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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认知、社会资本与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

  中图分类号:F30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4-0080-08
  引 言
  “十八大”以来中央会议精神和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都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工进城落户,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但是,在城市落户的前提是“有活干”,因此,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与增加就业稳定性不仅关乎农民工家庭的可持续生计问题,而且关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败。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背景下,农民工就业机会仍然低于城镇职工,求职领域往往集中于低端和边缘产业,在收入、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工资水平低、失业风险高是其主要特点;劳动关系不稳定,劳资冲突时有发生[1]。这些现象表明,农民工求职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受自身判断能力限制,难以做到最优决策。那么,农民工求职难度如何?其交易费用怎样?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
  交易费用是不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协调人与人之间竞争关系和改变制度安排的费用[2]。在制度层面,尽管国家出台了《劳动合同法》,但只是起了短暂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劳动合约签订率并未出现明显改善,甚至是停滞不前[3]。新一轮的“民工荒”彰显了“组织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三重困境。这些状况表明,农民工求职存在较高的交易费用。本质上,一切制度(市场)的存在都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但制度本身也会产生交易费用[4],关键在于节省的交易费用与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权衡。对农民工求职而言,正式制度的作用主要通过对相关政策认知来间接体现。相关研究表明,农民工的政策认知程度影响其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生存策略[5]。
  交易费用对行为的约束不仅体现在正式制度,也体现在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主要体现在各种政策、法规和条例,而非正式制度主要体现在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即社会资本。农民工求职主要采用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关系,这种关系资本可以降低信息成本、生活成本即求职交易费用[6],但这种结论仅仅是一种理论推断,缺乏实证研究。也有研究表明,拥有跨体制社会资本能显著降低农民工低端就业的可能性[7],却很少有研究关注跨体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的影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究竟如何影响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目前尚缺少系统的实证研究。本文从政策认知和社会资本角度分析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交易费用本质上也是制度费用[2]。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以下分别探讨代表正式制度的政策认知和代表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的影响。
  (一)政策认知与交易费用
  科斯定理揭示了产权制度、交易费用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即制度的效率通过交易费用高低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8]。张五常也指出,制度安排决定了交易费用的高低,同时决定了社会发展速度以及资源配置的效率[2]。因此,交易费用是可以用来比较制度效率高低的重要指标,制度安排应以交易费用最小化为原则。好的制度创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交易费用的增长[9]。政策作为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应该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
  针对农民工求职过程所面临的困境,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以降低交易费用。为了构建和维护平等的劳资关系,《劳动合同法》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尤其是强调劳动者的权利,改善了劳动者的弱势地位,这样使劳动者在遭遇纠纷时有诉讼依据[10],加大了企业的违法成本。为了解决农民工进城打工遭受不平等待遇、工资收入低、社会保障缺失和子女教育无保证等问题,国家放开户籍制度,逐步完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土地制度等[11]。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民工大都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他们在城市打工获得的收入,难以解决其后顾之忧(如赡养父母和抚育子女),更难以提升后续发展的资本和技能[1]。最低工资标准的设定是为了维护农民工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由于劳动分工和协调的复杂性,劳资纠纷案件越来越多。《劳动争议仲裁法》为更有效解决劳资纠纷难题提供了法律依据[12]。但由于自身素质低,当农民工遇到工资拖欠、工伤、职业病等侵权事件时,他们往往缺乏法律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不能及时采取措施以至于导致错过诉讼时效而承担不利后果[13],或因为维权程序复杂、时间长、成本高而放弃维权。为此,政府通过完善热线电话、信访、电子政务、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一系列措施和制度来简化维权程序。这些政策、法规的出台目的是降低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从而改善其生存状态,因此农民工对政策的了解越多越有利于维护自身权益。
