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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领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

  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3年底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探索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前沿热点问题。多数研究得出了适合所有领域的一般层面的结论,较少触及不同行业培育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问题。根据《意见》的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区分层次和对象,加强分类指导,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点、与群众利益的交汇点,做到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1]体育领域具有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点,因此要探索体育领域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一些学者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论证不够彻底。如王建、陈俊钦(2013)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各行各业核心价值观确立的依据,直接提出了“人本、公正、和谐”的体育核心价值观;[2]张娟(2015)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根据学校的特点区别对待,不应简单复制和移植,而应结合体育精神、奥林匹克精神,或者武术专业的武德、医学专业的医德、教育专业的师德;[3]何维芳(2015)认为体育院校只有充分考虑大学生的专业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才能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4]但只考量了体育院校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学习行为,忽略了体育行业本身的特点。一些学者发现中华体育精神的鼓舞作用在全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有迁移辐射作用,如涂志芳(2015)认为二者在本质、目标和发展路径是一致的,发挥中华体育精神的功能有利于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培育途径;[5]徐剑(2015)认为二者在内涵上是一脉相承的,中华体育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天然载体、鲜活教材和重要推力;[6]朱雄(2015)认为二者的共性是都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满足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诉求,在国家、社会和公民层面的价值取向上具有趋同性,探讨二者关系有助于发挥相互促进的作用。[7]陈建华、许琳(2015)基于二者内涵的对应性,认为培养大学生的体育精神有助于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8]彭文耀和章璇(2015)认为体育精神就是体育行业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其有统领作用。
  上述研究虽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但都未能揭示出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本质关系,对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培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关系缺乏辩证的理解,阻碍了对体育行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的深度探索。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体育领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体育行业精神和日常工作紧密结合,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更接地气,更富成效,更有针对性,而不是脱离行业特点浮于表面的统一宣传。重点揭示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关系,阐明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作用的机理,论证结合体育行业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具体途径,最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体育人的心中生根发芽、结出行动的果实,并通过迁移原理辐射到其他行业。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体育精神的凝练过程及其内涵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及内涵
  价值是由于客体满足主体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客观存在的效应,其大小由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决定,这种客观存在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价值观。因此,价值观是价值这种客观存在在主体观念中的反映,包括主体对价值问题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价值与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相联系,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价值观必然是多元的: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我国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诉求,成为社会主体价值取向的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受2000多年封建思想的影响,封建主义价值观阴魂不散,同时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西方自由、民主等资本主义价值观汹涌而来,造成价值观念的冲突和混乱,使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增加了难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回应西方普世价值观挑战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精神文明建设提上了日程。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任务,做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的论断,理论界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了热烈讨论。经过专家的集体凝练,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
  在国家层面,要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中华民族经受过百年来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深知在经济上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才能保证主权的独立和完整,让百姓过上有尊严的太平日子;政治上立志探索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文化上渴望摆脱愚昧落后的状况,恢复文明古国的自信,憧憬构建一个能够成功化解冲突的和谐国家。在社会层面,要把我国建设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得到彻底解放的标志,“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只有那时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公平和正义一直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但必须以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获得为前提,法治则是不可或缺的制度保证,依法治国是治理社会的唯一出路。在公民层面,要把每个人培养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公民。爱国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精神品质,要把祖先遗传下来的精神基因继承下去;敬业和诚信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前提,不仅关乎市场经济的效率,而且关乎人民的安全和幸福;友善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祖先的遗训不能遗忘,友善对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公民的幸福感至关重要。   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价值追求都是以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视为根本诉求。如果说,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是靠神本主义支撑的以君为本或以官为本,那么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则是靠人本主义支撑的以资为本,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则是靠马克思主义支撑的以民为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场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最大成果,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它构成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内核,道出了中国文化的气质;它从价值维度对中国梦的宏伟蓝图进行了简练的描绘和勾勒,使中国梦变得更加丰满和具体;它为国家决策、社会建设和个人发展提供了价值标杆和行动准则,具有凝神聚气和规范行为的作用。
  2、中华体育精神的凝练及内涵
