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把生活想象成一道巨大的难题，想象成一个方程式或一组部分地相互依存、部分地相互独工的方程式……要知道，这些方程式都十分复杂，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惊奇，而我们时常都不能求得它们的“根”。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
我们能够对人类的本性、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各种精神力量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创造并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制度进行理智的反思，这一想法至少同有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老。普通的宗教文献探讨这类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文献同样也探讨这类问题。除此而外、还有各种世代相沿的口传智慧，它们往往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获得书面定型。这些智慧果实要么以启示的形式呈现出来，要么就是对某些永恒真理所作的理性演绎。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是，其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世界上的这一或那一地区的丰富而漫长的人类生活经验中归纳筛选出来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正是这种智慧的后裔，不过它乃是一个关系疏远的后裔，或许经常还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后裔，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地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去追寻超越于任何公认的或演绎的智慧之上的真理。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这一努力自十六世纪以来逐渐地趋于成熟，并且成为近代世界定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这种知识被你为scientia，意为“知识”。当然,从语源学上讲，哲学的本义也是“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爱知”。
几个世纪以来，所谓经典的科学观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基于两个前提，一个是牛顿模式，认定有一种对称格局存乎过去与未来之间，这是一种准神学的视界：如同上帝一样，我们也能够达致确实性；既然万物共存于永恒的现在，因此我们不必区分过去和未来。第二个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它假定自然与人类、物质与精神、物理世界与社会／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看根本的差异。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曾于1663年为皇家学会草拟丁一份章程，他为该学会确立的宗旨就是“通过实验手段增益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他还补充了一句话，强调皇家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这些章程业已体现出，认识方式分化成了斯诺C.P.Snow)后来所说的“两种文化”(two cuLtures)。
科学开始被界定为对于超越时空、水远正确的普遍自然法则的追寻。亚历山大.柯伊雷在梳理了白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欧洲人空词概念的转变后指出：
新手宙论所设定的无限宇宙在空间广延和时间绵延两方面都是无限的，其间永恒的物质依照水垣而必然的法则无止境、无目标地运动着。这个无限宇宙秉承了神的一切本体论属性，不过也仅仅秉承了这样一些属性，其余的都被远遁的上帝随携而去了。
自然，远遁的上帝的其他属性包括基督教世界所尊崇的种种道德价值，如爱、谦卑和仁慈。在此，柯伊雷对于取代它们的那些价值未置一言但我们知道，远遁的上帝所留下的并不完全是一个道德真空。如果说天空被推展列极限以外，人类的野心又何尝不是如此。进步成为一个操作性的语汇，它现在被赋子了一种新近获得的对于无限性的意识，并且随着物质成就的不断取得而大大强化了。
柯伊雷所说的“世界”并不是指地球，而是指宇宙。的确，可以认为，在同一时朗，西方世界对于地球空间的感性认识正发生一个逆向的转折，人们开始意识到地球空间的有限性。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伴随着横越地球的探险航行，地球才逐渐地围绕着它的球形结构收拢。诚然，这个球体的圆周比哥仑布所想象的要大得多，然而它却是有限的。通过对地球资源的利用，并且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同一些探险航行还进一步开拓了商业通道，结果造成劳动分工的扩大，而在以后的岁月里．社会距离和时间距离都将随之而不断地缩小。
然而，地球的这种有限性不是，至少直到最近为止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尽管无限进步的理想和景观要以时空的无限性作为支撑，但是．能否通过技术上的进展在人类事物中不断地臻于进步，那要取决于能否认识相探索世界．取决于是否在某些关键的方面(尤其是在认识论和地理学方面)对世界的有限性怀有信心。的确，按照当时的一般假定，我们若欲取得进步，就必得彻底消除我们作为发现者所受到的一切阻碍和限制，使自己能够自由地去揭示各种内在的秘密，发掘可触及的世界里的各种资源。迄至二十世纪，地球空间的有限性似乎主要地有助于推动西方人按照进步的要求去从事探险和开发活动．赋予他们的统治欲望以切实的可行性。在二十世纪，随着地球的空间炬离缩小到一个似乎带有束缚性的水平上，地球空间的有限性甚至可以用来提供一个新的刺激，促使人们把探索的触角日益广远地向上向外伸张，从而更进—步地扩大统治的范围。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和过去的栖身之所看上去与其说像一个根据地，倒不如说像一座发射场，从这里，我们这些掌握了科学的男人(以及少数几个女性)可以拔地而起，在太空中翱翔，确立自己对越来越广大的宇宙一体性的支配地位。 进步和发现或许是此处的关键词，不过，为了获得一套完整的词汇，我们还需要另外再加进几个词，如科学、统一性、单纯性、支配甚至“宇宙“。十七、十八世纪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主要衍生于天体力学的研究。起初，当人们试图确立对于自然法则的科学探索的合法性和优先性时．他们井未将科学和哲学加以区分，即使是在对这两个领域进行区分时，他们也把两音看成是共同探寻世俗真理的同盟。 