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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优则仕”辨

内容提要: “学而优则仕”,在孔子时代,还只是一个政治号召,其所体现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而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之官方思想,特别是随着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实行,此一政治号召之具体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成为统治者对士人所发出的诱惑,这种政治上的诱惑,久而久之,亦成为士人自觉的心理追求,并由此而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学  优  科举
  “学而优则仕”,语出《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学而优则仕”,对中国社会、对中国人之心理意识、对中国知识分子之人生追求,有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必要对其加以认真地刨析。
  一、“学而优则仕”释义
  “学”,本作“壆”,象双手构木为屋形。后作声符,加“子”为义符。子,孩子。古文字或从臼持爻以教膝下之子,或从子学爻于大人膝前。
  古教、学原为一字,《广雅·释诂四》:“学,教也。”《集韵·效韵》:“教,《说文》:‘上所施下所效也。’或作学。”《国语·晋语九》:“顺德以学子,择言以教子,择师保以相子。”韦昭注:“学,教也。”《礼记·文王世子》:“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郑玄注:“学,教也。”教与学,后分化而为二。“上所施”为教,“下所效”为学。“学”者,学其所不知、所不懂而效法者也。《广雅·释诂三》:“学,效也。”《玉篇·子部》:“学,受教也。”《字汇·子部》:“学,受教传业也。”《书·说命》:“学于古训,乃有获。”《白虎通·辟雍篇》:“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
  今文“学”与“习”往往联用,为一合成词:学习。而在古语中,学与习虽有关联,但有很大的不同。习,本字为習,从羽,与鸟飞有关,本义为小鸟反复地试飞。《说文解字》:“习,数飞也。”《六书故·动物三》:“习,鸟肄飞也。引之,凡数数扇阖者,皆谓之习。”“学”是由不知到知而模仿的过程,“习”是知而反复模仿练习的过程。《论语》开首之言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朱熹曰:“‘学’,是未理会得时,便去学;‘习’,是已学了,又去重学。非是学得了,顿放在一处,却又去习也。只是一件事。”又曰:“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朱子语类》卷二十)
  孔子很重视“学”,亦很重视“习”,这从“学而时习之”一语即可见出。但比起“习”来,孔子更强调“学”的重要性。朱熹曰:“‘学而时习之’,虽是讲学、力行平说,然看他文章,讲学意思终较多。”(《朱子语类》卷二十)“习”字在《论语》只有3见。[1]而“学”字在《论语》中则65见。这不只是用词频率的不同,亦是思维重点不同的表征。
  “学”在《论语》中不仅出现频繁,亦有着较为特定的含义,主要是指学做人、学做人的道理、学做人的规范。《学而》篇“学”之凡6见,除“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之“学”具有普遍之义外,其他均指学做人。他如: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

  孔子之“志于学”,颜回之“好学”,其学者,即是学做人。《史记·孔子世家》记曰:“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厘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 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孔子“年少好礼”,“礼”者,做人之礼仪法度也。
  孔子于“礼”虽多有论及,然却从未对“礼”做具体之说明。对于“礼”的具体说明散见于其他一些文献之中。《左传·隐公十一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记·曲礼上》:“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汉书·公孙弘传》:“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孔子“好礼”,即孔子“志于学”之明证。故孔子自谓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孔子谓颜回“好学”,颜回“好学”者何也?孔子谓其“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即颜回“好学”之证也。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违理。颜回任道,怒不过分。迁者移也,怒当其理,不移易也。不贰过者,有不善未尝复行。”[2]孔子谓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或问:“诗书六艺,七十子非不习而通也,而夫子独称颜子为好学。颜子之所好,果何学欤?”程颐曰:“学以至乎圣人之道也。……若颜子之非礼勿视、听、言、动,不迁怒贰过者,则其好之笃而学之得其道也。”[3]他如:“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其义均是学做人。
