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73年西方资本主义战后黄金时代结束，80年代初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崛起，从此包括西欧在内的世界政治开始了向右转折的发展进程。新科技产业革命、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社会结构变化、阶级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是政治右转的深层原因。而世界政治私有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说明，作为世界经济活动主体的西方跨国公司正在逐步演变为当今世界政治的重要活动主体，进一步推动了世界政治右倾化的发展趋势。
【摘 要 题】世界政治
【关 键 词】西欧政治/世界政治/向右转/世界政治私有化
【 正 文】
最近谈论西欧政治、世界政治向右转，或者说，右倾化、向右倾斜，似乎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前几年人们还在谈论“粉红色的欧洲”，谈论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现在，社会民主党“第三条道路”似乎很快走到尽头，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代表的中左力量在西欧各国新一轮竞选中纷纷落马，从执政党再次转变为在野党。而中间偏右的政治力量，新保守主义政党纷纷再度上台执政。西欧政治钟摆似乎再次向右倾斜。有人说，这是一种周期性变化，不足为虑。但是，西欧极右势力在崛起，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各国竞选斗争中获得高额选票，在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首领居然能够参加总统竞选的最后一轮角逐，在不少西欧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全国范围内上台参与执政，或者在一些地方性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大获全胜，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执政党。与此同时，包括暗杀活动在内的新法西斯主义暴力活动日益猖獗，在反对非法移民的口号下，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日益抬头。在今天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作为全球化的反弹，或者说，作为全球化的悖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胜者通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渗透的背景下，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种族歧视、排外主义以及民族霸权或种族霸权主义甚嚣尘上，这无论如何不能不令人深为忧虑。这种向右倾斜，或者说向右转，是从总体上、战略上的判断结论。
左与右的概念解释
什么是左?什么是右?这个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政治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今天似乎应该有新的解释。今年5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小型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对于当今世界的政治光谱做出如下解释：“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维护西方主导、亲资本的就是右；主张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经济危机，对垄断加以限制，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西方侵蚀的抵御，就至少可以称作中间偏左。”(注：这次讨论会于2002年5月10日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举行，参见《世界知识》2002年第11期，第34页。)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但是，还是要做一点补充。
从传统的意义上说，左与右“这两个词起源于1789年革命中法国国民议会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赞成革命的成员坐在讲演台的左边，而不大拥护革命的成员坐在右边。1815年法国君主制复辟后，‘左派’表示支持革命，而‘右派’表示反对革命。左派认为主权在民，赞成共和制，反对教士政策；而右派则推崇‘王权与祭坛’，即推崇以教会的价值观为基础以及维护教会价值观的专制和君主制政权。”(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2页。)
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议会多党民主制在西欧已经稳定确立，中世纪的古老封建制度基本瓦解，在这个时候，对于什么是右，需要做出新的定义。王缉思在清华大学讨论会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在讨论右翼思潮时，首先应该对左与右有个概念分析。把法国的勒庞、美国的小布什、日本的小泉都称作右，我都没有什么疑义，但是还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他以美国为例解释说：“‘9•11’事件以后，美国为对付恐怖主义而在国内采取许多措施，大大加强了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干预。从这个角度讲，人们说小布什是‘右’，但不是传统的‘右’，因为传统的‘右’正好相反，是政府减少对社会及经济的干预，就是放手。所以，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注：《世界知识》2002年第11期，第34页。)
