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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广东怀集贵儿戏的艺术特质

  中图分类号: J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6)03-0105-04
  贵儿戏形成于清朝中后期,流布于广东省怀集县桥头镇一带,属于广东省珍稀剧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将近二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贵儿戏在剧情表达、唱腔音乐、舞台表演、舞台美术等方面仍然保持着浓郁的戏剧原生态特质,被认为是研究民间地方小剧种形成和起源的“活化石”。然而,现代化进程已经改变了贵儿戏的文化生态,它正处于濒危的状态。贵儿戏已经到了必须被抢救和被保护的危难时刻了。我们通过横向和纵向对比的方法,辩证地分析贵儿戏艺术特质中存在的问题,在欣赏贵儿戏艺术价值的同时,更加审视其对自身生存发展所产生的制约性,希望贵儿戏能获得“活下去”的力量。
  一、铺陈直叙的剧情表达
  剧情表达作为戏剧表演的重要环节,它是戏剧是否引人入胜的关键所在。作为民间地方小剧种的贵儿戏无法与京剧、昆曲、粤剧、西秦戏等大戏种宕相媲美,但它用铺陈直叙的方式将故事一五一十地表达出来也十分有特色。
  贵儿戏的剧目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历史和传说为依据编写而成的,比如《三气周瑜》《穆桂英挂帅》《陈世美不认妻》《樊梨花三难薛丁山》等;另一种是以现实生活为原型编写而成的,比如《武吉卖柴》《贤妻谏赌》《山村血泪》《寡妇落难遇乘龙》等。但是,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剧目,它们往往都注重对故事的铺陈直叙,很少运用比喻、象征、对比等表达方式。
  铺陈直叙的表达方式决定了贵儿戏的剧情特别写真化。贵儿戏通过唱、念、做等形式叙述着历史事实或者现实生活,从而将当地的乡土人情、家庭伦理等直观地表现出来。这种特点可以从贵儿戏经典剧目的表演体现出来。比如:《横纹柴》一戏是对恶毒婆婆百般刁难善良孝顺儿媳妇,但终得报应和悔恨的家庭伦理关系的呈现;《文公训侄》一戏则是代亡兄养仔的文公训斥不愿出远门求学的侄儿,要求其志在四方,苦读寒窗,希望日后能够出人头地的亲情写照;而《乞丐与状元》一戏则表现的是对现实封建迷信,听信命运安排的恶习的讽刺和批判……另外,贵儿戏的戏班都是由当地村民自发组织而成的,演员只是经过业余训练的当地村民,演出的地点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草坪、晒谷场、土墩,甚至是干涸的田垌,舞台摆设的是人们常用的桌子、凳子、椅子、竹竿之类的道具。这一切使得贵儿戏的剧情表达显得更为熟悉、真实、亲切,也更进一步加强了贵儿戏剧情表达的生活本真性。对于怀集县桥头镇的村民而言,贵儿戏是对他们自己生活的一种复刻,它的亲近感是超越欣赏其他艺术形式的。
  二、简单少变的音乐表现
  音乐作为戏剧表演的生命线,它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着戏剧的生命力。贵儿戏在腔调、乐队、乐器、伴奏、唱词等音乐表现形式上却体现着极其简单少变的特质。
  贵儿戏,腔调单一,主要体现在【贵儿调】。根据《贵儿戏志》记载,在【贵儿调】形成初期,怀集桥头镇的先民一般采用外来的【采茶调】【补缸调】,配与弦乐伴奏,用官话演唱。到1910年后,因【采茶调】【补缸调】演奏复杂,影响清唱,加之为外来曲调,于是当地村民吸收当地民间歌舞【马儿曲】,创造出了另一种新腔调――【贵儿调】,并弃用弦乐伴奏,改用方言清唱。[1]尽管贵儿戏有吸引粤曲、肇庆“八音”等的音乐元素,但是【贵儿调】形成和发展的历程突出地反映了贵儿戏音乐去繁取简和不乐于与外地艺术交流创新的特点。这也是经过将近两百年发展后,贵儿戏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原生态气息的重要原因。