  孔子认为,“学”,首先并最为重要者即是学做人,故孔子对其他之学表现出很大的轻蔑。“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干禄”之道,其根本并不在禄,而在做人。故“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樊迟请学稼, 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孔子对子张之教,对樊须之训,何以教之、训之?在于二人不解“学”之大本。
  “学而优则仕”之“学”,与“学而时习之”之“学”,为同一意义,亦是为人之学、学做人之学,而非一般意义之学习之“学”。朱熹曰:“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4]“学,效也,是效其人,未能孔子,便效孔子;未能周公,便效周公。”(《朱子语类》卷二十)“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笃行,皆学效之事也。”(同上)“学而优则仕”之“学”的本来含义即是学礼、学做人,即是为人之学、做人之学。
  “学而优”之“优”,在《论语》一书中并不多见,仅出现3次,除《子张》篇两见外,另一处见于《宪问》:“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优”本义为充裕。《说文》:“优,饶也。”《小尔雅·广诂》:“优,多也。”《国语·鲁语上》:“小赐不咸,独恭不优。”韦昭注:“优,裕也。”“优”字在先秦文献中已屡见不鲜:

  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诗经·商颂》)
  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礼记·中庸》)
  而圣王之生民也,皆使富厚优犹知足,而不得以有余过度。(《荀子·正论》)

  上述“优”字,皆宽裕、充裕之义。“学而优则仕”之“优”,亦是此义。朱熹曰:“优,有余力也。”[5]“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邢昺曰:“若公绰为之则优游有余裕也。”[6]
  后人将“学而优”之“优”,当成与劣相对的优秀之“优”,实在是一种误解。先秦之主要文献,包括儒家之十三经,道家之《老子》、《庄子》,法家之《韩非子》,兵家之《孙子兵法》,以及《国语》、《战国策》,“优”一字凡68见。《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周礼》、《仪礼》、《孝经》、《老子》、《庄子》、《孙子兵法》,均无一“优”字。“优”在先秦文献中,只有两义:一是充裕,二是演戏之优人。《国语》一书“优”字凡22见,而13见为乐人优施其人。《韩非子》一书中“优”字凡12见,皆指演戏之优人。优秀之“优”出现较晚,具体而言,是秦以后之事。如《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赞》曰:“王、贡之材,优于龚、鲍。”诸葛亮《出师表》:“优劣得所。”《晋书·束皙传》:“参名比誉,谁劣谁优?”先秦文献中无有此种用法。
  “学而优”之“而”,是一连词,本无特殊含义,只具有连接与转折的意思。但“而”字在《论语》中出现非常频繁,凡342见。与“学而时习之”、“学而优则仕”句式结构相同者不胜枚举:“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而”字频繁出现,亦可看成时人之用法习惯。此“而”字既有连接义,亦有递进义,有转折义,并且使语气变得舒展、柔缓。
  “学而优则仕”,“仕”,做官为宦。《正字通·人部》:“仕,宦也。”《礼记·曲礼上》:“四十曰强,而仕。”陈澔注:“仕者,为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皇侃曰:“优,谓行有余力也。若仕官治官,官法而已。力有优余,则更可研学先王典训也。学既无当于立官,立官不得不治,故学业优足则必进仕也。”[7]邢昺曰:“言人之仕官行己职而优,间有余力,则以学先王之遗文也;若学而德业优长者,则当仕进以行君臣之义也。”[8]朱熹曰:“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9]金履祥曰:“此章先言仕,本为仕而不学者设。当时多是世族,子弟有未学而仕者,亦有学未成为贫而仕者,如所谓抱关委吏之类。优谓尽其事而有余暇也。”(《论语集注考证》卷十)
  孔子之时,仕者多为世族,“未学而仕者”并不鲜见,故有“仕而优则学”之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与“仕而优则学”有相同之义。在孔子看来,立德、修身乃学者之先务,亦其本务。所以子夏有言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子夏之意亦孔子之意。孔子以立德修身为人之首务,故其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人之所以立者,“礼”也。“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礼”者,做人之礼仪法度也。“立于礼”者,其意以为人之所以为人,即在于人有人之礼仪法度也。所以人之为学,首先即要学修身。“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朱熹《论语集注》谓曰:“先进后进,犹言前辈后辈。野人,谓郊外之民。君子,谓贤士大夫也。程子曰:‘先进于礼乐,文质得宜,今反谓之质朴,而以为野人。后进之于礼乐,文过其质,今反谓之彬彬,而以为君子。盖周末文胜,故时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过于文也。’”程、朱之解均有所隔。“野人”、“君子”对举,为平民与贵族之别称也。平民先学习礼乐而后步入仕途,故谓之先进;贵族先步入仕途而后学习礼乐,故谓之后进。孔子以修身立德为人之首务,故曰:“吾从之先进”。“从之先进”,即推崇先学习礼乐而后步入仕途之行径。
