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制度优于人性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邓小平政治制度哲学的鲜明特色。西方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不无启示，中国传统性善论可能是人治的痼疾。法德兼治是符合人性发展的制度安排。
【摘 要 题】制度设计
【关 键 词】制度/人性/政治哲学
【 正 文】
政治哲学是政治科学家形成概念、模式、远见、理论和方法的理论基础和有力武器。西方政治哲学中建立在性恶的人性预设基础上的宪政制度设计，对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制度优于人性：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命题
西方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的思想体系，具有规范性、解释性、分析性等特点。在研究论题方面，政治哲学与实际问题、政治性的道德问题有关；在研究对象上，政治哲学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哲学遵循规律和制度研究方法，即从一定的原理和原则出发描绘政治发展的趋势，阐明政治价值，为社会政治建立规范。施特劳斯说：“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物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61)可见，制度和人性是政治哲学的基本视野和范畴。
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和共识就是制度优于人性，一种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就是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
1.柏拉图由道德“理想国”转向崇尚法律。崇尚法律是柏拉图晚年思想的特征。在这之前，他先是把理想国的监国者——哲学王置于整个城邦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垄断城邦的所有政治权力，实行绝对的人治。在他看来，一个具有真知的统治者是用不着法律的，统治者应该是善的化身，治国的手段应该是道德教化，国家的任务是实现德行，国家的目的在于善。但“三十寡头”暴政和苏格拉底的死，使他修正道德治国，从人性的角度说明法律的必要性，自己戏称为“一个老人清醒的消遣”。他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12)“人性总是把人类拉向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而毫无理性地去追求快乐。”“不能过分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国王的权力只有有所限制，他才能长久地保持这权力，从而限制其他人。”(21)
2.中世纪专制和神权压制、摧残、扼杀人性达到极至，使对权力限制和监督的法治思想成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意识。休谟精辟表述过这样一个观点：“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117-118)孟德斯鸠大声疾呼：“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事情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54)麦迪逊也说过：“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治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264)杰弗逊说得更直截了当：“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22-23)这样的共识，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无论怎样善良和聪明，毕竟是“脆弱的人”，政治统治者并非十足的“善”或“智”，我们对其善德和智慧可以毫无保留地加以信赖的政府在现实中也很难找到，政治思想家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应正视出现坏政府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具有二重性，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但“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摆脱得多些或者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程度上的差异。”(140)所以，坏人是如此，好人也不例外。人类社会正常秩序靠得住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性。
3.“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的命题，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1902-1994)一针见血提出来的。波普认为，“大多数人的统治”之说不能成立，它不仅会导致“民主悖论”，还不符合现实，因为统治总是少数人的统治，从来没有过人民自己统治自己；即使多数人的统治是可能的话，多数人的权力也并非必然就是合理的。因此，民主的核心不在于由谁来统治，也不是所谓的多数人统治的制度，而是政治的科学方式的体现和合理化，是被统治者能够批判并推动统治者的一种方式，是人民能够有效地控制统治者的权力的一种制度。在他看来，国体重要，政体（形式、程序）更重要。他说，不要认为只要有好的统治者或优秀的统治阶级就能解决一切重大政治问题。“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491)任何好的统治者也可能受到权力的败坏而滥用权力，但好的制度则可以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施加某种程度的控制，使其不得做于民有害的事情。他在1963年就能有这样清晰的语言概括，值得深思。
由此可见，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制度优于人性构成西方政治哲学“不变的风景线”。
二、制度决定人：邓小平解释“文革”的政治哲学
邓小平有一重要视角，就是对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9](288)“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9](349)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的政治理论，是一种政治制度理论，他的政治哲学，是一种政治制度哲学。[10]
邓小平用“制度”根源解释了“文革”，同时也形成他的政治制度哲学。众所周知，“文革”结束后，当时的局势严峻，千头万绪，邓小平两大历史性贡献之一，就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革”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文革”说明：是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制度思维必须代替人性思维、个人崇拜。邓小平这一科学而深刻的制度理论分析框架，既解释了历史，又创造了历史。
1.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在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宣言书中，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9](146)领导人说的话不是“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不能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不能跟着改变。它隐含着告诉人们，避免“文革”悲剧，靠的是制度和法律，而不是领导人（人性），是制度决定领导人，而不是领导人决定制度和法律。这一思想由于其智慧的光芒而被吸收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中。
2.个人品质解释不了历史。针对当时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上，邓小平十分精辟地指出：“文革”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上存在着一些根本的缺陷。他在指导《决议》时指出：“过去有些问题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这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9](333)“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9](298)他还结合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历史讲到，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客观上，环境紧张，主观上，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毛泽东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显然那时他认识到有比品质更重要的根源。
3.制度不好会使好人变坏。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再一次反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9](336)“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9](297)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文革’这样可怕的事情”提问时更是一语中的：“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9](333)是制度的好坏决定人的好坏，而不是与此相反；更重要的是人的好坏掩盖了制度的好坏。