然而，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对于科学观界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哲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里也日益成为神学的替代物，同样因其先验的真理断言不可验证而备受责难。早在十九世纪初期以前，两个知识领域的分化业已失去了它们原先作为两个“独立而平等的”领域的意义．而开始着上一层等级的色彩，至少在自然科学家眼里是如此：一方是具有确实性的知识(科学)，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虚假的知识(非科学的知识)。到十九世纪初，科学终于大获全胜，其独尊地位在语言上得到反映、人们把不带限定性形容词的“科学”一语主要地(而且经常是唯一地)与自然科学等同了起来。迄今为止，自然科学一直都在竭力地为自身争取与另一种称为哲学的知识形式完全相异甚至截然对立的社会思想上的合法性，而上述事实则标志着自然科学的这种努力达到了顶点。
科学，亦即自然科学的性质得到了清晰的界定，相形之下，与之对应约那种知识形式就不那么明确了，人们甚至在给它起一个什么名字上都从来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它有时被称为多文科(arts)，有时被称为人文科学(humanities)，有时被称为文学或美文学(belles—1ettres)，有时被称为哲学(Philosophy)，有时甚至被简单地称为“文化”，而在德文中则被称为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这种知识形式的面目和重心可谓变化多端，缺乏内在的凝聚性，致使该领域的从业者无法就其学科的重要性向官方提出辩解，更无法纪成统——的联盟，因为他们似乎根本没有能力创造出任何“实际的”成果。围绕着何谓有效知识这—问题而展开的认识论较量，其焦点不再是谁有权来操纵有关自然界的知识(迄至十八世纪，自然科学家显然已经赢得了对这个领域的独占权)，而是谁有权来操纵有关人类世界的知识。
近代国家亟需更加精确的知识来作为制定决策的基础，这种需要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导致了——些新的知识门类的出现，只是它们的性质和范围还不十分明确。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欧洲的思想家们也开始认识到，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体制(“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波斯人?”)，对其形态各异的待色应当加以解释。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大学(自十六世纪以来，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濒于消亡的机构，这是由于它原先与教会的联系过于紧密的结果)在十八世纪晚期、十九世纪初期得到了复兴，成为创造知识的主要制度性场所。
大学经历了一次复兴和改造。神学院变得无足轻重，有时甚至被完全取消了，或者被哲学院里的一个小小的宗教学系所取代。医学院保持了它原有的职能，继续成为一个特定专业的训练中心，而该专业现在已经完全被界定为一种应用型科学知识了。近代知识结构主要是在哲学院里(在较小的程度亡也在法学宪里)确立起来的。无论是文科领域的从业者，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从业者都纷纷涌入哲学院，并在那里建立起多元化的自律学科结构。
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多元学科的创立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这种合理的划分保证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具有思想上的创造性。自然科学早在大学复兴以前就已经确立了某种自律的制度形态，它之所以行动得较早，是因为它允诺能够创造出直接有用的实际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要求得到社会的和政治上的支持。在十七、十八世纪、各种皇家学院应运而生，拿破仑还设立了一些高等院校，这反映比当权者愿意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家或许根本不需要大学就可以从事自己的工作。
因此．在整个十九吐纪，对大学的复兴贡献至巨者并非自然科学家，而是历史学家、古典学者和民族文学学者，他们将大学当作一种手段，以争取国家对其学术工作的支持。
他们把自然科学家也吸引到发展迅速的大学结构中去，并从自然科学家积极的一面获益甚多。不过，由此却产生出这样一个后果：从那时起，大学就成了文科(人文科学)和理科(自然科学)之间持续紧张的主要场所；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现在被界定为两种完全不同、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认识方式。
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正是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文化巨变迫使人们去澄清这场争论。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变得异常紧迫，并被赋予了一种合法性，光是提出一些有关社会生活的自然秩序的假设性理论，已经很难满足这种要求。许多人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无疑他们希望通过这种途径把社会变革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当时，主权在“民”正迅速地成为一项通则，社会变革似乎已是大势所趋。然而，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出了深刻的社会需求。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更进一步的结论：要想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或越“具有实证性”)越好。抱着这样的宗旨、十九世纪上半叶许多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尤其是英法两国的)转向牛顿物理学．将其作为效法的楷模。
另外一些人则更多地致力于为那些经历了社会解体或正面临类似威胁的国家重建社会一体性。他们将已有的民族历史叙述加以详尽的发挥，希望借此为新兴的或潜在的主权国家提供坚实的基础。不过，这些历史叙述的主人公不再是王公贵族，而是“民族”。历史被重新表述为geschichte，即过去发生的事情，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据认为，通过这种重新表述，历史就被赋予了一种完美的可信性。历史不再是为帝王作辩护的圣徒式传记，而是有关过去的真实故事，它解释现在，并为未来提供明智选择的基础。这种基于经验性档案研究的文学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反对“思辨”和“演绎”(据说只有纯粹的“哲学“才使用这类方法)。然而，正因为这种史学深切地关注民族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与任何其他的故事有着经验上的差异、因此它使对新兴“社会科学”的倡导者所做的概括工作(即建立社会普通法则的工作)持一种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