  中国近现代百年来被侵略压迫的屈辱历史,赋予华夏子孙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体育人怀着强种强国的梦想,在世界体坛上创造了无数扬耀国威、振奋人心的奇迹,同时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华体育精神。1996年8月8日,江泽民在会见第26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表扬了运动员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求各条战线向他们学习。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伍绍祖在随后召开的全国体委系统领导干部论文报告会上,根据江泽民的讲话将中华体育精神首次凝练成 “祖国至上、敬业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友爱、艰苦奋斗” 24字。[10]2000年,时任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的谢琼桓对中华体育精神进行了第二次凝练,将最后的“艰苦奋斗”改为“顽强拼搏”,其他内容保持不变。[11]2007年,黄莉博士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体育发展的新形势,对中华体育精神进行了第三次凝练,概括为“爱国奉献、赶超求变、公平竞争、团结协作、拼搏自强、快乐健康”,[12]将原本局限于竞技体育范畴的中华体育精神拓展到群众体育,弥补了社会群众体育价值追求的欠缺,是目前对中华体育精神最全面的概括。
  “爱国奉献”表达了中华体育精神的动力基因。运动员之所以在赛场上顽强拼搏,教练员常年以队为家,他们是在为祖国荣誉而战,名利不过是附属品,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时刻提醒着他们的祖国培养意识,为国争光是他们的使命。“赶超求变”反映了我国体育人的追赶情结,为了尽快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变体育弱国为强国,中国竞技体育在举国体制的保障下一直奋起直追,靠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不断的技术创新,迅速改变了落后面貌。实现赶超战略离不开“团结协作”,中国竞技体育一直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无论是团体项目还是个人项目,每一次取得的优异成绩都是运动员、教练员、领队、队医整个团队精诚合作的结果。在外国人眼中,中国队常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与中国队比赛,总感觉面对的不是一个中国选手,而是一个中国集体”。[13]“公平竞争”反映了现代体育精神的本质特征,竞技体育是一种公平游戏,规则意识是使竞技体育保持纯洁的生命线。“顽强拼搏”是竞技体育最基本的职业精神,运动员要挑战人类身体的极限,就要吃苦耐劳,必须忍受伤痛的折磨和失败的痛苦。“健康快乐”反映了是社会群众体育的价值追求,推进全民健身计划,促进公民身心健康,可提升公民的幸福感,是人民幸福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体育运动的真正魅力在于其精神方面的价值,正如任海教授所言,“精神价值是竞技运动的灵魂”。[14]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是中华民族精神在体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现代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如果说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那么中华体育精神则是体育人的文化基因,代表着体育人的精神气质,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价值标杆和行动准则。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时强调,“中华体育精神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要集成创新、发扬光大”。[15]
  二、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体育精神是体育行业价值观的集中表达。彭文耀认为,体育精神是“人们在体育活动中积累并形成的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价值取向……人们在体育活动中产生的体育价值观都可以视为体育精神”,[16]因此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体育行业价值观的关系。二者如同梨和水果的关系一样,是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中华体育精神是个别,属于带有(体育)个性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般,属于具有共性的价值观。
  根据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原理,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表现在范畴大小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畴大,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体价值取向的最大公约数,凸显了所有行业价值观的共性,适用于所有行业;中华体育精神范畴小,反映了体育工作者在体育实践活动中的价值追求,凸显了体育的行业特色和鲜明个性,适用于体育行业。联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华体育精神和所有其他行业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对不同行业价值观进行概括总结的基础上提炼升华而成的,如同中华体育精神是对“乒乓精神”、“女排精神”等单项体育价值观的概括总结一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通过各个行业的价值观才能体现出来,正如中华体育精神总是通过具体运动项目的“乒乓精神”、“女排精神”来体现一样。因此,中华体育精神作为体育领域的核心价值观,不仅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孕育提供了养料,同时其本身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体育领域开花结果的产物。另一方面,个别先符合一般,然后才有自己的特点,各行各业都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业价值观,提炼行业精神,因此,中华体育精神也要同其他行业一样,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结合体育行业的特点不断地得到提炼和升华。
  三、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是体育领域培育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可行路径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互促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只有通过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才能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根据矛盾特殊性的原理,教育要因材施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与不同行业的特点相结合。体育领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能不考虑体育的行业背景,必须与体育工作者的日常工作和训练相结合,否则只能流于抽象空洞的说教。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体育人的心中得到内化,再外化为言行,必须通过弘扬体育行业价值观即中华体育精神来实现。只有收获符合体育行业价值观的具体言行,而不是停留在口号宣传层面,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到实处。例如,“赶超求变”体现了体育人追求国家富强的急迫心理,运动员们“顽强拼搏”,“团结协作”,为的是实现体育强国的梦想;为祖国争金夺银,让五星红旗伴着国歌冉冉升起是运动员表达爱国的方式;他们常年不懈、风雨无阻地坚持训练,为中国竞技体育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是敬业的表现;“公平竞争”是体育领域维护平等、公正的实现方式,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循的原则,二者都离不开诚信的自律和法治的保障。发展群众体育,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对培养友爱公民、建设文明和谐国家有直接贡献,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体育行业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才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轨道。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视和匡正体育人的决策和行为,有助于整顿体育领域的行规行纪,遏制体育行业的不正之风,确保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结语
  通过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可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通过中华体育精神才能在体育领域中得到体现,只有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体育人的心中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出行动的果实。通过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遵循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经过“知、情、信、意、行”五个环节的转化才能实现,其中 “知、信、行”是关键,先从普及常识或基本认知开始,然后进入吸收内化阶段,最后达到外化践行阶段,“情”和“意”是辅助环节,调动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可以增强吸引力,强化体育人的意识和行为。同样,其他行业精神作为行业价值观的高度概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须通过弘扬各自的行业精神,并经过“知、情、信、意、行”等环节才能实现。各行各业首先应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凝练各自的行业精神,并结合行业精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教育,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带有不同行业的色彩,否则只能停留在一般层面的口号宣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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