4.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认为，我国实际存在着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9](350)如果制度上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让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很危险的，难以为继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11](311)这充分说明，在邓小平的视野中，制度已成了他思考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基本框架。在1992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二个宣言书中，为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他把它提到制度的战略高度予以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11](371)领导人可以改变，但道路、制度、政策（法律）不能变，这同1978年说的思想是一致的，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追求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亲身感受了“文革”的人治，以不同性恶论的“路径”和分析角度得出与波普同样的结论：与其说需要好的统治者，不如说需要好的制度。
三、法德兼治：符合人性发展的制度安排
1.法治代替人治的性恶论和性善论思考。我们知道，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背后隐含的是对人性堕落、道德沦丧的警觉和无奈，而且西方宪政的理念与制度设计，是建立在预设的人性缺陷的基础上的，因而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必然是有缺陷的。它背离了这种制度设计最原始的意义，即通过对权力的限制达到对权力的保护。但这种制度设计充分实现了对权力的规范和制约，有效地达到了限制公共权力的目的，这一点正是我们缺乏的，应实事求是地承认。因为一则西方政治哲学的这一分析框架：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思想凝聚着人类政治文明的科学认识成果；二则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而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体制，有可能重蹈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传统人治老路。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是以“制度”为主导因素的制约机制，而以“人”为主导因素的制约机制，把对权力的制约，完全放在了“人”的因素上面，它与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模式实行的结果，是更深层次的集权专制。[12]笔者认为，能否充分吸取制度的性恶论角度这一合理内核，当前极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当然，性善论基础上的制度预设，更多地是从积极方面鼓励人们、尤其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通过自我的道德修养，防止政治权力被滥用，其主观动机是好的。建立在性恶的人性预设上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的实现限权与法治，但并不能真正地实现人的善良本性的回归；只有正视人性缺陷的同时，看到人性的另一面，在压制人性中最坏的可能基础上，调动、鼓励人性中最好的东西，从而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真正做到合乎人的善良本性与愿望。这应当是现代宪政主义追求的目标。但是，性善论的弊端在于它无视人性缺陷的一面，一厢情愿地认为仅仅依靠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就能够对权力的滥用进行有效地防范。它本质上与法治相对立，为人治权力演变为专制统治提供了人性基础。[13]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尤其不能忘记。如果说性恶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制度设计对法治国家建设极具现实意义，那么性善论可能是人治退出历史舞台的顽疾。
依法治国，同时以德治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继承和发扬。“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14](135)因为“承担这些立法、司法和行政事物的，当然不会是人以外的神。在这里，德治主义又可以被赋予新的意义，即并不希望产生一位圣明天子，而是对分担三权的‘治者’必须有‘德’的要求。在法被要求伦理化、而运用法的法学家们亦被要求高度伦理性的今天，有必要在新的意义上把握法治主义和德治主义，并使两者相辅相成。”[15]日本学者1998年提出这一“法治与德治两极互补”构想，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2.制度教育人，人创造制度。我们不是说个人的品质、性格不是问题，而是说讲这些东西不能教育人民群众。每个人都有他的品格，品格里面都有好、不好的方面，假如强调了不好的方面，就如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一样，苏联人也认为没有讲出个道理来。几十年的历史，光用性格解释不了。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作品，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其阴险、狡猾描写得淋漓尽致，却没有把那段历史解释清楚。而马克思而不同，他以广阔的视野、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写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这部历史名著，对这段历史作了科学的解释。恩格斯说得好：“主要的人物事实上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和倾向，因而也代表了当时的思想。他们行动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而是从那把他们浮在上面的历史潮流里吸取来的。”[16](12)
制度教育人、塑造人。制度既是人生存的保障和规范，又是影响人发展和实现其才能的重要因素。“制度告诉个人能够、应该、必须做什么，或是相反。”[17]这种限制或制约是维持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罗尔斯也认为：“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以及他们所是的那种个人。”[18](285)就经济制度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满足人们现存欲望和抱负的制度图式，而且也是一种塑造人们未来欲望和抱负的方式。马克思其实对制度决定人性有精彩的论述：“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说人不成为其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他眼看着这些人为了他而淹在庸碌生活的泥沼中，而且还像癞哈蟆那样，不时从泥沼中露出头来。”“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19](411-414)
邓小平反对从人性上挖掘“文革”、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源，并不等于他回避、掩盖毛泽东的错误，更不等于他忽略品格重要性的制度思考。他要求《决议》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同时，“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他提出“四有”人才，首先是“有理想、有道德”；干部四化也是先得“革命化”。这说明邓小平政治哲学包含着道德的前提。
邓小平说过，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做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制度问题上，道理一样。制度不是万能的，这是东西方的共识。美国法律哲学家博登海默说：“由于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人们在运用一些服务于有益目的的制度的时候有可能超越这些制度的法定范围，所以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可能会发生把管理变成强制、把控制变成压制的现象。如果法律制度为了限制私人权力和政府权力而规定的制衡原则变得过分严厉和僵化，那么一些颇有助益的拓展和尝试也会因此遭到扼杀。”[20](403-404)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164)政治体制改革是他心中不懈的追求、不熄的圣火。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明确地表达到：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障。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四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靠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可见，邓小平这里已经超越了波普：选好制度，也得选好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人与制度辩证统一，不可分割。
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制度视角不仅解释了历史，说明制度好坏决定人的好坏，而且大大推动了中国法治代替人治的历史进程，他是法德兼治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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