在整个十九世纪，各门学科呈扇形扩散开来，其所秉持的认识论立场互不相同。一端首先是数学，其次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它们按照一种逐次递降的决定论排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或文学艺术)，其中哲学的地位最高(它作为—种非经验的活动依附于数学)，然后是对于形式艺术实践(包括文学、绘画和雕塑、音乐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时常接近于史学，如艺术史。
介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是对于社会现实的研究．其中历史(研究个别事件的)接近于文学艺术，事实上，它经常都是后者的一部分，而社会科学(研究普遍规律的)则接近于自然科学。知识日益僵硬地分化成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在认识论上的侧重点被此不同．于是研究社会现实的学者往往不知不觉地陷于两者的中间，在这些认识论问题上歧见甚深。
但是，上述种种均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科学已经战胜了(思辨)哲学，并在知识领域里逐渐地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奥古斯持·孔德曾经宣布科学和哲学已经离异，尽管实际上这种分裂主要是对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的拒斥，而不是对哲学研究本身的拒斥。不过，提出的问题还是实在的：世界是否被决定论的法则所支配?(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还有地位和作用吗?这类思想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些假定的政治寓意。从政治上说，决定论法则的概念似乎有助于通过技术统治的手段对潜在的无政府主义变革运动进行控制。另一方面，也有一批人在竭力地捍卫特殊的、不受决定论制约的、想象性的事物，因为从政治上说这样做对他们更为有利。这批人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借维护现存制度相传统的名义抗拒以技术官僚体制为取向的变革，另一类则在努力地争取种种更为自发、更为激进的可能性，欲使人的作用能够介入到社会一政治领域中去。这场争论持续不断，但却难免有失平衡，它在知识领域造成了如下的后果：科学(物理学)到处都受到顶礼膜拜，而在许多国家，哲学则被挤到大学系统中的一个越来越小的角落。对此，某些哲学家最终作出的反应就是重新界定他们的活动，以更好地适应科学风尚(维也纳学派实证主义者的分析哲学便是如此)。
科学被宣布发现了客观实在，它所采用的方法能使我们走出心灵，而哲学家据说只会思想，并将他们的思想所得形诸笔墨。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当孔德和穆勒致力于确立分析社会世界的种种规则时，他们都毫不含糊地坚持了对科学和哲学的这种认识。孔德恢复了“社会物理学”这一概念，借机阐明了他的政治关怀。他想把西方世界从“系统性败坏”的处境中拯救出来，他认为，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一直十分猖獗，由于这个缘故，“系统性败坏”业已“成为统治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照他看来，主张秩序的人坚持某些早已过时的教条(天主教的和封建的)，而赞同变革的人则坚持某些源自新教的纯粹消极和毁灭性的理论。依据孔德的观点，社会物理学将会导致秩序和进步的调和，因为它把解决社会问题的任务交给了“少数受过适当教育、有才智的精英”。这样，通过树立一种新的精神权威，革命便会“终止”。新的社会物理学的技术统治基础和社会功能由此得以明确。
在这种新型的知识结构中，哲学家将成为——用一个著名的套语来说——“研究普遍性的专家”。这意思是说．他们的任务是把天体力学(它在拉普拉斯对牛顿力学的发展中已经臻于完善)的逻辑应用于社会世界。实证科学代表着从神学、形而上学以及其他一切现实“解释” 模式中的彻底解放。“因此，在知识的每一分支中，若要使我们的各项研究具有实证性，那就必须把它们的范围加以限制，只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必努力地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原因或最终结果。”
在英国，穆勒也与孔德持有相同的见解，他们两人有时还互相通信。穆勒不谈实证科学，而是大谈精确科学，但他所坚持的仍然是天体力学的模式：“(涉及到人的科学)远不具备天文学领域中业已实现的精确性标准。不过，它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成为象现在的潮汐学或以前的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当初天文学计算也只不过是掌握了主要的现象，而对各种摄动现象则无能为力。”
尽管社会科学内部分化的基础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明确地形成，然而，只是在1850至1914年间，从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中反映出来的思想多样化，才以我们今日所知的形式在主要大学里得到正式承认。诚然，在1500至1850年期间，已经有一类文献涉及到许多今日归于社会科学名下的核心问题，如政治制度的运作、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关系准则以及有关欧洲以外的政治体制的描述。我们现在不仅能读到马尔萨斯、李嘉图、基佐、托克维尔、赫尔德、费希特等生活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家的论著，而且还能读到马基雅维里、博丹、配第、格劳秀斯、法国重农主义者和苏格兰启蒙主义者的论著。我们甚至还能在这—时期发现有关社会犯罪的讨论，如贝卡里亚就写有这方面的书。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不完全符合今日所理解的社会科学概念，并且在这些学者中间，还没有哪—个人自认为是在后来所说的独立学科的框架内从事研究的。