  贵儿戏的音乐结构体制为“曲牌体”。一般而言,“曲牌体”音乐结构的民间地方戏剧,从萌芽、发展到成熟大概都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即“单牌子”音乐阶段、“杂牌子”音乐阶段和“多牌子”音乐阶段,不同阶段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唱腔的丰富程度和音乐风格的多样与否。[2]当前的贵儿戏音乐表现还具有明显的歌谣唱腔,曲调简单,音域狭窄(以“5、6”为最常音),风格单一。在贵儿戏的表演中,剧情、角色、角色情绪等的变化基本上不引起音乐表现形式的变化,演员只是适当处理节奏和润腔就可以了。所以,贵儿戏基本上使用同一曲调,同一唱腔贯穿全剧,似说又似唱,好像是在娓娓道来。显然,贵儿戏音乐结构还是处于“单牌子”音乐阶段的,它还没有完全进化成熟,需要想办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贵儿戏对于乐器、乐队和伴奏并没有太高的要求。贵儿戏在演唱时并没有伴奏音乐,都是“清唱”的。伴奏音乐只是出现在出场、入场、开打、间白、间唱的时候。因而贵儿戏的乐器也显得格外单调,只有打击乐器和唢呐,没有弦乐器。乐器和伴奏的情况决定了乐队的基本人数。贵儿戏乐队一般为四到六人,分别为一至两个唢呐手、三到四个打击乐器手。
  在乐器和伴奏上,贵儿戏主要是吸引了当地的民间歌舞伴奏的艺术元素。清朝时,怀集县桥头镇的村民逢年过节时总会表演舞狮、舞马、舞麒麟等形式的歌舞,并以打击乐作为伴奏。现在贵儿戏的乐器特色也基本上由此沿用而来,没有进行太大的创新。贵儿戏的打击乐器主要有三种:鼓、锣和钹。鼓锣点分别为:【出场】【入场】【间白】【间唱】【白榄】【探路】和【武打】等。[3]唢呐也是贵儿戏伴奏中的乐器,但并不常用。唢呐只有在表演到大官出场,节日喜庆和婚礼拜堂时才会用到的。唢呐的曲调一般采用的是【文接驾】,或者是粤剧“八音”中的【大开门】和【小开门】。显然,相较于其他戏剧的乐器和伴奏,如正字戏有鼓、锣、钹、大管弦、响弦、三弦、唢呐、扬琴、二胡、琵琶、大提琴等伴奏乐器,伴奏贯穿全剧,音乐旋律丰富多彩,贵儿戏则显得简单纯朴了许多。   贵儿戏的唱词通俗易懂,带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唱词的句式结构一般是七言四句体,平仄有韵律。贵儿戏唱词的最大特点是体现在衬词上。贵儿戏通过衬词能表现剧情、角色情绪以及腔调的变化。“哎”“呀”是贵儿戏曲调中最为常用衬词,它们常与当方地言的鼻音字(如翁、蒙、洪、同等)连在一起,演绎出“嗡嗡”的声音效果。由此,【贵儿调】也被称作“哎嗡”。据学者考察,贵儿戏的衬词是有规律性的,即“在非上下句的二句体基本结构中,通常有五处衬词,第一句三处:在第四、第六、第七字的后面用衬词‘哎’,其中第六字后的衬词较灵活,可根据词义表现的需要用‘呀’‘呵哎’‘唔哎’‘呀嘿’等代替‘哎’”。[4]贵儿戏是重视唱述故事情节而不太重视曲调的,所以是衬词成就了【贵儿调】的艺术特色,是贵儿戏具有艺术性的根本要素。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衬词的特色,【贵儿调】就会失去曲调变化的特点,或许也不会有贵儿戏了。
  三、质朴无华的舞台表演
  舞台表演作为戏剧艺术的视觉呈现,为戏剧欣赏提供最直观的感受,是戏剧特质的集中反映。相比于正字戏的大气、西秦戏的粗犷、潮剧的粗巧……贵儿戏的舞台表演显得质朴无华。它在角色行当、表演形体、表演服饰等方面无不表露出着质朴无华的特点。
  贵儿戏表演的角色行当设置得少,最注重丑角。角色人物是否多样化影响到戏剧艺术表演的丰富程度。比如,乐昌花鼓戏它的角色人物非常多样化的,生行设有文小生、武小生、水衣生、老生、童生、歌舞生,旦行设有正旦、花旦、闺门旦、婆旦、彩旦、小旦,丑行设有公子丑、官袍丑和方巾丑等,这使得乐昌花鼓戏的表演热闹非凡,角色活灵活现。然而,贵儿戏在这方面则显得比较精疏简略了。贵儿戏只设有生、旦、丑三行,其中,生行只设有文生、武生,旦行只设有正旦和老旦,丑行则只设有男丑和女丑(多为媒婆),其他行则不设了。所以,贵儿戏是疏于艺术表演的,这虽使得场面简单却显得刻板沉闷了。
  如何给沉闷的表演活跃气氛呢?丑角是贵儿戏渲染剧情气氛的最重要法宝。贵儿戏向来有“无丑不成戏”的说法。丑角登台,或是装疯卖傻,或是插科打诨,或是胡弄一通,只求活跃气氛,引观众捧腹大笑。据考察,一些剧本原本是没有设置丑角的,但为了增强表演的生动性和欢乐性,在表演中会平白无故刻意地插入丑角。比如《贵儿戏志》里面提到“爆肚戏”的丑角“爆肚”曾白榄一首云:“笃笃笃,我是无名叔,身位(本人)不入传(剧中没我这个角色),中间插一录(段)”。[5]可见,为了克服单调、刻板、沉闷的表演,注重丑角,刻意设丑是贵儿戏表演角色行当的重要特点。
  贵儿戏表演的形体动作也保持着生活的本真性。一般来说,戏剧的形体动作作为戏剧内在精神的表达形式,它是对现实生活形体动作的提炼和升华,是对客观真实性的超越,是一种写意的艺术。黑格尔就曾说过:“能把个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是动作,人的最深刻方面只有通过动作才见诸现实。”[6]但是,贵儿戏表演的形体动作尚未进行修饰和提炼,一直保持着生活动作本真的色彩,散发出一种强烈的原生态气息。