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布莱克维尔百科全书》，书中解释说，“政治上的右派，往往对能否通过政治机构而完善人性持怀疑态度，依恋现行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秩序，反对人民主权，看重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某些好处，并在态度上倾向民族主义。其意识形态，除了表现为理性以外，还常常表现为非理性的信仰和情感。此外，还肯定传统的家庭道德。”“经济上的右派，信仰经济领域内的选择自由，赞成自由市场经济和尽量减少国家干预，赞成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实行志愿性自助和个人保险体制，而不赞成由国家组织的社会保障制度。”(注：《世界知识》2002年第11期，第34页。)这个解释基本上是清楚的。仔细思考，我们发现在这里经济上的右派与政治上的右派之间有一点矛盾，或者说，右派的经济政策与政治政策之间有一点自相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曾经引起一些概念混乱。在经济上，右派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实行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而在政治上，右派强烈反对1968年造反的一代提出的民主化自由化要求，主张加强国家对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生活的干预，主张严刑竣法，甚至有某种极权主义的发展倾向。经济上的右派被称作新自由主义，而政治上的右派被称作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合二为一是当今中右势力、也就是所谓“新右派”的典型特点。这就是70年代末期、80年代中期开始在西方政治文化中占据主导位置的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为什么有的时候被称作新保守主义，有的时候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我在以前的文章，如2001年在《欧洲》发表的《进入21世纪的西欧政治思潮》中曾经提到，历史上，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对立的，保守主义代表封建主义势力，自由主义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现在两者合二为一是资产阶级政治上向右转，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化的具体体现。
引起概念混乱的还有工人运动的问题。历史上，工人、工会运动属于左派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今天，我们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看到了一种右倾化的工人运动。在奥地利，45%的工人投票支持右翼民粹主义领袖海德尔，很多失业工人、青年人支持甚至参与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排外运动。自1989年苏东巨变以后，在西方社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宣传甚嚣尘上，由于对现实社会主义失望，很多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不满的工人不得不从右的方面寻找出路，转向支持极右势力，这是一个历史悲剧。“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是著名左派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最近在一篇文章中突出强调的一句话。他说：“工人运动，如同阶级意识一样，是在社会生产发展的某一阶段，一个雇佣劳动者阶级逻辑上必然产生的、实践中无法避免的自身特征的体现。社会主义是一种方案，这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努力要推翻资本主义，用一个新的经济制度和一个新的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意图和尝试。虽然这个方案从一开始就和工人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两者毕竟不是完全等同的一回事。我们在所有存在工人阶级的社会里都会发现工人运动，除了由于强制和恐怖镇压使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地方以外。在美国历史上，工人运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与作为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点，100年来经常引起人们的注意。”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上“不仅有非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还有反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例如波兰的团结工会，还有具有很强民族主义色彩，或者宗教色彩的工人运动，没有意识形态、或者与其他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工人运动。”他还说：“没有理由认为，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收入布鲁诺•格洛伯等人主编：《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维也纳：科学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4、16页。)
现在我们在西欧看到了一个与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工人运动，工人与工人运动的向右转，这是在具有悠久社会主义传统的西欧，政治上向右倾斜的一个突出表现。
世界政治的向右转折