在十九世纪，人们试图在经验发现(与“思辨”相对而言)的基础上确保并推进关于“实在”的“客观”知识，社会科学领域中多学科的创立便是这项一般性工作的—‘部分，其根本宗旨是要“认识”真理，而不是去创造它，直觉它。不过，这种知识活动的制度化进程并不那么简单，也绝非一帆风顺。首先，这种知识活动是应该成为—种单一的活动呢，抑或应该像后来那样划分成几个学科，对此人们在刚开始时并不十分清楚。而且，在刚开始时人们也不太清楚通往这种知识的最佳途径，不知道什么样的认识论是最富于成果或最具有正当性的。尢其不清楚的是，社会科学能否在某种意义上被看成是“介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第三种文化”，如沃尔夫·莱彭尼斯后来所表述的那样。事实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从来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去注意实际作出的种种决定，或者绝大多数人所把持的流行观点。
首先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一制度化进程发生于何处。在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地区：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大多数学者、大多数大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都云集在这五个地区，其他国家的大学无论是就数量而言还是就国际声誉而言都无法与这五个地区的大学相比肩，我们至今仍在阅读的绝大多数十九世纪论著，也都是在这五个地区写就的。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众多“研究主题”和“学科”的名称也是在这个世纪提出的。然而，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围绕着少数几个名称已经有了广泛的趋同或共识，而其余的候选名称则或多或少被抛弃了。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这些名称主要有五个：历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在这份清单上，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东方学(在英语中称为Orientalism)，尽管其本身并未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一门社会科学。为什么不把地理学、心理学和法学也包括进去，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作解释。
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率先取得自律的制度化形态的学科实际上是历史学.诚然，许多文学家都坚决反对给他们的学科贴上社会科学的标签，有的人甚至直到今日也依然如此。不过，我们仍将文学家与其他几门社会科学之间的争端看成是社会科学内部的争端，这一点容后再加阐明。 文学当然是一门古已有之的学问．这个术语本身也很古老。对过去的叙述，尤其是对本民族过去的叙述、乃是知识领域里的一项人所熟知的活动，帝王传记式的历史一直都受到当权者的鼓励。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型历史“学科”的显著特点是．它严格地强调应该去探明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即“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是兰克Ranke的名言)。这种主张究竟针对的是什么呢?主要是那种讲述想象的或夸张的故事的做法，因为这些故事迎合读者的趣味，或服务于统治者和其他权势集团的当下目标。
我们很难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兰克的口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科学”在同“哲学”的较量中所利用的各种主题——对客观、可知的现实世界的存在的强调，对经验证据的强调，以及对学者的中立立场的强调。而且，史学家象自然科学家一样，不应该在先前的文字著述(图书馆、读书的地方)或他们自己的思想过程(书房，思考的地方)中寻找材料，而是应该在一个能够收集、存储、控制棚支配外在的客观数据的地方(实验室／档案馆，从事研究的地方)寻找材料。
文学和科学在反对思辨哲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正因为如此．两者就都被纳入近代知识形态(与中世纪的知识形态相对)的范畴。另一方面．文学家之所以拒斥哲学，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哲学要求人们去探寻能够解释经验数据的一般构架；他们感到，对于社会世界的科学“规律”的探索只会使人重新陷入谬误。于是，对史学家而盲．其所秉持约拒斥哲学的立场就具有了双重意义．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他们如何能够通过自己的著述既反映出科学在欧洲人思想中所占据的新的霸权地位，同时又强烈地预示和倡导一种注重个别性的反理论化姿态。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绝大多数史学家都坚持认为他们应归属于文学院，而对正在缓慢流行的社会科学这个新范畴则持谨慎的态度，避免与之相认同。
诚然，十九世纪早期的史学家经常都把普遍历史的幻象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然而，史学家所秉持的反理论姿态，一旦同来自国家和有教养的公共舆论的社会压力结合在一起，便推动他们主要地去写本民族的历史，而“民族”一词的果：尽管史学家们不愿再为国王进行辩护，但他们又不知不觉地在为“民族”进行辩护，而且经常是在为他们的新君王，即“人民”进行辩护。
无疑，这对国家是有利的，因为社会凝聚力能够由此而得到增强，不过在另一方面，这种作用又是间接的。它不能帮助国家明智地决定现行政策，当然对理性改良主义所应采取的形态也几乎不能提供任何有见识的指导。在1500至1800年期间，不同的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已经习惯于请教专家(经常是公务员)．在商业本位时期则尤其如此。这些专家所提供纳知识可归在若干名目之下：如法理学（一个旧名词）和国际法(一个新名词)，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新名词．它完全依其字面意义表示国家一级的宏观经济学)、统计学(又是一个新名词，它原来指的是有关国家的定量数据)，以及财政学。大学的法学院已经开设了法理学课程，财政学也早巳成为十八世纪德国大学的一个科目。然而，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才开始出现一个叫做经济学的学科，它有时被放在法学院里，但经常都被放在哲学院(有时是以前的哲学院）里。由于十九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之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