  戏剧表演的动作程式主要包括:手、眼、身、法、步、武打、翻跌等等。大多数戏剧都会依靠丰富的动作程式来刻画戏剧人物的性格、形象和心理,营造戏剧的表演氛围,表达戏剧的内容和思想,使戏剧成为具有独特欣赏价值的艺术表演。比如,广东海陆丰地区的西秦戏除了有基本的步法、手法外,还创有“卷靠旗”“麻风走”“落马金枪”“落马锏”“企公仔架”“屈脚坐走”等“绝活”来丰富戏剧的动作表演。但是,贵儿戏的表演是没有“绝活”的, 其表演的动作程式是很简单的,是人们生活动作的稍微改造。例如,贵儿戏所有角色出场的步调都是一致的。他们都是踏着鼓点,左脚起右脚落走半交叉步,脚跟落地后稍微颤动一下再起步的。又如,贵儿戏所有角色的指法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伸右手中指和食指,顺势从胸前朝上向外划,呈半弧形状,几乎每唱一句都重复一下。另外,贵儿戏也是不讲究手段、打斗、弄眼、武打、翻跌等动作演绎的。所以,看贵儿戏就像是在看他人的平常生活一般。
  贵儿戏在演员装扮方面没有华丽的修饰。在脸谱表现上,20世纪50年代以前,无论是生行还旦行,基本就是红脂往脸颧一抹的“桃红脸”,而丑角一般都是在脸上涂个大的黑粉圈就罢了。后来,贵儿戏学习了粤剧的一些化妆技巧,脸谱的艺术化有一定增强,但是与其他戏种(如正字戏,它是非常注重脸谱修饰的,共有一百多种脸谱类型)相比,是很缺乏修饰的。在服饰上,新中国成立前,受条件限制演员的服饰相当简单,与普通百姓打扮无异。比如,女旦的标志服饰和装扮就是身穿花红衫、头插红花。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条件改善后,基本采用了粤剧表演的服饰了。
  四、辩证地看待贵儿戏的艺术特质
  刘晓明教授在《岭南濒危剧种研究丛书》的代序中指出:“‘濒危’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批判理论”,“研究者必须审视当下的‘缺憾’,才能确定需要保护的‘濒危’价值。因此,‘濒危’的确立就必须建立在对当下批判性的认知上。”[7]的确,对于正处于濒危边缘的民间地方小戏剧我们应该是以既欣赏又审视的态度去看待。
  对于贵儿戏而言,铺陈直叙的剧情表达、简单少变的音乐表现、质朴无华的舞台表演反映着原生态戏剧的美和价值,体现着当地的民俗民风和文化特色,为戏剧研究者提供了洞察民间地方小剧种形成、起源的“活标本”。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正是贵儿戏生存和发展的最致命弱点,是缺乏丰富艺术内涵和价值的一种体现。贵儿戏反映着生活本真性,但是却没能够真正高于生活;贵儿戏通俗易懂,但是却没有丰富的艺术内涵和思想内涵;贵儿戏保持着原生态的形式,但是与成熟戏剧相比却显得相当稚嫩,甚至格格不入。所以,原生态形式下的贵儿戏比其他成熟的濒危剧种的生存和发展更为艰难。比如,虽然广东的西秦戏、白字戏、正字戏、花朝戏、粤北采茶戏、雷剧等同为濒危剧种,但由于它们拥有更为丰富的艺术特质,受到的关注和支持更多,被认定为省级和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贵儿戏仅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现代化进程中贵儿戏的文化生态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只强调保持其原始的形式是不科学,也是不可行的。我们希望看到原生态的贵儿戏,但是贵儿戏最需要的是活下去。正如《羊城晚报》记者钟哲平所说:“学者往往更珍视艺术的原生态。但是对于一个古老的剧种而言,活着就很好,大概神仙也是喜欢的。”[8]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精神生产的智慧结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利于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又有利于人类文明延续。所以,尽管贵儿戏是还没有真正成熟的民间地方小剧种,它的艺术特质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应该抛弃它,而应该以保护人类文明成果的责任感来抢和保护。贵儿戏要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突破原生态的状况,向专业方向发展,在保持自身艺术特质的同时,积极吸收其他剧种的精华,使戏剧的剧目、剧情、音乐、表演、美术等方面都能丰富和发展,让现代人更喜见乐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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