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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评价及其国际比较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903080)
  作者简介:孙睿(1974-),男,山东济宁人,博士,重庆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能源经济及管理、电力信息化研究;况丹(1989-),女,重庆江津人,重庆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能源经济研究;常冬勤(1989-),女,四川宜宾人,重庆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能源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2;F0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3-0001-06收稿日期:2013-09-18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在能源约束和环境容量约束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不断提高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程度,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课题,也是世界各国,不论发展阶段和贫富,都正在面对和思考的紧要问题,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和紧迫。
  现代社会中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Grossman 等(1995)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研究了收入水平与环境质量关系。发现因人们对环境质量偏好的改变,环境污染水平由前期粗放发展时期的递增趋势转为递减。对应的年人均收入水平拐点为4900美元。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相关变化规律,环境质量最终会随着产业结构与社会环境治理能力改善而提高。国内学者研究证明,EKC理论对刻画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包括碳排放)变化间的关系也是适用的(黄颖 等,2009;陈德湖 等,2012;黄勤 等,2012)。2012年我国人均GDP水平达到6091美元,已经步入应重视环境质量改善的生态文明建设阶段,亟待转型。
  面向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应考虑环境作为社会福利要素和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现有对经济与环境产出相互影响机理的理解,大多认为将经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可分解为负向经济规模效应、与收入水平相关的正向削减效应,以及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关的“倒U型”结构效应的解释框架(Panayotou,1997)具有较强说服力。其他还有环境技术决定说、包括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等在内的制度效应论(李国柱,2007)和社会资本影响说(赵雪雁,2010)等。也就是说,环境的改善程度实际上一定程度反映着社会经济、制度等转型的程度。
  除单纯技术手段以外,社会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解决思路主要是实行环境税费政策,或者环境产权化及市场交易政策。1990年代美国SO2排放权交易制度和2003年欧洲针对温室气体的ETS体系的成功运行,证明了环境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和有效的。环境市场化的理论以Coarse、Croker和Montgomery等为代表,其思想是基于有限环境容量界定环境资源产权,通过排污权市场交易实现污染的有效治理,且成本配置效率明显优于环境税费政策手段。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将环境产出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附属产品――负的非期望产出,然后将其社会负收益或正成本通过内部要素化而纳入经济分析框架。
  但是,环境从传统作为纯公共品到成为商品的前提,是基于对环境资源稀缺性认知,而由人们约定的可使用有限环境容量,并将其生态价值经济化。但负期望产出的现有理论假设,隐含意味着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环境污染负产出。以促进环境商品化和全社会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优化的环境改善程度与适度的经济增长组合,最终服务于可持续发展。
  二、现有环境商品理论及其不足
  作为分析前提,首先应明确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社会责任和环境商品的差别。作为社会责任的环境保护,要求保证社会生产生活所要求的基本环境资源容量,不能商品化,主要通过相对刚性的环境保护政策实现。而环境商品化和环境市场的目的是降低、优化社会环境保护成本和提高配置效率,也就是说环境商品化是针对处于基本环境保护要求之外的环境容量部分,即剔除最低环境容量后,将其余环境容量纳入环境市场,形成环境商品,并依靠市场定价和调节供需关系。
