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金灭辽政策的成因
北宋与辽的矛盾渊源长久，中心问题就是所谓的“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夺取后唐政权，竟以卑词向契丹皇帝称臣、称子，割让燕云十六州，恳求契丹出兵帮他登上帝位[1]。石敬瑭如愿当上了“儿皇帝”，然而，中原王朝却由于幽云易手，整个华北平原门户洞开，无险可凭，时时刻刻直面来自北方的威胁，寝食难安。为了消除后患，相继统治中原的后汉、后周、北宋等政权，无不把收复燕云作为重建北大门的军国要务。
北宋在太宗时期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北伐。979年，太宗皇帝消灭北汉，乘胜围攻燕京，不料却因轻敌而至溃败，不仅损伤兵士器械不可胜计，太宗自己也中箭乘驴车狼狈逃回，而后太宗竟因此箭伤而崩，成为宋人没齿难忘的深仇奇耻。连续的溃败在宋人心中留下了阴影，此后北宋“畏辽如虎”，开始对辽采取守势。然而宋人的守势却招致了辽兵更为猛烈地进攻。1004年，辽承天太后萧绰（燕燕）与辽圣宗亲率二十万大军南下[3]，一路攻城略地，直逼开封。若非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持宋真宗亲征以砥砺士气，北宋几于步晋人南渡之后尘。但是，真宗亲征后带来的良好局面却以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而结尾，使得自视甚高的北宋士大夫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澶渊之盟虽然签订，但来自北方的威胁并未消失。辽国一面鼓动宁夏、甘肃等地的党项人叛宋独立，建立西夏，一面又借北宋腹背受敌之机索要被后周世宗收复的关南地区（莫州、瀛洲、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4]。宋人敢怒不敢言，只得岁增银、帛与契丹，以求苟安。这一点使宋朝君臣颇感羞耻，神宗皇帝曾说：“契丹乃不共戴天之仇人，今反捐纳金帛数十万事之，为人子孙者当如是乎！”[5]说话间泪流满面。
但是，对辽不满归不满，北宋却无力独自与辽为敌。徽宗时期的知枢密院事邓洵武劝说徽宗放弃图燕之议时说：“国初兵精将良，百战百胜，征伐四克，而独于燕云，乃至挫狃。况今兵将与国初无法相比，何可轻议平燕！”[6]因此，幽燕之地的重要性，辽国与北宋长久以来的矛盾，北宋君臣在宋辽关系方面的羞耻之心，使得北宋必欲灭辽而后快。而自身实力的不济，又让联金灭辽政策的提出成为必然。
二、北宋在联金灭辽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失误
既然联金灭辽政策的提出属于势在必行，它又为何成为了北宋灭亡的催命符呢？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政策的执行。联金灭辽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五大失误。
（一）用人不当
政策的主要策划者是蔡京和童贯，而主要执行者是童贯。这两个人都是“六贼”之一。史载蔡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2]专以曲阿徽宗为能事。他在政治上是个投机分子，王安石变法失败，他倒向旧党一边，哲宗绍述，新党重又得势，他又倒向新党。徽宗时期为江南人民所叫苦不迭的花石纲，也是蔡京怂恿皇帝下诏征集的。他还破坏宋初以来的成宪，擢宦官童贯为节度使，使得徽宗朝宦官势力大增，吏治大坏。再看童贯，童贯本是给事宫掖的宦官，生性巧媚，善于揣摩人主微意，因此深受徽宗宠爱，破例授节度使。政和元年（1111年）九月，童贯出使辽国，到了辽都，只知夸奇斗异，豪饮买醉，并因言语粗俗，颇为辽人所耻笑。
（二）反复无常
1119年正月，徽宗再三考虑之后，决定遣朝议大夫赵有开等使金。三月，间谍奏报契丹与金修好，徽宗君臣立即命使团留登州勿行。1120年二月，闻知金兵攻占辽上京的消息后，徽宗又遣赵良嗣等为使，以买马名义出使金国。1121年二月，由于国内方腊起义，且与金交涉燕云过程中出现了差池，徽宗对盟约又生悔意。
（三）外交失礼
1118年，北宋首次遣使出使金国，但使者却是两个级别很低且无全权的官员，也不携带国书，仅口传诏意。1119年，赵有开出使金国，赵良嗣认为应以对等国家相待，用国书礼。赵有开却认为：“女真酋长仅为一节度使，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不得臣属。朝廷何必过为尊崇？止用诏书足矣。”[6]徽宗从之。1120年，赵良嗣使金，仍然以买马为名，不带国书，只携御笔诏书，偷偷摸摸，不敢光大示人。徽宗诏书中言“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意思是把给契丹的岁币转交给金，但赵良嗣不明底细，在谈判中只愿给阿骨打银帛三十万两匹（给契丹的岁币为五十万两匹），使金国倍感不悦，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即宋人不够实诚，与宋廷打交道时，只有拼命挤兑，或横加威胁，才能从宋朝获得最大利益，由此宋廷在日后与金人交往时大吃其苦。
（四）态度卑微