  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何为“为己之学”?何为“为人之学”?孔子无有明论。《北堂书钞》引刘向《新序》云:“齐王问墨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何如?’对曰:‘古之学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学者,得一善言,务以悦人。’”荀子曰:“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荀子所谓“君子之学”,即“为己之学”;其所谓“小人之学”,即“为人之学”。《后汉书·桓荣传》论曰:“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桓荣之累世见宗,岂其为己乎!”朱熹《论语集注》引程颐之言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10]“为己”者,以修身立德为本;“为人”者,以邀誉功利为务。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论语·公冶长》)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
 
  “子使漆雕开仕”,漆雕开缺乏自信,认为自己在修身立德方面还没有做好,孔子对此感到高兴。而“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以为子羔尚未“学”好、“学”成,故认为其会遗误人之子,子路欲使子羔以政为学,岂不知儒道之本在于修身,而后及于治人,子路之所为有违儒道本末先后之序,故孔子深恶之。
  由上所述,可以见出,“仕而优则学”者,乃劝进之辞。劝勉未学而仕者应当多学习先王之典训。故朱熹曰:“此为世族弟子而设。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故学,故职事之暇可以学。”(《朱子语类》卷四十九)
  与“仕而优则学”对举者,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为世族弟子而设,为未学而仕者设;“学而优则仕”为平民而设,为未仕而学者设。“学”者,学修身、学立德;“学”者,为己而学、为己之学也。此“学”,亦即儒家之所谓“内圣之学”。《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即是“内圣之学”之细目。儒家之所谓“大学”,“内圣外王”之学也。“内圣外王”之道,浑然为一整体。然此一整体,可析分为两个层面:“内圣”与“外王”。在儒家一派之诸大宗师处,无论是先秦之孔、孟、荀,还是宋明之程、朱、陆、王,皆以“内圣”为根本。其“外王”者,本于“内圣”,是“内圣”之所“及”,为“内圣”之所开显。“内圣之学”虽为儒家之本,然此“内圣之学”必然、亦必须向外开出,必须见出具体之结果。本于“内圣”、由“内圣”所自然开出者,即是所谓“外王之道”。“外王之道”之细目,即是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而不“外王”,还不是真正的“内圣”;“外王”而不本于“内圣”,亦不是真正的“外王”。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及”者,即是由内向外之延伸,即是由内向外之开显。“老吾老”、“幼吾幼”者,“内圣”也;“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者,“外王”也。
  儒家对现实社会一直抱有深情的关怀。儒家认为个人应该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应当干预政事。“内圣之学”必须开显为“外王之道”,“内圣之学”必须于“外王之道”上见出。“学而优则仕”,“学”者,“内圣之学”也;“仕”者,“外王之道”也。“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佛肸召,子欲往。”往而欲行其王道政治。“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同上)孔子弟子中,热衷于政事、且具有政治能力者不乏其人,冉有、子路就是其代表。孔子称赞子路:“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论语·公冶长》)称赞冉有:“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同上)孔子自己亦以天降大任于己而自勉,“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同上)孔子周游列国,不辞辛劳,历时14载,其意即在于推行王道政治。“学而优则仕”,皇侃曰:“学既无当于立官,立官不得不治,故学业优足则必进仕也。”[11]邢昺曰:“若学而德业优长者,则当仕进以行君臣之义也。”[12]皇、邢之释甚是。仕本身并不是目的,推行王道政治才是目的。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论语·为政》)

  由乎于父母之孝、于兄弟之友而及于天下万民,是“为政”,所以曰:“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此政,亦即王道政治。“为政”者,以政、以王道政治为目的;而“为为政”者,以“为政”为目的,于孝、悌、忠、信、王道政治,多有不及。如此之“为为政”者,孔子以为不可。
  可见,“学而优则仕”者,内圣而外王也,“为政”而非“为为政”者也,由“为己”而及于“为人”者也,此亦儒家学说之大本。

  二、“学而优则仕”含义的转变及其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影响