西欧以及世界范围内政治向右转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登上政治舞台，占据绝对优势统治地位的那一时刻开始的，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走向。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这部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二战后半个世纪中这个意义重大的历史分界，他把70年代(准确地说是1973年)分界线以前的历史时期称为黄金时代。于尔根•哈贝马斯在近年出版的《后民族时代的形势》一书中，对于这个黄金时代做了更为具体的描述：“在幸福和平的西欧民主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发展起混合经济，这使他们能够不断扩大公民权利，第一次有效地实现社会基本权利。在50年代至70年代前期这一阶段，世界经济爆炸式地增长，工业生产成倍翻番，工业产品的世界贸易数十倍地增长，这些都使得世界的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而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各国政府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经验中获益匪浅，这个组织在20年内占据了世界生产产值的四分之三，世界工业产品贸易的五分之四，他们推行的明智的、注意国内稳定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增长比例相对比较高的情况下，建立并且扩大了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福利国家群众民主的形象中，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经济形式第一次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被驯服，或多或少地同一个民主的法制国家规范的自我认识相一致。”(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77、78页。)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能够采取这种明智的政策?我把这种政策称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于工人的让步政策，这种让步政策的出现首先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经验教训，为了资本主义的继续生存，不得不放弃传统的自由主义，也就是放任自流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其次，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平竞赛、和平竞争的结果，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很大压力，至少在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消除了失业现象，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所以，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把实现充分就业放在首位。很多西方左派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的西欧工人阶级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大的受益者。在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要比现在人们估计的高得多。如霍布斯鲍姆指出的那样：“莫斯科以外的很多人都把斯大林的简陋经济看作是比西方更具有活力的经济制度，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取代资本主义。一直到60年代，很多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像赫鲁晓夫一样相信，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超过西方经济。”(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收入布鲁诺•格洛伯等人主编：《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维也纳：科学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7页。)
霍布斯鲍姆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战后黄金时代，这些国家内部的改良主义运动取得了很大胜利。“在所谓黄金时代结束以后，改良主义的目标几乎百分之百地实现，工人的状况比1914年以前主张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人们最乐观的设想还要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重新恢复了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局面，这一次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经济政策改革的框架条件下，而且是建立在充分就业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于工人运动有意识整合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所谓黄金时代(1947至1973年)的经济奇迹基础之上。”他特别强调，30年代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冷战时期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制度竞争的压力，是致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推行让步政策的重要前提条件。他说：“如果没有大危机和德国纳粹上台的悲惨经验教训，这种新的和平共处能够出现吗?要是没有对于共产主义进军的恐惧呢?要是没有斯大林和希特勒，伯恩施坦能够胜利吗?恐怕是不能。”(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收入布鲁诺•格洛伯等人主编：《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维也纳：科学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8页。)
哈贝马斯在谈论战后黄金时代结束的时候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来说，足以使他把战后几十年作为黄金时代来欢庆。但是，至少是在1989年以后，公共舆论已经感觉到这个时代的终结。再回过头来看，在社会福利国家至少应该作为社会政治成果的国家，这些成果已经开始被人们所放弃。在这个世纪末，受到社会福利国家驯化的资本主义出现了结构危险的迹象，一种在社会领域残酷无情的新自由主义再度复活。”(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77、78页。)