  作为自然资源的一部分,环境商品当然可视为某种生产要素,并且,具有可交易的财产性质,主要确认方式有环境使用权、环境产权、准物权,或特定形式金融衍生品等。同时,由于环境改善能够给人们直接带来正效用,环境商品又具有产品市场一般商品的特性。但是,环境商品具有高度同质性,即客观上任何人所感受到环境变化效果和机会都是相同的,具有典型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也就是说,环境商品兼具一定的公共品属性,社会中所有人都会因环境改善而获得主观效用的增加,无论是否为环境改善付出了必要的直接成本,“搭便车”将是环境最终消费者的理性选择。所以,从社会生产而不是消费角度入手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更为可行。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环境污染作为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且边际产出为正。或者,作为具有负价值或负效用的非期望产出,环境污染通过边际负效用化纳入社会效用函数。环境价值主要通过对环境污染的外部损害价或基于厂商的减排成本进行估算(魏楚 等,2011)。但是,环境污染的正边际产出观点隐含着经济增长必然以环境损失为代价,而环境消费的边际负效用或产出的负价值论也与效用非负的基本经济学假设相悖。吴琦等(2009)的实证研究持类似的理论观点。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环境产出不仅指降低非期望产出的“主动”环境生产,还应包括不破坏或不过度开发现有环境资源的“消极”环境生产。现有理论对此并未给予充分解释。   环境要素论(李利军 等,2013)反映了将生产负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基本思路。但是,采用要素市场理论分析负效用环境商品的供需,增加了理论分析的复杂性。从环境核算实现角度来看,环境并非社会生产微观主体――企业生产过程的直接必需,企业作为独立经营主体并没有将其要素化的内在激励。环境要素化要求对环境资源进行事前价值评价,而环境资源的多样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有效核算的难度和成本都很高。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归根结底,环境破坏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后果而不是前提。通过环境治理而改善环境,以及重视现有环境资源存量的保护,本质上都是环境生产,其成果为社会全体成员消费且表现为整体效用的提高。将环境资源作为投入要素,难以反映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环境质量的偏好,环境资源相对更为稀缺的情况,以及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环境资源存量的差异。因此,在环境经济分析中,主张环境的产出论观点更符合实际和便于更统一规范的理论解释。
  三、环境友好型社会生产的均衡分析(一)环境商品概念及其特性
  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要求纳入环境产出因素,建立社会“环境-经济”复合产出目标。假设社会总产出由经济产出和环境产出构成,社会总效用由经济收入和环境容量决定。经济产出是指除环境以外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以货币化价值表示;环境产出是指现有环境容量的保持和提高,或环境损失情况的好转,如污染物的减排,并且,环境生产具有资本密集性、技术密集性和弱处置性。在此基础上,对环境商品和环境市场相关概念、特性及其内涵作较深入的理论探讨。
  首先,对环境商品及其内涵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外生社会最低环境容量为QL(如图1),由环境监管机构设定、依法监管和强制执行。在QL左边,环境容量的价格不由环境市场形成,意味着,如果企业超出该限制排放,将根据环境管制要求采取收取惩罚性排污费或法律赔偿弥补其造成的环境损失,或者,企业须为满足环境管制要求自觉进行最低限度的环境治理投资(如QLB)。
  根据定义,环境商品的基本特性表现为:环境商品的需求曲线D向右下倾斜,当环境容量无约束或趋近于无穷大时,环境需求价格J趋近于零;当接近Q=QL时,环境需求价格J趋于无穷大。因此,环境商品需求曲线可采用渐进于最低环境容量线和环境容量轴的拟双曲线形式描述。环境商品的供给曲线S是位于QL右边的部分。供求实现的市场均衡为(J*,Q*),环境交易收益由环境商品提供者和消费者分享。
  (二)面向产出的林达尔均衡分析
  根据环境经济学分析,在技术水平和要素投入水平一定条件下,通过市场定价和交换可实现全社会“经济-环境”生产的林达尔均衡配置E(Q*,P*)(如图2),并对应存在唯一的最优价格体系。该均衡配置就是给定技术水平上环境友好性最优的生产配置。根据此原则,社会生产目标是追求相对社会“环境-经济”资源最优配置的“合意”目标,即寻求逼近林达尔均衡的路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单纯在径向距离上逼近经济生产前沿面(即ACB)。
  社会生产可能性曲线ACB仍呈凹性,经济产出P和环境产出Q的边际转换率递减,意味着在“经济-环境”产出决策中经济产出最大化与环境产出最大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冲突,需对两者及其相应要素投入方向和数量进行权衡。
  出于分析简便的目的,定义经济产出表示为货币价值的非环境产出;与传统经济-环境分析中将环境产出表示为取值为负的社会非期望产出不同,本文从环境商品化角度,将环境产出定义为:根据基期单位经济产出的污染物排放量(即排放强度)和当期实际经济产出得到的减排量,与当期实际减排量之差。不失一般性,假定社会持续进行环境努力,则一旦基期及相关参量确定,后续各期的环境产出非负且递增。反之,则意味着社会环境产出低于最低减排要求,不能再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环境改善。