经济学的普遍化假设使经济学研究直接地面向现时，结果，经济史在经济学课程表中常常只占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它作为一个分支学科，主要是从史学而不是经济学中发展出来的(当然它部分地也独立于史学)。在十九世纪，人们还试图发展出一种新型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既不注重研究普遍规律，也不一味地强调个别性．而是去探寻制约着具有历史持殊性的社会系统的种种规则。在日耳曼地区，一个称为国家学的学科领域被建构起来，它的出现正是上述努力的一个主要成果。这个领域(用现在的语言来说)由经济史、法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这几门学科混合而成，强调不同“国家”具有历史的特殊性，拒绝采用正逐渐通行于英法两国的学科区分标准。“国家学”这个名词本身即表明，它的倡导者们正试图占据政治经济学以前在英法两国曾经占据的思想空间，从而使国家学发挥与政治经济学相同的作用，即提供至少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用的知识。这个新创立的学科尤其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发展得很兴旺，然而最终却由于外部的进攻和内部的怯懦而败下阵来。任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德国的社会科学开始遵循英法两国所采用的学科范畴。国家学领域里的一些较年轻的领油人物，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率先建立起德国社会学学会。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家学终于被社会科学取而代之。
正当经济学逐渐地成为大学里的一门常规学科——它面向现时，侧重于研究普遍规律——时，一门全新的学科也正处于创建的过程个，人们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做社会学。对于创建者孔德来说，社会学将成为各学科的皇后，是一门具有“实证主义”(这是孔德发明的又一个新名词)性质的整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然而实际上，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之所以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些社会改革协会所从事的工作在大学里得到了制度化，并且经历了一次转变。迄今为止．这些协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去处理由于城市工人阶级人口的激增而引起的不满和骚乱。通过把他们的工作移进大学校园里，社会改革音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他们针对立法而进行的积极的、直接的游说活动。不过，社会学还是一直都保持着对普通人以及现代性(modemity)的后果的共注。或许是为了彻底割断社会学与社会改革组织之间的渊源关系，社会学家们开始培养——种实证主义信仰，这种信仰与他们所秉持的现时取向结合在一起，便把他们也推到了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学科阵营里。
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得更晚一些，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一一现代国家及其政治——不太适合于以探寻普遍规律为旨趣的分析，而主要是因为大学的法学院拒绝放弃它们在这个领域里的垄断权。法学院对这个学科的抵制可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至少直到1945年以后发生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时为止，政治学家一良都十分注重研究政治哲学(有时也称为政治理论)。政治哲学容许政治学宣称对远溯至希腊人的那份思想遗产拥有继承权，因而政治学家也完全可以去研究那些在大学的课程表中早已占据牢固地位的作家。
政治哲学不足以为建立—门新的学科提供充分的辩护，它毕竟可以继续在哲学系里讲授，并且实际情况也确乎如此。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它把经济学也合法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已经遭到贬斥，因为人们提出这样—个论点：国家和市场是按照而且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为了确保它的延续性，从长远来看．这就必然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对政治领域进行科学研究。
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丁一首四重奏，它们在十九世纪(无疑直到1945年)逐渐地成为大学里的一些学科。在这整个过程中，对它们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作为它们共同发源地的那五个国家，不仅如此，它们也主要是对那五个国家的社会现实进行描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五个国家的大学完全忽略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其实它们只不过把自己的研究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学科而已。
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牵涉到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并且在多数情况下还伴随着对这些民族的征服。按欧洲人的经验范畴来说，他们遇到了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有些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他们没有书写系统，他们似乎也没有共同的、覆盖广大地区的宗教系统，与欧洲人所拥有的技术相比，在军事实力上也较为薄弱。用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性术语开始被采用：在英语中它们通常被称为tribes(部落)，在其他一些语言中则被称为races(这个词还有另外一种用法，它可以指按照肤色和其他生物学特征来划分的很大的人种群。为了避免造成混淆，这个词后来被弃置不用了)。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称为人类学。正如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于大学校园以外的各种社会改革协会的活动，人类学在大学校园以外也主要是从探险者、旅行者以及欧洲列强的殖民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的；如同社会学一样，它随后也作为大学里的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然而它又是一个与其他研究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完全隔绝的学科。