为什么会有这种大转折?霍布斯鲍姆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改良主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说，在谈论70年代以来的大转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伯恩施坦希望的破产。“改良主义大厦建立在三个基本柱石基础之上。第一，工人阶级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长，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的归属意识也在不断增长，它使形形色色的劳动群众、以及或多或少的穷人融合为一个惟一的阶级。但是，自从70年代以来，在第一世界工业国家老的工人阶级无论是在绝对数还是在相对数目上都在萎缩，他们失去了很多以往的阶级意识。不仅如此，工人阶层，以往是无条件地属于运动，现在开始转向经济自由主义政党，就像在英国，在撒切尔统治下所发生的那样。随着我们社会物质的丰富，他们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过去的信仰，失去了通过团结互助和集体行动可以真正改善每个人生活的信念。”
“改良主义的第二个基本柱石就是自从俄国革命以来，特别是1945年以来，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恐惧。至少在欧洲，只有一种充分就业和社会改良的政策才能抑制这种共产主义的进军。但是现在，苏联已经不存在了。自从柏林墙倒塌以后，资本主义已经把恐惧给忘了。而且情况表明，在80、90年代大规模群众性失业似乎失去了以前能够促使政治激进化的推动力量。”
“1945年以后，改良主义证明，特别是充分就业政策，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是十分必要的。如凯恩斯和瑞典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这是改良主义的第三个柱石。不仅社会民主党政府，当时所有政府都推行同样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社会稳定，而且还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空前的经济繁荣。1973年以后，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改良政策已经再也不能如此成功了。这使得许多政府重新信仰原始自由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自70年代以来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国民经济理论四处蔓延。对于这个学派的理论来说，工人运动、工人政党、国家的社会福利划拨是阻碍自由市场、阻碍最大限度利润和经济增长的障碍。所以这种意识形态声称，最好应废除一切普遍福利。现在用‘自然失业率’的教条取代了充分就业政策。”(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21、22页。)
霍布斯鲍姆谈论的前两个改良主义柱石涉及到阶级力量的对比，一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的萎缩，一个是国际力量对比，苏联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这是导致西方资产阶级从让步政策转向反攻倒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重要背景。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改良主义第三个柱石，即充分就业政策的瓦解，应该说这是新的科技产业革命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危机的结果。他还谈到全球化，认为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失败的“还有民族国家在全球化面前的撤退。工人运动始终镶嵌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镶嵌在国家控制的混合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的框架之内。没有民族国家，工人运动、工人政党就失去了它们强大的政治武器。直到现在，工人运动，尽管在理论上大讲国际主义，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成功地使自己的活动摆脱纯粹民族国家的框架。他们今天必须要学会国际主义。”(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22页。)
失衡的阶级力量对比
新科技产业革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至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是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政治、包括欧洲政治持续向右转的根本原因。其中最大的事件就是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当然，这中间有一点缓冲，比如90年代中期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再度上台执政，提出所谓“第三条道路”，从根本上说，这个“第三条道路”体现了社会民主党人向右转，民主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还有此前一段时期共产党人的社会民主党化，都是政治向右转的具体标志。
如前所说，这种政治右转的根本原因在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失衡。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这种失衡更是变本加厉。很多学者引用了非常生动的比喻和事例来描述在当前所谓后工业社会、服务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网络社会中新的阶级分化的严重局面。例如美国左派学者罗伯特•赖克引述了一家美国大型航空公司的布告通知，通知宣布在飞机座位安排方面明显拉大了头等舱和普通舱之间的距离，赖克认为，飞机座位的空间变化可以看作是对于新经济中社会结构变化的图示说明。“在美国，富人的数量不断增长，市场要对此做出反应，为他们创造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服务，这些空间与服务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就像一百年前古老的金融贵族一样，他们正在用过度奢侈创造自己的黄金时代。新的富人是一些由生意人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精英，他们处在不停的运动中。从事投资活动的银行家、忙于飞机旅行的高级律师、拥有巨额收入的企业主、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商人、消遣娱乐工业的大牌明星，这些人都有很多钱，但是没有时间。在这种新经济中，中间阶级被压扁了，有时真成了被压在中间的阶级。在飞机中，前面座位的空间得到扩展，中间的、后排的座位行距缩小，座位之间的横向距离也在减少。就像房地产的价格步步攀升，中间阶级正在从城市中被排挤出去一样。”(注：《纽约时报》1998年4月5日。)