  “学而优则仕”,在孔子时代,只是儒家的一个政治口号,或曰政治号召,它所代表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而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之官方思想,特别是随着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实行,此一政治号召之具体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春秋以至战国时代,士人是有着相对独立性的,他们可以自由地迁徙。由此士人于本国政治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孔子可以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学说;荀子为赵国人,游学于齐而三为稷下学宫祭酒;李斯为楚国人,而位居秦国丞相。在当时,当政者对士人亦尊敬有加。他国士人之投靠、来居,甚至成为衡量本国政治良好与否的标准。“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远者来”,即他国民众之归附、来居。他国民众归附、来居,表明本国政通而人和,这是政治清明的表现。梁惠王自以为自己于国家社稷,“尽心焉而矣”,而“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孟子·梁惠王上》)言辞之中流露出一种遗憾与无奈,更有对他国贤良之士来居之希冀。“崔子弒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论语·公冶长》)君仁臣忠,政治清明,是远方民众前来投奔的先决条件。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史记·孔子世家》)在孔子时代,君臣之间尚有相互尊重。季桓子受齐女乐而不听政,孔子由此而对鲁国政治失去信心,遂率弟子离鲁而周游列国。孟子率徒游说诸侯,常以教训、斥责以至讥讽的口气与君主对话。“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更有甚者,直言曰:“不仁哉,梁惠王也!”(《孟子·尽心下》)孔孟如此,庄子亦然。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子婉言以拒。士大夫可以仕,亦可以不仕,仕与不仕不仅可以自己决定,甚至并不影响到他人对己之评价。孔子盛赞蘧伯玉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庄子·山木》)
 
  贫者,物质之不充裕也;惫也,精神之不通达也。士大夫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通达,而非声名、地位的显赫。
  虽然周代已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但此大一统,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而非思想意义上的。至西周末,随着周王朝政治实力的衰微,以至于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的局面,《史记·历书》曰:“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弟子分散,或在诸侯,或在夷狄。”随着“天子失官”,而有了学、术向民间的流传;由学、术在民间的传播,则直接导致了知识的拥有者、传播者“士”的迅速崛起。当是之时,“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由此而形成“百家争鸣”。“士”的出现是思想自由的结果,“士”的迅速崛起更进一步加剧了思想自由的进程。自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550年间,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自由、最为活跃的时期,亦是最具有创造性、创造力的时期。
  随着封建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随着封建专制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不断强化,春秋战国时代士人所具有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超越性已不复存在。士人对于精神自由之追求亦随之而成为难得,甚至于不可能。韩非以为人主治臣御民,所依靠者就是自己手中的权势。权势又可分为两端,一是赏,一是罚。“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二柄》)赏为导前之引诱,罚为鞭后之重责。“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其除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势不足以化则除之。”(同上)对于那些不为赏罚、毁誉所动之人,则应将他们斩除掉。以韩非观点而论,如庄子而不与现存政治合作者,当在斩首之列。
  春秋之时,士人尚有自尊。孔子居卫,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宦者雍渠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招摇过巿。孔子耻之,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去卫。300年之后,士人之自尊已荡然无存。且看刘邦如何对待儒生:“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黙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统治者对儒士态度的转变,是一历史性的转变,它表明随着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士人在政治上已无独立自主性可言,士人横议政治的时代亦一去而不复返。西汉武帝年间,董仲舒力倡天人感应论,“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以联系于当代政治。被人密告朝庭,因此而差点丢掉性命,“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汉书·董仲舒传》)在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对于知识阶层的角色的定位是“现存政治的附庸”,既不是现存政治的游离者,更不是现存政治的批判者。