  在此意义上,QL≥0,就是根据由环境管制机构设定的当期最低减排量或最低环境产出水平。根据社会发展要求,环境基本标准会逐步提高,表现为QL的右移,实际生产可能性空间缩小为QLBC区域。
  显然,在同一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林达尔均衡配置E*具有性质:ρh=ρe=ρ=1。射线OE*上DE*区段内(D为OE*上环境产出为QL的配置)所有生产配置都满足ρb=ρh/ρe=1,是环境友好性最优的社会生产扩张路径。
  为便于QLBC对区域内各DMU(决策单元)生产调整策略进行分析,根据其“环境-经济”产出特性,可将实际生产可能性空间分为I区(即区域E*FC)、II区(即区域□E*Q*QLF)和III区(即区域E*BQ*)(如图2)。由前述分析,易得各区域DMU产出配置特性及相应调整优化策略。其原则是:在提高经济产出和环境产出的同时,保持两者生产的均衡性,使得社会生产尽量趋向“环境-经济”生产扩张线进行。
  基于环境方向产出距离函数的DEA生产效率测度理论,以及前述理论分析,从水平、结构和动态效率三个维度,出于指标设计的完整性考虑,在结构维度纳入污染物排放强度,提出评价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的指标集(如表1):表1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及其效率评价指标
  指标1计算公式1含义
  水平指标1经济产出水平指数1ρe=P1P*,ρh∈(0,1]1用以评价当前经济生产相对最大经济产出的水平1环境产出水平指数1ρh=Q-QL1Q*-QL,ρe≥01用以评价当前环境生产相对最大环境产出的水平1社会生产综合水平指数1ρ=ρhρe,ρ∈(0,1]1采用Fisher指数方法构造,描述经济生产和环境生产的协调程度,用以综合生产和环境两个方面评价社会生产水平结构指标1环境友好性程度指数1ρb=ρh1ρe,ρb≥0 1用以评价环境友好性的程度1环境产出强度1ρEI=Q1P1用以描述与单位经济产出相对应的环境产出水平,环境产出强度越高,说明社会经济产出对环境的影响越小,环境质量水平越高1污染物排放强度1ρCI=C1P,C为污染排放总量1单位经济产出的碳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程度直接评价指标,有必要给出动态效率   指标1环境技术效率变化率1TEpen(t,t+1)=Qt+11Qt1用以评价不同期间之间环境产出的变化情况1环境技术进步率1TEtp(t,t+1)=Ptρt+11Qt?Qt+!1Pt+1ρt1/21用以评价剔除经济投入因素影响后,技术进步因素对环境产出贡献的变化率1环境绩效变化率1TEen(t,t+1)=Qt1Pt+1ρten?Ptρt+1en1Qt+11/21用以评价技术不变条件下,不同期间经济产出规模变动对环境产出影响的程度,受投入规模、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四、我国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评价――以“碳减排”为环境产出这里,以基期碳减排强度和当期GDP计算的碳减排实物量作为社会环境产出,以GDP价值量作为经济产出。按照我国碳减排承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基准,2015年碳排放强度将削减17%,2020年将削减40%~45%,利用以上产出/投入指标体系对我国2020年前的“环境-经济”生产配置进行分析,评价其环境友好性程度。
  (一)数据准备
  本研究采用各国碳排放量数据是基于参考方法(reference approach)测算的数据(IEA,2012)。按照前述定义,将第t年环境产出定义为:Qt=ρ2005c?GDPt-Ct,其中,ρ2005c是2005年基期碳排放强度,GDPt是第t年国内生产总值(经济产出),Ct是当年实际碳排放量(其中,包括居民终端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首先,按2005年不变价对2005年~2012年国内GDP历史数据(国家统计局,2013)进行换算,然后参考采用2013年~2018年的GDP及增长率预测数据(IMF WEO,2013),利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得到2019年和2020年预测增长率及GDP总量。2020年我国GDP总值将约达719647.75亿元人民币,实现相对2010年GDP总量“翻一番”的战略目标。2012年后增长率趋于平稳,符合我国现阶段“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相应,按照2015年和2020年目标碳排放强度,以及2015年、2020年GDP预测数据,可得2013年~2020年各年环境产出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以基于2020年碳强度减排45%承诺目标测算的环境产出和前述GDP预测值为我国2020年目标 “环境-经济”均衡产出,满足ρEI=1。
  (二)我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评价
  在此基础上,基于2005年~2010年碳排放量、GDP、环境产出数据,以及2015年和2020年经济环境产出预测值,按前述指标体系测算得到社会产出环境友好性评价结果。可知,目前经济发展阶段乃至2020年,相对经济产出水平,我国环境产出水平仍较低,环境改善速度缓慢。总体上,2015年及以前我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缓步提高,2015年后碳减排或环境产出任务压力将很大。
  由各环境技术效率指标分析进一步可知,2007年~2010年我国总体环境技术效率逐步平稳提高,
