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从极化空间的概念伸展出来的增长极的理论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提出来的。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推进性单元就可以称之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和创新，而创新总倾向于集中在一些特殊的企业。这种特殊的企业就是领头产业。这种领头产业，一般来说增长速度高于其它产业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工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同时也是主要的创新源。这种产业是最富有活力的，佩鲁称之为活动单元（ActiveUnit）。佩鲁指出，“增长极理论与含有活动单元的经济空间理论是一致的，因为活动单元可以创造自己的决策和操作空间，建立具有推进效应的中心，并推动整个经济多维的发展。”这种产业增加其产出（或购买性服务）时，能够带动其它产业的产出（或投入）的增长，也就是说，这种产业对其它产业具有很强的连锁效应和推动效应，称之为推进型产业。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均衡（20世纪50-70年代）—非均衡（20世纪80年代）—非均衡协调（20世纪90年代）的动态发展过程。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一国情和区情，决定了我们应该采用以增长极理论为基础的非均衡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增长极”理论是一种非均衡发展理论，是采用动态非均衡方法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初始均衡—差异扩大—相对均衡，即从初始均衡到差异扩大再到相对均衡的发展过程。“增长极”理论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平衡发展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首先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随着增长极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在中国当前的区域经济板块中，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城市群和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冀环渤海湾城市群，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
二、增长极形成基础与发展路径
区域经济中的增长极是指具有推动性的主导产业和创新行业及其关联产业在地理空间商集聚而形成的经济中心。增长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在产业发展方面，增长极通过与周围地区的经济技术联系而成为区域发展的组织核心；在空间上，增长极通过与周围地区的空间关系而成为支配经济活动分布与组合的重心；在物质形态上，增长极就是区域中的中心城市。增长极通过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与扩散效应而对区域经济活动产生组织作用。具体而言，经济增长极形成的基础应该由硬环境基础和软环境基础组成。其中硬环境基础包括要素资源、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等，软环境基础（即制度基础）包括政策、文化、观念、人才、科学技术等。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制度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制度制约着经济绩效。同时增长极的形成基础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密切相关。
1.增长极的形成基础。
（1）区域内拥有创新能力的企业群体和企业家群体。
富于创新的经济元素在经济空间中处于支配地位，而其他经济元素则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元素具有“推动”效应，它自身的增长和创新会诱导、推动其他经济元素的增长。如果该经济元素能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集聚发展即可形成增长极。由于某些创新能力强的大企业在核心地区或大城市的集聚，导致资本和技术的高度集中，形成规模经济，通过自身迅速增长对临近地区产生强大扩散作用，从而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所以培养增长极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创新是产生极化效应的原动力，它不仅使单个企业获得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对当地及周边地区产生重要影响。
（2）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和适宜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除了创新能力及其主体外，发育成为增长极的地区还需有相当规模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存量，从而形成规模效益，提高经济效率。良好的投资和生产环境，巨大的劳动力就业市场，良好的环境资源和国土综合利用产出效率及其价值提升空间，能量巨大的内需型消费市场，内生型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都有助于快速聚集资本、人才和技术，加上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能够使区域经济快速成长为增长极。
