邻避设施风险的不确定性,政府与民众应当科学平等地互动交流。在邻避设施选址建设过程中,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强势方。虽然拥有信息发布的优势地位,但片面选取有利的信息进行单方面宣?鹘逃?难以使公众信服。想要彻底避免冲突,就需要平等互动的对话与交流。将邻避设施的风险客观科学地做出解释后,双方再进行判断,才能避免冲突的发生。在无法准确获知风险的状况下,单方面掩盖邻避设施的风险而片面强调利益,只会加剧周边公众的恐惧与猜疑,从而加大邻避事件爆发的可能性。   (三)主观合理的风险预期
  除了建设项目的技术手段之外,邻避冲突的化解关键需要关注政府、专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风险认知差异。社会判断理论所强调的认知反馈过程,可以深入探讨各决策主体之间的判断原则,进而有助于彼此间化解风险认知偏差,形成共识。作为推动项目的主体,政府和专家有时也会在自己的判断标准不甚明确的情况下,单方面要求民众的宽容与理解。了解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判断标准以及不同标准之间的差距,就显得至关重要,这将有助于在主观合理的风险预期方面形成共识。
  (作者单位为山东大学)
  [作者简介:洪达(1996―),男,本科,主要研究方向:危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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