  五、政策建议和结论
  2020年前,我国正处于全面迈向小康社会和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时期,同时也将面临调整经济结构和实施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任务。结合前述规范和实证研究结论,以碳减排为例,对今后阶段的社会“环境-经济”生产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当前我国环境质量和环境生产水平差距较大,要继续保持经济产出和环境产出双增长,但应更加重视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提高社会环境产出,加大碳减排力度。由于国际碳减排谈判仍在进行当中,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将受到更大的减排压力,有可能要求我国承担更高乃至强制性减排义务。为了更好甚至超额实现碳减排任务,应合理安排和调整现有碳减排计划,即使保持当前环境技术效率和环境技术进步相关政策措施及力度,提高2015年前的碳减排量也是完全可行的。这可以为后期实施更高减排留有余地、缓解后期减排压力和应对可能的更大减排压力。
  2.将环境因素纳入主要社会发展目标,建立社会“环境-经济”生产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建立针对地方、产业和企业等的多层次环境考核机制;重视促进碳减排的制度体系建设,包括将碳强度减排承诺转化为绝对碳减排量或正环境产出指标,细化分解到地方和重点排放企业,纳入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绩效考核。其中,为方便分析评价,本文所提出的“正”环境产出指标可以2005年为参照且标准化,得到2005年前历史年度的相应环境产出指标;以典型社会生产(产品)过程为重点,逐步试点和推广基于生命周期和产业链的环境排放评价及管理制度,将环境产出目标和碳减排任务落到实处;对高碳排放地方和企业重点监控;实施碳排放“可计量、可监测、可追溯”制度、严格环境考核等。
  3.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实施促进碳减排的环境政策。包括适时开征碳税;积极促进和保障国内碳配额出口,建立企业间碳配额出口协调机制,保护我国碳出口收益;建立包括国内自愿碳交易、总量限额交易等形式多元化的环境市场体系及相应法律法规,逐步建立自主明确的国内碳价格市场形成机制;依法明确最低碳减排标准,对超标排放企业采取行政乃至法律强制手段,加大超排处罚力度等措施;建立针对各主要产业部门生产过程及终端品的环境标准和能效标准。
  4.采取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生产调整路径,加大环境治理和碳减排投入,大力促进能源节约。按照低碳要求改善能源结构,降低高碳能源(主要是煤炭)比例和提高低碳能源(如天然气、风能、太阳能等)比例;调整经济结构,降低高排放高耗能产业比重,提高低环境排放和高经济产出的产业比重,特别是第三产业比重;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等节能制度,提高低碳能源利用率,优化社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环节的能源利用及其碳排放;改善环境管理,提高碳减排设施利用率,提高各种终端产品的环境技术标准,提高用户能效水平;提高环境机构管理效率和技术水平。
  5.重视碳减排技术研发、利用和扩散,鼓励环境管理制度创新。采取措施加大碳减排技术研发投入,以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促进环境友好型技术及产品创新;加大力度学习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重视环境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在国际碳减排谈判中,呼吁和促进发达国家加大先进环境技术及碳减排技术的转移力度,降低国际间环境技术价格和转移成本;建立与发达国家关于环境技术及碳减排技术的有效合作和转移机制,有针对性根据我国社会“环境-经济”生产特点进行技术创新和推广。   6.重视现有环境资源的保护,大力增加森林等碳汇资源和建立碳汇管理制度。建立国家及地方生态环境保护区制度及法律保障体系,保护现有特别是中西部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少受破坏;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区的国家转移支付机制,采取促进其积极发展低排放和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政策和措施;学习国外先进环境管理经验,破除“先发展,后治理”的落后经济发展观念。
  7.加强环境保护舆论宣传,提高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倡导形成环境友好型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本文认为社会生产应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目标,过渡到追求“环境-经济”协调的具有环境友好性的“合意”目标,指出了现有环境生产要素理论解释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基于给定最低环境容量的环境“正产出”的理论定义,分析了环境商品的供需特性。其次,基于林达尔均衡对社会“环境-经济”产出的配置优化策略进行了理论分析,从水平、结构和动态效率角度,提出了评价社会“环境-经济”产出及其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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