（3）拥有大规模推进型工业部门。
工业经济的发展和成长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一个极点。要把区域增长极的建立与推进型产业相联系。所谓推进型产业一般是同主导产业紧密配合的新兴产业，在区域内会对周边地区产生较强的辐射能力，产业体系较为完善和发达，具备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它们的发展往往能对当地经济产生较大的产业关联效应，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增长极培育内涵中，推动型产业是区域发展的领头产业或带头产业，自然也是主导产业，它在区域经济运作中起着支配作用。各地区通过扶持带动性强的关键产业，培育和支持支撑力强的骨干龙头企业，通过抓好大支柱、大产业、大投资、大基地，促进地区工业经济发展，通过工业经济发展以工哺农，做到城乡统筹，才能打造增长极。
（4）综合交通设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配套设施。
具有基础设施优势（高速公路、现代化机场、海港、政策）的地区更容易吸引各类投资者进入，更容易形成资源聚集继而发展成为增长极。
（5）城市群建设及城市化进程的巨大辐射力和扩张能力、吸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
论文格式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2.增长极的选择原则。
布德维尔把增长极同极化空间、城镇联系起来，使增长极有了确定的地理位置，即增长极的“极”,位于城镇或其附近的中心区域。但这种增长极不一定选择在传统要素的产地，而是在较不发达的低层次的发展轴线上，这样既可以使增长极有充分的发展余地，又能使一定区域获得增长极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增长极的定位和选择不能仅仅依赖现有的资源如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等物质禀赋的投入，更不能单纯依靠国家产业政策干预，而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力发展的更高阶段更注重竞争优势。依靠外力（外地资本和本地自然资源禀赋等）和内力（知识和技术的创新能力等）的双重作用发展区域经济，培育兼顾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新型经济增长极。
目前我国的增长极，如京津唐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形成的主要途径是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引导企业和行业在某些大城市和发达地区聚集发展而自动产生的。这种增长极的发展途径特别注重经济空间与地理空间的结合。它既克服了自发的增长极的缺陷，又具备国家干预的“诱发的增长极”的优点。具体而言就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通过政策引导选择较为先进的地区作为增长极，实行重点推进并带动其他落后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增长极的发展要经历经济中心地和经济腹地建设两个大的阶段。
成熟的增长极至少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极化中心本身的经济增长，通过规模经济和生产协作、生产联合、城市建设、资源合理利用等外部经济的节省来实现经济的集聚效果；二是极化中心对周围地区（又称为经济腹地：一个与经济中心即经济增长极或中心城市相对应的概念，是形成较为合理的城市群体系的依托，其内涵是经济中心（经济增长极）的吸收和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地域范围）的影响，通过区域内的乘数作用和区际乘数作用来实现增长极的扩散效应。
3.培育增长极应注意的问题。
在选择和培育增长极时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避免增长极的“飞地性质”（与周围环境缺乏有机的紧密的联系），保障区域中的推进型产业地方化。在实践中表现为地理空间上的二元经济，甚至形成独立周边地区的“飞地”（或“孤岛”），导致增长极本身呈现出负效应；布代维尔的分析提出了区域经济增长怎样才能出现的条件，也就是，如果在极化区域的节点或城市中心所配置的是推进型产业，而且这些产业所诱导的增长又包含在区域腹地之中，那么区域经济就可以通过推进型产业的扩张而增长。
第二，增长极规划和选择要避免过多的政策干预，传统的“自上而下”建立增长极和增长中心的政策受到很多学者的责难和反思，他们反对单纯依靠外力（例如外地资本和本地自然资源禀赋）的道路，主张依靠内力（例如知识和技术的创新能力）发展区域经济的战略。他们对经济增长极理论和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沉寂和影响力下降进行反思，并把其失败原因归结为：一是增长极的“飞地性质”（与周围环境缺乏有机的紧密的联系）；二是增长极规划和抉择的政治性质和计划性质，造成极化区域和计划区域的非兼容性和非协调性；三是增长极的定位带有盲目性（增长极位置的选择都是建立在城市人口增长计划或全国部门计划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自身发展潜力或周围偏远地区需求的基础之上）；四是增长极理论和政策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五是单纯的增长极过分依赖外部力量反而使区域差异加剧，以至于增长极政策被说成是“两极分化的发展战略”.