新的精英不仅赢得更多空间，而且还赢得人们的更多关注。这特别包括个人的舒适安逸。他们被按摩师、理疗医师、咨询顾问、设计规划人员、美术设计人员伺候得舒舒服服。受到排挤的中间等级越来越少地问津个人服务行业，因为这种服务对于他们实在是过分昂贵。赖克认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近几年创造的几百万涉及个人服务的劳动岗位，多数是为了伺候和照顾这些新精英的，这些劳动岗位为中间阶级所承担，他们是坐在飞机的后边，被排挤出城市的人们。“工业化曾经创造了一个销售大规模生产的商品的大规模市场和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业，由此创造了一个广泛的中间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伟大成果。他们使得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经济变得更加强大。而现在的新经济，看样子似乎正在把我们引入一种新型的社会分裂。”(注：《纽约时报》1998年4月5日。)
西欧的自由主义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认为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全球阶级，他们将是明天的统治阶级。在描述目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一个受排挤的中间阶级的命运的时候，达伦多夫使用了摩天大楼的比喻。他描述说：在最上面的一层居住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大都从新经济与新技术的成果中获得好处，无论他们是在经济界、学术界、或者消遣娱乐行业工作，他们的共同性在于不停地乘坐飞机在全球大城市之间飞来飞去。这些充满活力的精英不仅被人描述为一些特别灵活、特别具有创造精神、具有主动性的人，而且，由于他们对于未来充满希望，所以也是特别乐观的。而住在中间楼层的人们感到自己受到如下一种阴暗前景的压迫，他们将失去自己在这座社会大厦中的劳动岗位和位置，还有数量越来越多的人还没有走进大厦的人口，这些人还在大街上，确实是无家可归，或者栖身大城市的贫民区。(注：拉尔夫•达伦多夫：“全球阶级与新的不平等”，《默库尔杂志》2000年11月号。)
在全球化的辩论中，许多学者特别是左派学者提出，伴随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以及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阶级阶层分化。美国左派学者莱斯特•瑟罗曾经预言说，全球化的结果就是社会地震和经济上的火山爆发。他认为，一种新型流氓无产阶级将会成长起来，他们在资本主义中将毫无立锥之地，此外，还将出现一个“知识劳动者阶级”，他们将获得财富和权力——他们是未来的精英。(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美国学者威廉•罗伯逊、杰里•哈里斯在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中，则用批判的口吻说，这些精英已经构成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他们说，“这一跨国资本家阶级是全球统治阶级，它控制着形成中的跨国国家机构和全球决策。这一跨国资本家阶级正建构一个新的全球资本家集团；这是一个新的霸权集团，它由全世界包括北方发达国家、以及南方国家中统治阶级内占主导地位的形形色色的经济、政治势力组成。具体地说，就是由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超国家经济计划机构的管理精英、统治政党内的主要势力、大的传播媒体的统治精英、技术精英、以及北南国家的国家领导人组成。这一统治集团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是由新的全球化资本增殖和生产结构所决定的。”
“跨国商业和政治精英80年代初出现于世界舞台的时候，他们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他们要通过那些经过改造的多国和一国机构来建设和操纵一种全球性的经济。”“跨国资本家阶级正是通过这些全球机构企图成为一个新的全球资本主义霸权集团。”(注：威廉•罗宾逊、杰里•哈里斯：“正在形成的全球统治阶级：全球化与跨国资本家阶级”，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2000年春季号，64卷第1期。)
世界政治的私有化
在全球化的讨论中，近年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命题：世界政治的私有化。这个命题进一步体现了世界政治向右倾斜的发展趋势。
西欧学者最先提出“世界政治私有化”的理论概念，他们认为，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公开吸收私人活动主体参加，让它们参与世界政治的讨论与决策进程。很多私人公司组成了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在会议上宣传利用市场经济能够有效地解决生态问题。“自从里约热内卢高级峰会以来，世界政治再也不仅仅是单纯由政府和国际组织所代表的国家所从事的事业。私人活动主体，无论是在世界政治的决策过程中，还是在这些政策的实践贯彻过程中，都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这次会议成为世界政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注：哈特维希•胡梅尔：“世界政治的私有化——发展趋势、活动空间与替代选择”，收入坦亚•布吕尔、托比亚斯•戴比尔、布里吉特•哈姆、哈特维希•胡梅尔等主编：《世界政治私有化，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非国家化与商业化》，波恩：狄茨出版社2001年德文版。)所谓世界政治私有化，就是指世界政治的商业化和非国家化，也就是说，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这些私人活动主体在很多方面已经承担起原来由民族国家政府所承担的任务。