  士人既不复有自由评论政治的权力,其参与政治的机会亦只剩下投靠当权者之一途。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士人之政治地位、政治角色亦变得更为尴尬。
  科举制发端于隋,成形于唐,其基本特点是公开考试,择优授任。比起汉代之察举制、魏晋时代之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打破了官吏职务的世袭制,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科举制没有、也不可能废除封建的等级制度,甚至可以说是以封建的等级制度为基础、为基本前提的。科举制只是为士人提供了步入仕途的平等机会。从理论上讲,每一个士人都有可能通过读书进学而步入仕途,由此即可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经济地位。进士被解释为“可进而受爵禄者也”,人们视进士及第为“登龙门”。唐代进士放榜后要过堂谒宰相、谢座主、赴期集,并有曲江大会、雁塔题名、杏园宴游等活动。“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千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儒林公议》卷上)步入仕途前后政治、经济地位的巨大反差,对普通士人带来强烈的精神动力。而步入仕途机会的平等,则使得这一精神动力更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在世袭制条件下,入仕只是极少数人的事情,普通士人因为无望所以亦不幻想。而在科举制的条件下,只要努力,一切幻想均有可能。
  与科举制度相伴随,“学而优则仕”的含义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学”不再是学做人,不再是为立身而学,而是为“仕”而学,为“干禄”而学,为功名利禄而学。韩愈曰:“其学其问,以之取名致官而已。”(《韩昌黎文集》卷二,《上考功崔虞部书》)顾炎武曰:“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顾亭林诗文集·与潘次耕札》)“学”因此而不再具有目的性意义,仅仅成为步入仕宦的门径;“优”也不再是充裕之优,而演化为优秀之优。“学而优则仕”,只要学得好,就可以做官,就可以荣华富贵,就可以光宗耀祖。“学而优则仕”,在孔子时代还是一政治号召,而科举制度的实行则使其成为统治者对士人所发出的诱惑。这种政治上的诱惑,久而久之,亦成为士人自觉的心理追求。乾隆皇帝谓曰:“科名声利之习,深入人心,积习难返,士之所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尝有志于圣贤之道。”[13]读书、学习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立身,不是为了济世,不是为了利国、利民,而是为了利禄,为了博取功名。“学而优则仕”,在孔子以至先秦儒家思想体系里,是“内圣外王”精神之体现,而在科举制度下,则成为士人登入仕途、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门径。
  科举制度下,劝学、好学之习成风。“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晁冲之:《夜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就连堂堂皇帝亦作起了劝学诗。宋真宗《劝学诗》曰:

  富家不用买粮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子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好学、重学本是良好的社会风尚,但好学、重学的背后却是对于功名利禄的强烈追求。“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关汉卿:《陈母教子》头折)劝学者,非劝之道,而劝之以利也;好学者,非好学,而好利者也。在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下,整个知识阶层除了举业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关心。封建专制使士人成为政治的附庸,使其不再具有独立性;科举制度则进而腐蚀以至淘空了士人的灵魂,而使其不再具有思想。自古以来,有帝王亦有圣人,有势亦有理。“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吕坤:《呻吟语》卷一之四《谈道》)而在封建专制下,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条件下,严厉的政治控制与巨大的利禄诱惑,使得士人不得不仰仗权势,不得不匍匐在帝王的脚下。如此以来,士人只知有势,而不知势之外还有其理。