  假设1:农民工对政策认知能力越强,找工作耗用的交易费用越少,反之则越多。
  (二)社会资本与交易费用
  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关系资源,是度量其拥有者获取稀缺资源的一种能力[14]。社会资本能够有效节约交易费用,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15],其作用的发挥主要借助社会网络,且网络关系强度对社会资本有重要影响。依据互动频率、感情深浅、亲密程度、互惠多少4个维度可以把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对美国求职者研究结果表明,在找工作过程中,与强关系相比,弱关系可以提供更多非重复的、异质性信息资源,创造更多短路径的局部桥梁,有利于职业阶层流动,而强关系的作用主要局限于群体内部,具有封闭性[16]。边燕杰则认为,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于义务和信任因素的人情资源才能对求职者提供实质性帮助,由此提出“强关系力量假设”[17]。但同时又发现,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弱关系的力量在不断增强,强关系效应不断减弱[18],这说明,弱关系社会资本将逐渐发挥更大的作用。   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从动机和意图方面减少交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降低机会主义发生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交易费用[19]。对农民工而言,进城务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纽带,他们的交往圈主要集中于与他们身份相同的同质性人群[20]。根据社会资源理论,同一阶层者之间往往是强关系,他们拥有相似的资源,而不同阶层者之间往往是弱关系,所拥有的资源相似性低。当人们追求工具性目标时,低阶层者通过弱关系与高阶层者建立联系从而积累社会资本[17]。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和以强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结构限制了他们的交往机会,只能获得有限的社会和经济资源[21]。但是,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农民工必然要突破强关系的局限,发展更多的弱关系来扩展其社会资本。在我国现行的经济结构中存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两种体制,前者拥有较强的体制内资源,而后者则体现为体制外资源。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条件下,无论体制内或体制外的人员,拥有跨体制社会资本者比不拥有跨体制社会资本者获得高收入回报的机会更大[22]。农民工作为体制外人员,与体制内社会网络建立联系有利于获得更丰富的社会资本,多渠道就业信息,从而有效节约交易费用[23]。
  假设2:农民工拥有跨体制社会资本更有利于降低其求职交易费用。
  二、数据来源、模型选择与变量设置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2014年农村流动人口发展状况调查。调查由经过严格培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实施,对春节返乡农民工进行调查。为保证数据质量,每人调查人数控制在10人以下。实际发放1 300份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 152份,回收率达88.6%。其中男性占55.6%;平均年龄为33.5岁;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15.3%,初中文化程度占45.2%,其余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来源地为西部的占21.1%,中部占46.1%,东部占32.8%;打工地在西部占15.5%,中部占39.7%,东部占44.8%;工作行业为制造业占22.9%,建筑采矿业占22.0%,批发零售业占13.7%,住宿餐饮业占15.0%,其他行业占26.4%。参加过培训的占 41.7%。其他情况见表1、表2。
  (二)模型选择
  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通过找工作花费时间、找工作花费资金、从有意向到签订合同所用时间、合同协商次数4个方面来反映。其中,找工作花费时间、找工作花费资金为连续变量,一般采用OLS回归模型,但由于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化的解释过于绝对化,因此,本文采用对数线性模型来处理,即对找工作花费时间和花费资金取对数,再对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这样解释的是,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引起因变量百分比的变化,而不是实际数值的变化。这两个变量的对数分布图近似于正态分布(见图1)。为进一步量化分析因变量取对数后进行线性回归(OLS)的合理性,采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对回归残差的正态性进行检验。
  对签订合同所用时间和签合同协商次数这类受限因变量,一般符合计数模型,包括泊松回归模型(PRM)和负二项回归模型(NBRM)。泊松分布的重要特点数据等离散,即均值等于方差。当数据存在过离散(即方差大于均值)现象时,则采用负二项分布拟合。通过比较均值和方差(为判断是否存在零膨胀问题,把缺失值作为0来处理)可知,签合同所用时间(均值为3.53,方差为108.89,Alpha值的显著性p=0.000)和签合同协商次数(均值0.57,方差1.53,Alpha值的显著性p=0.000)均适合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当数据中零值过多时,需要考虑零膨胀模型,即零膨胀泊松模型(ZIP)或零膨胀负二项模型(ZINB)。
  计算可得,签订合同所用时间和协商次数的频数中零值明显多于其他值,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64.8%(744/1 149)和68.7%(791/1 151),说明存在零膨胀情况,因此考虑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为了比较负二项回归模型或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的优劣,进行Vuong值检验,结果分别为签合同所用时间Z=5.9(p=0.000),签合同协商次数Z=4.503(p=0.000)。表明二者均适合采用ZINB回归模型。通过作图,比较PRM,NBRM,ZIP和ZINB实际值与预测值之间的差异,同样说明,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是理想模型(见图2)。