第三，增长极的定位要建立在区域自身发展潜力或地区需求的基础之上。不同的地区间发展水平，所导致的增长极的战略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培育增长极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在区域内建立相关的经济关系和空间联系。在这一点上，中西部地区不能完全借鉴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培育增长极的成功经验。针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实际，增长极的的选定与构建，还需要政府的扶持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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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应该对“极”进行“极化”过程的培育，对极给予资金、技术、政策、人力上的扶持，极化完成后，再通过极、点扩散带动其他区域的发展。
当地政府可自上而下建立诱导性增长极，成立专门的区域开发机构，大力建设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建立起推进型产业；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建立高新技术园区等构建新的增长极。
三、第四增长极潜在地区竞争力分析
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实施，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成渝经济区；以武汉、长株潭、南昌为支点的中三角区域；以郑州、太原、西安为支点的大中原经济区；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沈大经济带，有机会成为中国第四极。要想成为中国第四极，除了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还需要依靠市场资源配置以确立自己的优势。从这个角度上看，四大区域中，成渝经济区和中三角区域的经济总量占据强势地位，最有希望角逐中国第四极。2011年四大经济区中心城市的GDP分别为：沈阳和大连GDP总和为12065亿元；成都和重庆为16865.6亿元；中三角的武汉、长沙和南昌为14766.1亿元；中原经济区的郑州和洛阳总和为7635.7亿元。重庆成为了中西部地区第一个上万亿的城市，成都和武汉的GDP在2011年分别达到6854.6亿元、6536.8亿元，位列全国中心第十一位和第十四位。同时，包括长沙在内的两大区域核心城市，GDP增速都排在全国的前列，已经成为挤进全国城市前十名的主要候补对象。
1.双重的国家战略支撑是区域发展的引擎。
目前国家为了支持各大区域通发展，先后推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战略。有部分区域甚至配置了双重的国家战略，也就意味着这些区域能够获得更多的国家政策、资金等各方面的支持，容易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目前这四大区域都拥有两个以上经济发展战略，如成渝经济区就有西部开发、城乡统筹、成渝经济区、两江新区等；中三角有两型社会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圈等。
2.经济总量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从作为发展支点的城市来看，成渝经济区的成都与重庆对和中三角武汉、长沙和南昌实力相当，都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但从城市群的角度来看，中三角的城市群的竞争力远高过成渝经济区。如果将长株潭城市群的经济总量累计一起就达到了8000多亿元，按照城市排名可以排进中国的前八名，武汉城市圈同样如此。而且考虑到重庆这座直辖市有着省级区域的大城市和大农村的特点，真正的主城区的GDP必定会减少。2011年，中部板块的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的GDP增速分别为14.2%、12.6%和11.8%,经济增速明显快于西部的四川和重庆（分别为10.1%和10.9%），中部整体崛起大势已初步显现。
3.拥有大规模推进型工业部门是未来地区产业的发展趋势。
各地区能否抓住在一定时期依旧是中国经济主动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且必须能够抓住这两者的互动，从而诞生出更多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其能否跻身于国家级增长极的关键。在增长极内涵中，要支持工业集聚发展，扶持带动性强的关键产业，培育和支持支撑力强的骨干龙头企业，通过对地区产业和企业的培养，抓好大项目、大产业、大投资，促进工业经济发展，通过工业经济发展以工哺农，做到城乡统筹，才能打造增长极。目前，两大板块的产业各有侧重。中三角地区拥有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基础，以汽车、工程机械、钢铁为主导产业，潜在市场巨大，资源禀赋和要素优势明显。成渝的资讯科技业、汽车业是主导产业，重庆将IT制造的重点聚焦在笔记本电脑上，并着手构建以惠普、宏基为核心的“笔电王国”.根据现有情况，成渝经济区呈现“双核五带”布局，并有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等八大支柱产业支撑成渝经济区发展。同时，武汉、重庆、成都都将争取设立综合保税区以期在提高本地出口企业的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4.科技创新与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未来的关键博弈点。
总体而言，这两个区域的科技转化生产力的能力都不太强。十一五期间，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两大区域都未完成指标，表明两者都还需加强在经济增长中生产率的提高。其实，两大区域的科研机构和高校在全国都属于较强的地区，如何更好地实现科技转化值得探讨和思考，因为要发挥市场作用，创新机制将成为这两大区域未来可持续发展，最终坐稳中国经济第四极的关键。运用层次分析法得到五省市科技竞争力状况。从表3中可以看出，中三角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要高于川渝地区。