正如早期的文学家受到普遍历史的诱惑一样，某些早期的人类学家也迷恋于人类的普遍自然史。尽管如此，来自外部世界的社会压力还是迫使人类学家成为研究特定民族的人种学家，他们通常从生活于他们国家的内部或外部殖民地的民族中挑选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几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研究者必须采用一种围绕实地调查而建立起来的方法论(从而满足以科学精神从事经验研究的要求)，并且还必须在某一特定的地区以参与者的身份进行观察(从而满足对所观察的文化具备深层知识的要求），这是一种为理解所需的知识，当然，由于科学家置身于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之中，要获得这种知识是非常困难的)。
介入式的观察方法容易背离科学中立性的理想。除此而外，人类学家(如同传教士一样)经常都按捺不住地要替他或她所研究的民族充当调解人，在该民族与欧洲征服者之间往复周旋。之所以如此，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类学家一般都是实施殖民政策的大国的公民，而他或她所研究的民族则是生活在殖民地的被征服者(例如英国人类学家在东非和南非．法国人类学家在西非，美国人类学家在关岛或研究美洲印地安人的美国人类学家、意大利人类学家在利比亚)。凡此种种，也都不符合科学中立性的原则。把人类学家固定地安置在大学结构中，这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举动，因为这样一来，人类学家便只能依照科学的规范前提继续从事人类学研究。
对这些文化“在未经接触以前”的原始状态的探寻进一步使人种学家产生出这样一个信念：他们在同——用埃里克.沃尔夫那句尖刻的话来说——“没有历史的民族”打交道。有鉴于此，人类学家原本可以改弦易辙，去接受一种与经济学家相同的态度，即面向现时，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结构人类学在1945年以后所完成的正是这种转向)。然而，在刚开始时，人类学家的首要任务却是去为他们所从事的差异性研究提供正当理由，捍卫“未能成为欧洲人”的道德合法性。因此，人类学家沿循与早期文学家相同的逻辑，坚决抵制建立普遍规律的要求；他们所推行的主要是—种注重个别性的认识论。
并不是所有的非欧洲民族都可以归入“部落”的范畴。 很久以来，欧洲人便一直在同其他所谓的“高级文明。相接触，如阿拉伯一伊斯兰世界和中国。欧洲人之所以将这些地区视为“高级”文明，正因为它们确实有自己的文字，有地理上分布很广的宗教条统，并且(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庞大的官僚帝国这种政治组织形态。欧洲人对这些文明的研究始于中世纪的牧师和教士。从十三世纪到十八世纪，这些“文明地区”在军事上仍然十分强大，足以抵抗欧洲人的征服行动，因而受到尊重，有时甚至受到钦佩，当然也难免引起人们的困惑。
然而，在十九世纪，由于欧洲在技术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文明地区相继沦为欧洲的殖民地，或至少是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木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其存在理由的。现在它成了一种更具世俗色彩的活动，并最终进入大学，在不断演进的学科结构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事实上，在东方研究被制度化以前，对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研究也已经被制度化了，出现了一门在英语中称为古典学的学科，专门研究欧洲自身的古代。古典学也是要研究——种不同于现代欧洲的文明形式，不过人们并不把它与东方研究同等看待。相反，按照当时人们的看法、古典学展现了那些被确定为现代欧洲人祖先的民族的历史，完全不同于譬如说对古代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的研究。古代文明被解释为一个单一、连续的发展过程的早期阶段、它发展到顶点，便产生出了现代“西方”文明。它被看成是一部单篇英雄故事的—章：先是古代；随后是野蛮人的征服，通过教会确保了连续性；然后是文艺复兴，希腊一罗马的遗产被重新吸收进来；最后是现代世界的建立。在这个意义上，古代没有自身的历史，它不过是现代社会的前奏而已。与此形成对比但却遵循相同的逻辑，其他的文明也没有自身的历史，而是由众多的史实所构成的故事，僵化，没有进步，最终未能步入现代社会。
古典学首先是一种文学理论，尽管它明显地与对希腊、罗马的历史研究相重叠。古典学家试图创建一门独立于哲学(和神学)的学科，在此过程中，他们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各类文学(不光是哲学家所承认的那一类)、艺术(以及新近出现的附属学科考古学)和历史(它可以按照新史学的模式来进行研究，不过由于第一手资料的医乏，其所占比重并不是太大)的结合。这种结合使古典学实际上接近于同时出现的其他一些以研究各主要西欧国家之民族文学为重点的学科。
古典学的美文学倾句，为正在进入大学课程表的形形色色的东方研究提供了一个背景色调。不过，东方学家在取得了这类前提之后．便开始采用一种非常持殊的研究方法。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像对待欧洲历史那样去重构一种历时的序列，出为按照假定，这种历史毫无进步可言。真正重要的是去理解和评价创造了这些文明(它们虽然被看成是“高级“文明、但在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停滞不动的)的那—整套价值和实践。据认为，达到这种理解的最佳途径就是去细读能够体现它们智慧的各种文本，而这又需要语言学和语文学方面的技巧，类似于僧侣在研究基督教文献时所使用的那类传统技巧。在这个意义上。东方研究彻底地抵制了现代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免于科学精神的浸染。较之史学家，东方学家对社会科学更没有好感，认为它毫无价值。他们严格地避免与这个领域发生任何关系，更喜欢将他们的学科看成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还填补了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空白，因为在很长一个时期、东方学家实际上是大学里唯一研究过中国、印度或波斯的社会现实的学者。诚然，也有少数几个社会科学家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颇感兴趣(如韦伯、汤因比以及在研究的系统性方面稍逊的马克思)．但与东方学家本同的是，这些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之所以关注东方文明，并不是出于对这些文明本身价值的认识。恰恰相反，从思想上说，他们主要关心的一直是这样一个问题：最终迈入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为什么是西方而不是这其他一些文明?
