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现代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古人所预言的那种“天下大同”或许在某程度上会变成现实。果真如此，“同”的负面作用也就会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成为人们普遍忧虑的重要问题。换言之，当“天下大同”还仅仅是一种类似于乌托邦的政治空想时，没有人会意识到“同”所带来的不良反应或不利效果是怎样的；而当“同”正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时，如何避免由“同”引起的负作用也就成为普遍的自觉。
“同”的负作用首先表现在对“异”或“差异”的消解和压制、遮蔽。当西方人的“雪”（Snow）概念与爱斯基摩人的20多种陈述雪的语词相遇时，前者必然对后者造成压抑和取代。同样道理，当抽象的认同性概念“猪”被讲汉语的人接受之后，《诗经·七月》中的“言私其承丛，献于公”就变得难以理解，需要加以注释了。“同”对“差异”的压制、遮蔽作用于此可略见一斑。当全人类的知识体系按照西方标准的科学框架和术语座标重新整合为“同”的整体时，有多少因时因地而异的东西将被抽象掉或遮蔽住，又有谁能够计算出个究竟。
由于“同”意味着普遍化和抽象化，越是具体而微妙物东西越容易遭到忽视和忽略的厄运。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从田野经验出发提出的“地方性知识”（tocal knowledge），哲学家波兰尼从认识论出发提出的“体验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可以说都是回应“同”的专横与粗暴要求的理智方案。可以肯定的说，世界上有多少种“亚文化”或“亚亚文化”，便会有多少种放之彼地而准的“地方性知识”；有多少个不同经验和个性的个体，就会有多少种微妙难言的“体验性知识”。凡此种种，正是为对抗由世界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同”的单调性和枯燥性而保留的人类智慧多样性的生态领地。
对“同”的抵制首先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上成为该学科内部的一个争论焦点，受西方式教育的白人人类学者能否真正地把握和传达他们所研究的少数族群的“地方性知识”？如果用标准的西方学术范式和术语来从事研究和表达，“同”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同化中，究竟还能保留多少原汁原味的本土地方性呢？
就在人类学者们对既定的方法论提出质疑和争论之际，西方知识界经历了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思想洗礼，开始觉悟到“同”的虚假一面和霸权一面，于是有讽刺性的“宏大叙述”之新名称出现，使过去坚信不移的所谓普遍真理变成过街老鼠。追求具体和实在的“异”成为一时风尚：特殊性和地方性获得空前的学术关注。
英国人类学者摩尔（H.L.Moore）在展望人类学知识的当代变迁时，提出的首要问题是“谁是知识的生产者”（who are the producers of wledge）：
人类学者总是喜欢把地方上的人们视为地方性知识的生产者，诸如耕作的经验、宇宙论、医药学等方面的知识，但是很少发问这些知识可否从当地范围中取出来加以估价。这一点对于后现代主义转向（post-modernist turn）的支持者和批评者而言也是同样的。换言之，地方的人们生产地方性理论，地方性理论是无法比较的。因而又有了如下潜在的假定：非西方人的理论脱离其语境就是无效的。
这样，不仅西方的科学所生产的理论不再具有普遍的合法性，而且所有的理论都成了局部的和地方性的。人类学的真理当然也只是局部性的。“在人类学者的乔装成比较社会科学的地方性理论和当地被研究的人们的理论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由于关注地方性的理解和特殊性，人类学者通常并不把他们所研究的人民当作与地方性知识生产者相对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生产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