私人活动主体对于世界政治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跨国政治思想库，例如罗马俱乐部、三边委员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确定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方面的重要作用。大型的媒体康采恩，如CNN的新闻报道可以引发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私人经济评估咨询机构对于各国经济形势的评价可以直接影响世界金融的流动，他们的错误评估往往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崩溃。私人活动主体甚至渗透到国家任务的核心领域，如保障公共安全，这本来是国家最基本的任务，现在已经部分地由私人雇佣的保安人员和士兵负责担任。私人武装军队的出现和发展，跨国军火交易，跨国恐怖主义网络，这些都是武装力量非国家化的具体体现。甚至联合国也要向私人活动主体、跨国康采恩筹措经费。1997年美国最大的媒体大王特德•特纳宣布，它要向联合国捐赠10亿美元。这笔钱相当于美国拖欠这个世界组织债务的2/3，这位出手大方的亿万富翁要以他的赠款与共和党人占据优势的美国国会对联合国的封锁政策进行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希望联合国机构与跨国康采恩在一个全球契约框架内建立起伙伴关系，遭到很多人的批评，人们指责这是要把联合国拍卖给私人出资者。特别是当联合国组织要和那些军火工业康采恩、那些破坏人权、严重污染环境的跨国公司建立联盟的时候，这种批评特别强烈。
原则上可以划分出两种私人活动主体，一种是从事经济经营活动的私人公司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另一种是作为市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两种私人活动主体遵循各自不同的行动逻辑。公司企业是以成本收益的考虑、盈利期望为活动基础的。非政府组织依靠的是自愿热情投入，丝毫没有盈利的打算。
导致世界政治私有化的背景十分复杂，总体看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在20世纪，世界政治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为私人活动主体参与世界政治提供了机会和空间。最初的世界政治概念指的是民族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和，或者夸张地说，是一个大国为了实现世界统治而推行的对外政策，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被称为全球政策。那个时候，所谓政治就是指民族国家政府的政策。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表明，必须要有一种超然于民族国家对外政策的世界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宣布了民族自决权，帝国主义、殖民帝国失去了它们的合法性。国际联盟和它的后继组织联合国，尽管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它们实行了一种制度化的调节性的国际合作，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确立了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新秩序，1948年关于普遍人权的声明宣布所有人原则上都是平等的，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力，从而把人权问题纳入世界政治范畴，自从里约热内卢高级峰会以后，可持续发展原则也开始属于世界政治所关心的范畴。现在的世界政治再也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权力和政策，而是意味着在解决全球问题的意义上、具有全球约束力的、面向全球的政策。
其次，它是与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新自由主义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它要把一切都推向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合理化，所以出现了世界政治的商业化。而世界政治的私有化与新自由主义积极倡导的经济私有化完全一脉相承，就是要鼓励私人活动主体的积极主动性，鼓励个人的创业精神，减少国家的干预活动，缩小国家的活动领域。而跨国公司正是新自由主义所依赖、所积极鼓励的社会力量。
再次，由于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急剧扩张，不少大型跨国公司富可敌国，经济实力超越了多数中小民族国家，任何人都不能小看了这支力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不仅是经济活动主体，而且努力参与世界政治。例如美国的烟草工业康采恩，为了报复联合国的全球戒烟运动，积极支持美国政府对抗联合国的方针政策。美国石油工业康采恩为了自身的发展利益，坚决要求美国政府退出限制二氧化碳排放、保护气候的京都议定书。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积极活动，要在全球契约的框架内与跨国康采恩建立行动联盟，正是适应了这种变化。跨国康采恩与联合国机构的合作，不仅仅谋求夸大声誉、提升形象的广告效应，而且谋求对世界政治决策施加影响。
还有人把世界政治的私有化归结为冷战的终结，也有人说是和信息通讯的技术革命，和市民社会的崛起密切相关。
对于世界政治私有化的评价，目前分歧较大。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更多的私人活动主体参与世界政治，这反映了世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参与世界政治的决策与执行过程，在保障人权、实施人道主义援助、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贡献力量，可以促进世界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是一件积极的进步事业。但是，更多的持反对意见的人坚持认为，在世界严重贫富分化的条件下，并不是所有私人活动主体都能够参与世界政治的决策与执行。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实力弱小的非政府组织往往被排除在世界政治舞台之外，当前世界政治舞台的私人活动主体基本上是富人俱乐部的成员。跨国公司对于世界政治的直接参与，垄断社会财富的极少数跨国公司力求主导世界政治的基本发展方向，操纵世界政治规则的制定与实施，这并不是什么民主化，而是集权化、专制化，深刻地体现了世界政治向右倾斜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