  (三)变量设置
  除了因变量外,主要自变量为政策认知和社会资本,前者包括是否了解劳动合同法、认为户籍对融入城市社会的影响程度、是否了解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是否了解劳动争议条例、当权益受侵犯时是否知道向政府部门求助,这些变量均为分类变量,以不了解/不知道为参照类;后者包括在找工作过程中、在维权过程中、心情不好时、休闲活动中是向公职人员还是非公职人员求助,均为二分类变量,以向非公职人员求助为参照类;除此之外,为了分析主变量对因变量的净影响,还纳入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来源地、打工地、目前从事行业以及是否参加过培训等。除年龄是连续变量外,其他变量均为分类变量。在回归分析时,因变量“找工作花费时间”和“找工作花费资金”因剔除缺失值,最终纳入回归模型的样本数分别为842和640。而“签订合同所用时间”和“合同协商次数”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其中的“0”包括“真实的0”和没有签订合同者“过多的0”,即缺失值,因此,最终纳入回归模型样本数分别为1 149和1 151。
  三、实证结果
  农民工找工作花费时间和花费资金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见表3。数据显示,社会资本和政策认知对农民工找工作交易费用均有显著影响。对于找工作所用时间,比较了解劳动合同法的农民工比不了解者花费时间更短,支持假设1;但不清楚户籍影响的农民工比认为户籍有影响者找工作所用时间更少,与假设1相反。找工作向公职人员比向非公职人员求助所用的时间更长,即拥有跨体制社会资本的农民工求职花费时间更长,这一结果与假设2相反。可能原因是,公职人员提供的就业信息主要是公职单位临时工岗位,这类单位工资过于刚性,临时工岗位少,因此选择的余地较小。   对于找工作花费资金,影响显著的因素是了解劳动争议条例和工作求助对象,非常了解劳动争议条例的农民工比不了解者花费资金更多,找工作向公职人员求助比向非公职人员求助仍花费更多,与研究假设相反。原因是了解劳动争议条例更可能选择争端少、相对好的工作,因此存在竞争性,这样导致在人情关系上可能要花费更多的资金。由于农民工与公职人员职业阶层差异悬殊,这种阶层壁垒也可能使农民工在找工作时花费更多的费用。
  表3数据表明,对于政策认知,了解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标准,权益受侵害知道向政府求助的农民工签合同所用时间会更长。而对于户籍制度,不清楚和认为没有影响的农民工签合同用时更短。对于社会资本,找工作和维权向公职人员求助的农民工签合同用时都更长,而心情不好向公职人员倾诉的农民工签合同用时会更短。对劳动争议条例了解与否、休闲是否与公职人员在一起对签合同用时没有显著影响。
  表5结果显示,政策认知和社会资本均对签合同次数影响显著。具体表现在,对于政策认知,越了解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标准、劳动争议条例,农民工签合同的次数也越多。这些结论与假设1相反,可能是由于农民工对相关法规了解越多,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就越多,从而导致工作的选择性也越多。而越认为户籍制度没有影响、权益受侵犯知道向政府求助的农民工签合同的次数就越少,符合假设1。对于社会资本,休闲时与公职人员在一起的农民工签合同次数更少,这一结论支持假设2。但找工作和维权向公职人员求助的农民工签合同次数更多,与假设2相反,前者是由于公职人员提供信息的局限性,难以实现目标,后者则是因为对工作性质及薪酬条款了解更多,因此增加了更换工作的可能性。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层面分析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发现,政策认知和社会资本并非必然降低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
  在政策认知方面,无论找工作所用时间、花费资金,还是签合同所用时间和协商次数,对户籍制度认识不清反而有利于降低求职交易费用;对劳动合同法了解得越多,签合同所用时间越长和签合同次数也越多;对最低工资标准了解越多,越有利于延长签合同所用时间和提高签合同次数;了解劳动争议条例显著提高找工作花费资金和签合同协商次数;权益受侵害时知道向政府工作人员求助延长了签合同所用时间,同时却降低了签合同次数。
  就社会资本而言,找工作向公职人员求助,显著提高所用时间、花费更多资金、签合同所用时间更长,但签合同次数却更少;维权向公职人员求助,显著提高签合同时间,同时也显著降低签合同次数;心情不好时向公职人员倾诉有利于降低签合同所用时间;休闲活动跟公职人员在一起显著提高了签合同次数。
  (二)启示
  由于制度层面的政策认知对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的显著影响,政府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到政策效果的各种潜在影响,在维护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同时,兼顾劳资双方合约约束的对等性。把降低企业成本,尤其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提高农民工收入和稳定就业的相关政策相对接,避免“民工荒”现象的发生。简政放权,清理不合理收费项目,为企业减负,“放”“管”结合,释放企业发展潜能。消除不同政策之间罅隙和壁垒,把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相统一。强化大局意识,避免强调部门利益从而导致短视行为,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中充分考虑农民工的权益。
  跨体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的消极影响,说明当前社会分层和体制机制不利于农民工求职与就业。政府应着力加强市民的包容教育,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加强农民工与市民,尤其是与公职人员的沟通与交流。解决好农民工求职等生计问题,完善制度和政策固然重要,关键是要解决好信任问题。当农民工就业出现问题和冲突时,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负责人能站在农民工角度,设身处地为农民工着想。同时,也应加强对农民工的组织忠诚度教育。只有不同主体换位思考,达成共识,相互信任,构建平等、包容的跨体制社会资本,才能促进农民工实现稳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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