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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国际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2.011
  旅游地居民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他们是否支持旅游地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旅游地长期可持续发展(Kim et al.,2013;Lee,2013; Ritchie & Inkari,2006;Vargas-Sánchez et al.,2009),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没有居民的合作、支持和参与,旅游业难以发展壮大和持续(Lee,2013;Sirakaya,Teye,& Sonmez,2002)。正因为旅游地居民支持旅游发展如此重要,学界展开了相关研究(如Vargas-Sánchez et al.,2009;Woosnam,2012),有关旅游地居民支持旅游发展成为当前国际旅游学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Kim et al.,2013;Lee,2013)。
  1国外研究现状
  学界对旅游地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研究源于居民对旅游的态度或称之为旅游影响研究(Andereck & Vogt,2000;Kline et al.,2013)。关于旅游影响研究,Jafari(1986)曾作出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研究者主要关注旅游的积极影响,20世纪70年代关注旅游的消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采用系统方法开展积极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者不仅初略的关注旅游影响本身,而且开始比较特定旅游地情境下旅游影响的差异性(如Long,Perdue, & Allen,1990;Snaith & Haley,1995)。到21世纪,随着旅游业影响的日益扩大,研究者发现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仅是当地政府与开发商的事情,而且需要旅游地居民的积极参与及支持(Andereck & Nyaupane,2011;Nunkoo & Ramkissoon,2011;Vargas-Sánchez et al.,2009)。于是,学者们将社会交换理论引入到旅游研究中,探讨旅游影响/态度与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关系(如Andereck & Nyaupane,2011;Nunkoo & Ramkissoon,201;Fernando Almeida Garcí, Antonia Balbuena Vázquez & Rafael Cortés Macías,2014;Manuel Alector Ribeiro,Patricia Pinto, Joao Albino Silva,& Kyle M. Woosnam,2017),从而居民支持旅游发展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Andereck & Nyaupane,2011;Látková & Vogt,2012)。
  现有研究一般都发现旅游影响与支持旅游发展显著相关(如McGehee & Andereck,2004;Nunkoo & Ramkissoon,2011),即积极旅游影响正向影?居民支持旅游发展,消极旅游负向影响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然而,旅游影响对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作用机制还缺乏深入研究(Andereck &Vogt,2000;Andereck & Nyaupane,2011),现有研究仅仅是使用回归方法分析或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如Jurowski & Gursoy,2004;Yoon, Gursoy,& Chen,2001)。而实际上,旅游影响和居民支持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个人从旅游中的获利(Anereck & Nyaupane,2011),人口学特征变量(Anndereck & Nyaupane,2011,Gaunette Sinclair-Maragh,2017),对社区生活满意度(Nunkoo & Ramkissoon,2011),空间分布(Chancellor,Yu,& Cole,2011),地方形象感知(Suosheng Wang,Honggang Xu,2014),居住时间(Liu & Var,1986)、对旅游业的经济依赖性(Madrigal,1993,Joan B.Garau-Vadell,Desiderio Gutierrez-Tano& Ricardo Diaz-Armas,2016),形象识别(Suosheng Wanga,Honggang Xub,2014),赋权(B. Bynum Boleya, Nancy G. McGehee,Richard R. Perdue,&Patrick Long,2014)等等。但从现有成果看,对这些因素的探讨还相当缺乏。
  居民支持旅游发展概念界定及其测量是研究的前提和核心,但从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看,大多没有对其进行专门界定(Andereck & Vogt,2000;Woosnam,2012),而实际上,居民理解的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是十分广泛的(Andereck & Vogt,2000;Lee,2013),因此现有研究还不够科学和深入。由于对其没有进行科学地定义,因此在测量上也出现了十分不同的测量题项,如Perduce,Long和Allen(1990)的研究使用“是否需要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来测量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Snaith和Haley(1995)通过“是否愿意支付当地税收”来进行测量,而McGehee和Andereck(2004)用“是否支持旅游发展政策”加以测量。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上,这些测量差异巨大,从而不同研究结论之间出现显著差异,且进行比较存在相当困难。   ?M管研究者证实了旅游影响和居民支持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但对旅游影响产生的原因缺乏深入探究(Nunkoo & Ramkissoon,2011),从而使得研究的实际指导意义有限,因为只要进行旅游开发,就会产生旅游影响(Hao,Long,& Kleckley,2011),而这些影响产生的原因及如何避免这些影响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Lee,2013)。即使一些研究表明居民人口学变量影响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但这些研究结论也出现了显著不一致(McGehee & Andereck,2004)。最近有研究开始探讨了旅游影响的影响因素(如Nunkoo & Ramkissoon,2011),但总的来说还十分缺乏,且不够系统(Hwang,Stewart,& Ko,2012),从而旅游地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形成机理不明确(Lee,2013;McCabe & Johnson,2013),成为当前旅游学一个十分有探索价值的研究方向(Hwang,Stewart,& Ko,2012)。
  此外,有关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研究文献大多基于乡村旅游社区展开的研究(如Hwang,Stewart, & Ko,2012;Látková & Vogt,2012; McGehee & Andereck,2004;Wang & Pfister,2008)。乡村旅游虽然是当前旅游发展的重要形式,但不能代表旅游发展的全部(McGehee & Andereck,2004)。事实上,不同类型旅游地之间,不同因素,包括旅游影响、居民获利、居住时间等对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影响上可能存在差异(Hwang,Stewart,& Ko,2012;S.Mostafa Rasoolimanesh,Christian M. Ringle,Mastura Jaafar,&T. Ramayah,2017),因此,需要获得更为普适的研究结论,并融入更多的变量展开对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研究,得出完整的旅游地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形成机理。
  2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壮大,旅游发展对旅游地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显著,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及态度也引起了国内研究者的关注(如汪德根等,2011;卢小丽,2012;尹立杰等,2012;路幸福等,2015;王丽华等,2016;刘静艳等,2016),其中汪德根等(2011)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乡村旅游地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了有意义的结论,范莉娜等(2017)基于文化适应理论,认为旅游地居民文化适应程度越高,对旅游产业的支持度越高。但总体上有关旅游地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形成机理方面的研究还十分缺乏。
  3研究述评
  从研究内容看,现有研究主要讨论了旅游影响与旅游地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关系,对其他因素,如居住时间、居民获利、空间距离等因素还较少涉及,从而使得旅游地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形成机理还不清晰、不明确。
  从理论基础看,现有研究主要以社会交换理论为框架。社会交换理论框架固然是合适的,但根据旅游的特性,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责任理论、满意度理论探究旅游地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探讨其形成机理十分必要且重要。
  从研究方法看,主要使用抽样调查获取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等较为简单的统计分析方法,由于这些方法固有的局限性,导致旅游地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形成机理难以得到完整的实证检验,引入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从研究操作看,由于未能对“旅游地居民支持旅游发展”这概念进行准确地界定,因而在研究操作中,对其进行测量上出现了显著的不一致,而测量的不准确性直接影响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从研究情境看,现有研究情境主要以乡村旅游社区为主,其他类型的旅游地社区较少涉及。而不同类型旅游地,由于资源条件、传统文化等因素的不同,可能会对居民支持旅游发展造成影响,但现有研究缺乏对不同类型旅游地之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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