宋廷联金之初，以天朝上国自居，赵有开对金的态度即代表着北宋君臣的普遍看法。然而当金人攻占辽上京之后，徽宗即对金态度大转，这从其与金主的御笔手诏中即可看出。御笔上有简单的几句话：“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6]
双方原是平等商议共图灭辽，燕京原本是汉地，何须谈“若许”二字？且更不该允诺“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使宋金间的第一个协议，宋朝就自认了供纳岁币的屈辱条件。联金灭辽之策变成了求金灭辽，把谈判的主动权拱手让与金人，唯金人是从，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
（五）军事失误
1122年（北宋宣和四年；辽保大二年；北辽建福元年，德兴元年；金天辅六年；西夏元德四年）三月，辽天祚帝逃入夹山，辽燕京留守耶律淳自立为帝，建立北辽。宋军借机对燕京发动了进攻。全权负责此次军事行动的童贯离京前，宋徽宗授予他上、中、下三策：“如燕人悦而服之，因复旧疆，策之上也；如耶律淳能纳款称藩，策之中也；如燕人未即悦服，即按兵巡边，全师而回，策之下也。”[6]企图通过大军压境之声势，兵不血刃降服燕京。童贯到前线后，将皇帝的意思传达诸将。决战前夕，宋军主将种师道还命令全军：“燕人，吾民也，若王师力能接纳，自来归附。但坚壁为备，其必有内变，切不可妄杀一人。”[6]宋军本无战斗准备，又为上峰严令所节制，不知如何应敌。等到种师道传令接战，由于已失机宜，终于为辽兵所败。更为可笑的是，由于童贯有令“不许妄杀一人”，故及两军对垒，宋军竟不敢施放箭石，任人杀戮。史载宋军此次大败“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间，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府、定州一带，死尸相枕藉，不可胜计”。[7] 三、联金灭辽政策失误的的原因及影响
（一）联金灭辽政策失误的原因
北宋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而致命的失误，一方面是其君臣素质的原因。参与谋划联金灭辽政策的王黼、蔡京、童贯之辈，皆是被后世称为“六贼”的大奸大恶之人。此等奸臣恶吏，只以取悦君王为能事，于国家社稷不管不顾。加上此辈并无处事长远之眼光，因而交涉过程没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处处以蝇头微利为导向，时而中断谈判，时而又重启和议。徽宗虽昏而不庸，但却好大喜功，贪图享乐，慌于政事，信用奸佞，至国事日非，天怨人怒。
另一方面，失误的出现也不能全怪徽宗君臣，而有其历史原因。北宋立国以文人为基础，国家从各方面都对文人施以恩惠，而对武将多所贬抑。这就造成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宋军军事素质低下，战斗力疲弱不堪，燕京之役两败于残敌之手即是明证；二是宋朝行政多带有文人习气，易于相互扯皮，朝令夕改。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宋人的这些失误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若是徽宗在书写御笔诏书时认真研究燕云地理，不给金人以占据平、滦、营三州的借口，若是宋将在进攻燕京时稍稍懂一些军事常识而一鼓拿下燕京，若是宋人在得到燕京时马上整顿燕京防线，那么金人即使有意南侵，燕云地区也可以成为北宋抵抗女真铁骑的有力屏障，北宋也不至于与辽旋踵而亡。
（二）联金灭辽政策失误的影响
上述五大失误，给北宋带来的影响是重大且致命的。其影响按照严重程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内的用人不当以及政策性失误使得燕云地区不仅没有成为北部边防重地，反而成为引起祸乱的源头。宋廷既收复燕京，便认为“大功告成”，于是将原宋辽之间的边防军尽皆北调。故当后来金兵直趋开封时，原宋辽边界军事重镇竟然自顾不暇，根本无法阻挡敌军南下。徽宗欲倚靠辽军降将郭药师为边卫，故宠遇、偏袒其亲兵常胜军，使常胜军与驻燕京的其他军队关系恶化。这些军队因给养不足，经常发生逃亡，久之，常胜军成为宋朝构筑燕京新防线的主要依靠，郭药师也进而专掌权柄，埋下了宋军在燕地败亡的隐患。
第二，宋人在交涉过程中的反复态度令金国十分反感，及其后纳降张觉，给金国以进攻宋朝的口实。还在两国交涉之初，宋朝就不断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中断与金国的谈判，甚至在谈判协议基本达成之后，又因自己方面的原因对条约后悔而萌生毁约的想法。天性耿直的女真人对宋朝的一再出尔反尔反感不已，内心已经不把宋朝看做盟友，故而其后对交还燕云一事对宋百般刁难。
学者大都认为北宋之亡，主要原因之一是联金灭辽政策执行时，自曝弱点。例如宋军无力收复燕京，反而引导金人来夹攻，而金人大军抵达燕京时，却能兵不血刃地令燕京投降。北宋之弱至此表露无遗，给金人以可趁之机。虽然如此，女真人灭辽后并没有立即吞并燕云，席卷中原。而是在宋军未固守盟约，容纳叛将张觉，给金人以口实之后，才挥兵南下，导演“靖康之变”的。因此，北宋的迅速灭亡是上述种种失误合力的结果。至于以为君臣议论不定及新旧党争是亡国的主要原因，则尚不如王夫之指责徽宗用人不当来的恰当。（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