5.综合交通设施是未来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要成为地区增长极，必须加快“1小时经济圈”的建设和发展速度。只有速度快才能在其他省市中领先。如何才能够加快发展速度？加快城市群建设？作为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1小时经济圈”将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充分发挥。中三角比起成渝经济区而言有一个明显的比较优势，即区位和交通优势。尽管成渝这几年再打造交通综合枢纽上投入很大精力，取得明显进展，但由于地形和区位原因，其区位辐射力比较中三角而言依旧偏弱。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武广高铁、昌九城际铁路的通车和杭南长高铁即将运营，未来几年，武汉、长沙和南昌3个中心城市之间将形成“一个半小时同城圈”.同时由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同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山水相连、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而走得更近。更容易在区域发展战略、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水利合作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共求发展。
随着《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正式出台，川渝两地交通备受重视。在未来的交通规划中，以成渝、成遂渝、成安渝为主的高速公路干线，以成渝、成达、成灌等动车线路为主的铁路干线将把成渝紧密连接在一起。成渝两地的国际直飞航线也在逐日增多。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成渝两地的“时间距离”正在步步缩短，而未来的成渝经济区还将进一步加强铁路交通建设，重点建设成渝、渝万、成绵乐客运专线。在高速公路线路方面，最重要的三条成渝高速、成遂渝高速以及成安渝高速共同构成了成渝间高速公路大动脉体系。
6.践行共赢崛起的理念是培养第四增长极的前提。
第四极必然是一个跨行政区划的区域集合，谁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更多地实现共生双赢，那么其组合集聚的效果会更强，推动区域发展的动力就越强。进入新时期，合作共赢的区域发展格局越来越成为新价值观，各地都在探索以这种理念为基础的共生崛起。在这种区域竞合的大背景下，湘鄂赣三省内部合作、共同对外的战略显而易见。2012年2月，湖北省、江西省、湖南省共同签署了《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省将携手共筑长江中游城市群，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根据三省合作框架协议，“中三角”将以武汉、长沙、南昌3个省会城市为核心，组合沿长江、环洞庭湖、环鄱阳湖的27个城市，通过整体规划和集成，形成跨省域的经济一体化城市集群。在未来十年，三省将以《框架协议》为统领，建立省际联席会议制度、区域合作领导小组制度、三省部门联席会议制度、信息互通制度和情况通报制度，在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衔接等方面加强互动，共同争取国家将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体系。从目前来看，三省比较优势明显，加之各省的合作意愿，中三角更容易在合作共生崛起中取得突破。
2011年《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获国务院通过。该区域规划将涵盖四川15个市和重庆31个区县，总面积20.61万平方公里，人口9840.7万。成渝经济区规划获批后，产品、资源、劳动力等市场要素流动更加自由，成都和重庆毫无悬念成为经济区“双核”,有望加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赢关系。它们各自的城区将以打造国际化大都市为落脚点，两地之间将形成沿长江发展带、成绵乐发展带、成遂渝发展带、渝广达发展带和成内渝发展带这5个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和“双核”带动作用的经济带。但从四级指标评价体系的强势指标来看，两省比较优势并不明显。因为原有的行政区划，两地的历史、人文、经济相似，强势指标基本相同，同时两地还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特征突出，市场发育程度低，资源配置功能弱，产业重复建设与同构现象较突出等问题。在发展经济时，很可能会出现同质竞争，而不是优势互补。
四、结论与展望
在中国产业转移大潮中，在当今我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速明显回落之时，在中共中央提出的“中部崛起”的战略导向下，中三角地区在地理区位、经济实力、开放程度、科教力量、居民素质、发展环境、政府作用与综台形象等方面拥有较大的竞争力。该地区拥有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基础，潜在消费品市场巨大，资源禀赋和要素优势明显。
考虑到中三角地区既有水资源、科技资源优势，又有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更有长江中游流域有近2亿人口的巨大内需优势，同时在城镇化率比老三极低近10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只要抓住机遇，全面加快城市群建设，为打造核心增长极提供强力支撑、通过项目拉动、园区驱动、县区推动，促进经济大发展，通过改善民生、创新管理推动社会大发展、以产业集聚推动该地区跨越式发展，以武汉、长沙、南昌三个已经形成的中心城市为核心，以武汉城市圈为重要辐射极，联合长株潭城市群、昌九城市带等中部经济发展地区，以浙赣线、长江中游交通走廊为主轴，呼应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城市群有能力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后的中国经济的第四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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