  美国著名史学家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认为,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固然与他们具有专业知识或技术分不开,但只具有专业知识或技术,还只是脑力劳动者,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在于他不是以知识来谋求生存,而在于他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想抱有深深的敬意,具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还在于他对人生、对社会、对事业抱有一种使命感、正义感,具有批判意识。在西方古代,有为知识而知识者,有为真理而献身者,有为理想、信念而奋斗不息者,中国没有。封建的专制政治残害了这一切,封建的思想观念阉割了这一切。在中国,知识分子之出路与归宿似乎只有一条,就是投身政治,就是逐于仕途。“学而优则仕”,不仕又何“优”?优与不优的标准就是是否入仕、能否入仕,就是职务的升迁与品位的高下。社会如是看,知识分子本身亦如是看。所谓怀才不遇,所谓生不逢时,只不过是仕途不顺、官场失意之代名词。中国古代诗歌之一重要主题,即是政治失意之抒发。就连李白亦不满足于做诗人,而要竭力施展自己之政治才能,奉诏入京,即吟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政治的专制使士人成为政治的附庸,此乃秦以降中国社会政治之一巨大变化;士人成为政治的附庸进一步强化了政治的专制,秦以降之中国史清晰地描绘了这一历史轨迹,直至清代而演变成普遍的文字狱。清代朴学之流行,并非学人兴趣所然,而是文化专制境遇下一种无奈的选择。
  由此,中国有流传已久以至深入人心的对于官职的崇拜。虽然,封建主义必然导致官职崇拜,资本主义必然导致金钱崇拜。但中国历史上之官职崇拜比世界任何国家都更为严重,这虽然与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不无关系,但更为直接的则是科举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有钱就有一切;而在中国人眼里,有权就有一切。因为有权就有一切,所以中国人很强调身份、很看重身份。在中国人眼里,身份的标志就是其所担任的官职,中国人的成就感就是职务上的升迁。与官职崇拜相联系,中国亦有悠久而又普遍的对于专业知识的轻视。由此而出现了非常奇妙的姓名组合。人们称嵇康为“嵇中散”,称鲍照为“鲍参军”,称杜甫为“杜工部”,甚至连不肯为楚相的庄子,亦被人称作“庄漆园”。
  对于官职的崇拜以及对于专业知识的轻视,在现代社会仍有很大影响。所谓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就是提拔在专业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成为行政领导。学校、科研单位如此,地方行政部门、党务部门也是如此。一个刚在科学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专业人才,往往就这样被繁重的行政事务压垮了。还有一些地区、一些部门,标榜重视知识、尊重人才,而其具体政策则是:某某可以享受处级待遇,某某可以享受局级待遇,比如有的省就规定:“院士享受副省级待遇”。这不是重视知识,这不是尊重人才,这仍然是在搞官职崇拜,仍然是“学而优则仕”在作祟。
  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面瓦解已经近一百年,但封建的思想观念在诸多领域还有很大的影响。官僚主义、官僚作风、官职崇拜,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表面上是在尊重知识,实际上是在尊重权力;表面上在尊重人才,实际上是在浪费人才、埋没人才。应当承认:管理也是科学。并非懂技术,就是懂管理;并非懂业务,就是懂管理;并非懂专业,就是懂管理。杰出的专家,并非一定就是杰出的领导人。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应当真正提高专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应当全面排除对于专业研究的外在干扰,(这种外在干扰也可以表现为内在干扰,即经不住各种诱惑的干扰。)应当鼓励科技人员一心一意地从事科研,应当阻止不断纵容、鼓励、甚至提高官员学历的做法,应当堵塞因为专业成就而在政治职务上迅速升迁的途径。总之,应当全力营造有利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人才成长的社会风尚、社会舆论和社会氛围。这一切,要靠政府的政策性引导,也要靠知识分子自身的努力。
  
  [1] 除上引之外,另两处为:“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2] 程树德:《论语集释》引,P367,北京:中华书局,1990
  [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P84,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P47,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P190,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十四
  [7] 程树德:《论语集释》引,P1324,北京:中华书局,1990
  [8]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十九
  [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P190,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P155,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 程树德:《论语集释》引,P1324,北京:中华书局,1990
  [12]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十九
  [13]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Ο九九,《国子监·元堂课士规则·课程》乾隆已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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