在此，还有必要对三个始终未能成为社会科学主要组成部分的学科领域略加讨论，它们是地理学、心理学和法学。地理学如同史学一样，也是一门古已有之的学问。在十九世纪晚期，它主要是在德国的大学里得到重建，成为一门崭新的学科，从而刺激了它在其他地方的发展。尽管地理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是社会科学的问题，但它却反对任何替它归类的企图。地理学既想通过对所谓人文地理的关注（尽管它十分强调环境的影响，但它在某些方面所做的实际上是与人类学家相似的工作)填平它与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又想通过对自然地理的关注填平它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不尽如此，地理学还试图依其研究对象而成为真正世界性的学科，在1945年以前，它乃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唯一一门学科。这是它的优点，不过也可能是它的祸根。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对社会现实的研究日益地分化成一些独立的学科，出现了明确的劳动分工，在这种情况厂，地理学便出于它那刻意消除学科界限、力求综合而漠视分析的强烈倾向而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
也许正因为如此，地理学在整个这段时间才得以继续存在，不过无论是就研究者的人数而言，还是就其学术声誉而言．它都无法与其他学科相比，经常只能充当史学的一个小小的附庸。结果，对空间的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相对地被忽略了。对步以及社会变革的各种组织策略的刻意强调，使社会存在的时间维度变得异常重要，而空间维度则被弃置一旁，任其含糊不明。如果认为过程是普遍的、命定的．那么从理论上说空间便是无关紧要的；另一方面，如果认为过程差不多是唯—的、不可重复的，那么空间同样也只能成为特殊性的一个要素(而且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要素)。按照前一种观点，空间只是为事件的开展或过程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场地，它本质上是惰性的，是一个摆在那儿的死东西。按照后一种观点，空间则成了一个影响事件的环境(在个别的历史中，在务实的国际关系中，在“毗邻效果”方面，甚至在马歇尔所说的凝聚过程和外部事物中)。不过，这些环境效应多半只能被看成是单纯的影响——若欲取得更好的经验成果，那就必须要考虑这类残余要素，可是它们对分析本身而言却是无关紧要的。
然而，尽管未曾明言，社会科学实际上也是以一种特殊的空间性观念为基础的。按照社会科学家的假定，人类生活必须要通过一组空间结构来加以组织，而这些空间结构便是共同界定世界政治地图的主权领土。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认为，这些政治疆界确定了其他关键的互动领域——如社会学家眼里的社会，宏观经济学家眼里的国民经济，政治学家眼里的国家，文学家眼里的民族——的空间参数。每一个人都假定，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过程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空间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它要以国家的疆界来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
心理学的情况行所不同。这门学科也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它力图以一种新的科学形式来重建自身。然而，心理学研究并没有被归入社会领域，而主要地被归入医学领域。这意味着，心理学的合法性取决于它与自然科学关系的紧密程度。而且．实证主义者基于与几德相同的前提(“眼睛不能看眼晴”]．也把心理学推到这个方向。对许多人来说，只有建立在生理学乃至化学基础上的心理学才具有科学的正当性。因此，这些心理学家力图“超越”社会科学，把心理学变成一门“生物”科学。结果，在绝大多数大学里，心理学都将其阵地从社会科学系转移到自然科学系。
当然，也有某些心理学理论侧重于分析社会中的个体。这些所谓的社会心理学家确实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希望能够继续留在社会科学阵营里。不过，大体而言，社会心理学并末成功地确立起一种充分的制度化自律性，它被心理学排挤到一个边缘的位置上，正如经济史被经济学排挤到一个边缘的位置上一样。在很多情况下，它被吸纳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样才得以幸存下来。诚然，也有不少的心理学理论表现出非实证主义倾向，如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文德尔布兰德)和格式塔心理学。在所有这类心理学理论中，实力最强且影响最大的要数弗洛伊德的理论。这—理论原本可以将自身转变为一门社会科学，但却由于如下两个原因而未果。首先，它是从医学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其次，它在刚开始时名声不是太好，或多或少沦为了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活动，致使精神分析学家完全在大学系统之外创建这门学科的制度性再生产结构。也许，正是这一点使精神分析学继续作为一种实践和一个学派而存在，不过，这同时也意味着，在大学里，弗洛伊德的概念主要不是在心理学系而是在其他的系里找到它们的位置。
法学研究是第三个始终未能成为社会科学的领域。—方面、大学里已经有了—个法律系，它的课程表与它培养律师的首要职能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也以某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法学*它似乎过于规范化了，太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了。它的各种法则不是科学的法则，它的背景似乎也太个别化了。政治学彻底脱离了对这些法则及其历史的分析工作，以便去分析制约着政治行为的各种抽象规则，从中完全有可能恰当地引申出—些理性的法律系统。
社会科学的制度比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值得注意。这个过程发生时，恰值欧洲正在最后确立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主宰地位。这引出了—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世界的这小小一隅能够战胜所有的对手，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美洲、非洲和亚洲?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其大部分答案都是从主权国家的角度．而不是从比较“文明”(这一点已如前述)的角度给出的。事实上，不光是英国、法国或德国(不管它们各自的帝国大小如何)，而是欧洲作为“西方”文明的整体显示出了优越的创造本领和军事实力。欧洲是怎样通过扩张进而主宰世界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恰好与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转折发生在同时。启蒙运动所推动的知识的俗世化进程得到了进化理论的确证，达尔文的理论超出了其生物学渊源，广为传播。尽管牛顿物理学作为一个范型仍然主宰着社会科学方法论，但是达尔文的生物学还是通过进化这—似乎不可抗拒的纯理论概念，对社会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它所强调的一个核心观念便是适者生存。
适者生存的概念被广泛使用乃至曲解滥用，经常与在竞争中求成功纳观念相混淆。只要对进化论加以不太严密的诠释，就能够为如下假定提供科学的正当性：不断的进步最终使现代西方社会取得了理所当然的优越性。阶段理论(认定社会发展以工业文明达于极致)、辉格党人对历史的论析、气候决定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学都是这方面的—些实例。不过，这些早期的比较文明研究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而是充分制度化的社会科学。由于这个缘故，它们便深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因为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合力摧毁了文明进步论赖以建立的某些自由乐观主义理念。在二十世纪，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最终将残存于它们内部的早期普遍化传统彻底地边缘化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构成了一个以国家为中轴的三一体，从而巩固了它们作为核心社会科学(以研究普遍规律为主旨)的地位。
综上所述，在1850至1945年期间，人们对一系列的学科进行了界定，这些学科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社会科学”名之的知识领域。实现这一点的步骤是，首先在主要大学里设立—些首席讲座职位，然后再建立一些系来开设有关的课程，学生在完成课业后可以取得该学科的学位。训练的制度化伴随着研究的制度化——创办各学科的专业期刊，按学科建立各种学会(先是全国性的，然后是国际性的)，建立按学科分类的图书收藏制度。
学科的制度化进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从兰克、尼布尔和德罗伊森开始，史学家们坚持认为他们与一类特殊材料，尤其是原始的档案资料及类似文献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们强调说，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将过去的事实与当前的文化需要联系起来，以阐释学的方式对其进行重构，坚持把现象乃至象整个文化或民族这类最复杂的现象作为个别物，作为历时的和共时的关联域的一些方面(或部分)来加以研究。
人类学家对世界其他民族的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进行了重构。他们论证说，在西方人眼里显得怪异的各种习俗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起着保存和繁殖人口的作用。东方学家研究、解释和翻译了大量西方以外的“高级”文明地区的文献，”世界宗教”(它代表着与基督本位的观点的决裂)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合法的概念，他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绝大多数以研究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首先都要强调它们与历史学之间的区分。既然如此，与历史学相比，它们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第一，这类社会科学的目标是要得出被假定制约着人类行为的一般法则；第二，它们力国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它们强调有必要将人类现实分割成不同的部类，以便对其进行分析；第四，它们认为，采取严格的科学方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应该的(例如，可以从理论出发提出假设、然后再通过严格的、如有可能甚至是定量的程序来对其进行验证)；第五，它们偏爱通过系统方法而获取的证据(如调查数据)以及受控的观察，而不大喜欢普通文献及其他残剩资料。
这样，社会科学便与注重研究个别事实的史学区别开来。之后，以探寻普遍法则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急于为他们各自的学科领域划定范围，并从根本上把这些领教彼此加以区分[不仅在研究主题介面，而且也在方法论方面)。经济学家坚持ceteris paribus(其他条件均同)假设的有效性，以便去研究市场的运行机制；政治学家仅仅关注政府的结构；社会学家则着重研究那个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忽略的新兴社会领域。
可以说，所有这一切大体上都非常成功。随着学科结构的建立，围绕着研究、分析和训练，形成了一些实实在在的生产结构，产生出了大量我们今天视为现代社会科学遗产的文献。截止到1945年，组成社会科学的全部学科基本上都已经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主要大学里制度化了。法西斯国家和共产党国家曾—度抵制(无疑经常是拒绝)这种学科分类。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德国、意大利的有关机构也完全采用了这套常规模式，苏联集团国家在五十年代后期也纷纷效尤。而且，到1945年，社会科学一方面与研究非人类系统的自然科学，另一方面也与研究人类“文明”社会的文化、思想和精神产品的人文科学有了明确的区分。
社会科学的制度性结构第一次充分地建立起来，并得到了明确的界定。然而，就在此时，社会科学家的实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开始发生厂一系列的变化。结果、社会科学家的实践和思想立场与社会科学的形式组织之间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