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缘腐败”的含义
“边缘腐败”是当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一种腐败现象。因其涉案行为常常介于情与理、德与纪、公与私、作风与法律之间，在学界乃至法律界对其内涵的认识和理解，迄今尚未有准确的定义和明确的界定，研究者们对这一现象的称谓也不尽相同，有人称之为“边缘腐败”和“微腐败”，也有人称之为“亚腐败”与“隐形腐败”等。但得到广泛认同的是，“边缘腐败”是公职人员将公职权力运行于灰色地带或法律盲区，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所谓的“潜规则”成为了“边缘腐败”的依附。这种把利益交换融入到公权之中，使公权脱离了原有的公共职责而倒向私欲一边，变成了以权谋私的工具，变成了权钱交易载体。导致人际关系异化，权力变成了“人际关系”和“潜规则”的附属。从而，严重破坏了公平正义，恶化了社会风气，助推了不正之风，进而成为了权力腐败的温床。
二、“边缘腐败”的特征
“边缘腐败”作为一种非典型性腐败现象，它的行为标志是介于规则与程序边缘的一种腐败。在性质界定上，既有作风问题与违法因素，且又不足以构成违法或依照现行法规无法准确界定的行为。与传统意义的显性腐败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特征。
（一）视觉上具有模糊性。“边缘腐败”的模糊性包含两方面：其一是“边缘腐败”本身具有模糊性。“边缘腐败”行为往往处于情与理、纪与法、是与非、公与私之间。因而，极易模糊人们的视线。其二是主体行为界限不确切，权力边界不清晰。既表现在组织内，也表现在组织外，如上下级之间职权界限不确切。
（二）形式上具有隐蔽性。与传统意义上的严重腐败相比，“边缘腐败”处于程序和规则的边缘地带，其形式隐秘、不露破绽，不易被察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如人情世故、人情往来等形式，往往以伪善的外在，与党纪、党规打“擦边球”。
（三）存在具有普遍性。“边缘腐败”的普遍性是指，其存在范围广、领域宽，参与者众多。因其涉及作风因素，从政府部门到企事业单位，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四）发展具有衍生性。“边缘腐败”较多地发生在普通百姓身边，出现在群众眼皮子底下，人们往往有目共睹，并自觉不自觉的参与其中。从而干扰了主流价值观趋向，客观上培育了低俗病态的“潜规则”文化，为滋生腐败提供了市场、培养了后备力量。
三、“边缘腐败”的产生原因
“边缘腐败的泛滥”，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究其原因，既有历史文化封建思想的影子，又有转型期制度衔接的特殊因素。在传统文化中的人情世故、“人际关系”等非主流文化，与转型期的各种矛盾暴露错中交织，客观上给“边缘腐败”提供了成因。
（一）利益诱惑、名利欲望，是“边缘腐败”的行为动机。在传统低俗文化中的“人为钱死。鸟为食亡”，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等，都在阐述人类本身所具有的弱点。比如在“经济人假设”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其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而对于掌握着“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来说，虽然对其权力行使有特定的制度和规定，但公职人员首先是作为“人”的存在，同样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权力“灰色地带”，尤其是监管盲区，必然有利用权力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冲动。这是“边缘腐败”滋生的本能动因。
（二）学习虚化、教育放松，是“边缘腐败”的思想根源。受不正之风影响，一些公职人员淡化了自我学习，放松了世界观改造。使自身素质退化，人生道德颓废，自我约束力下降，加之外来低俗文化的渗透，致使个别公职人员，面对待“边缘腐败”现象，却产生一种畸形的、侥幸的判断与认知，这种判断和认知又相互影响，反作用于主流文化、反作用于价值观判断，致使个别干部奉行“追名逐利”，追逐不法利益。这种思想表现在监管上，便是监督软弱、管理退化。其实相当多的“边缘腐败”至少属于作风问题，然而，为什么却是屡禁而不止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边缘腐败”存在违纪不违法或法不责众的片面认识。因而在贯彻规定中，或失之于宽、或失之于软，使“边缘腐败”有恃无恐、盛行一时。
（三）机制转型、矛盾交织，是“边缘腐败”的社会成因。权力和监督始终是机制制衡的一对轴心矛盾，没有有效的监管，权利必然产生腐败。然而，在特定的转型期，制度的滞后是客观的，新旧机制交替同在，立法和党纪不可能立刻跟上经济社会的快速脚步。因此，一些公职人员便钻营制度的空子，与党纪、法规“打擦边球”，借助不成文的“潜规则”，施行“吃拿卡要”之风。十八以来，我党经过“反四风”、群众路线，以及“三严三实”等系列教育实践活动的持续开展，使党风政风得到明显好转，但作为一种病态文化，其残留于社会的影响、对主流价值观的冲击却是根深的。
四、“边缘腐败”的危害性
社会风气对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是一种无形的公约和规则。它不仅承载着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而且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影响着人们的是非判断。然而，“边缘腐败”却借着人情世故的外衣，堂而皇之地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荣辱观。将人与人的关系融入了钱权交易，使人际关系异化，价值观转移。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恶化了社会风气，损失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给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一）容易引发公职人员腐败犯罪。许多腐败分子正是因为顶不住诱惑、耐不住清贫，从一瓶酒、一条烟，开始，逐步摧毁了人生的防线，走向了腐朽堕落。原云南省烟草公司副总经理魏剑，在贪污受审期间，在“忏悔书”中，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贪腐经历：“我开始只是吃点、用点、收点小礼品和小礼物，逐渐发展到后来的习以为常，以身试法，以权谋私，收下了别人送来的大笔钱财礼品。”其实几乎所有贪腐史，都是从小贪小腐开始，到最后习以为常，走上了犯罪道路。 （二）造成国家资源浪费，社会成本增加。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因沾染攀比奢靡之风，办公设施讲气派、公务车辆讲高档、公寓住房讲阔气，致使行政费用增加，社会成本加大。十八大前，社会上曾流行一种说法叫作“筷子底下一头牛、屁股底下一座楼。”等说法，就是对这种“边缘腐败”行为有力粉刺。
（三）助长了社会不正之风。“边缘腐败”使一些干部、公职人员常常利用手中的职权，故意刁难、设置障碍，吃拿卡要，不给钱不办事。这不仅危害了党风政风，而且把社会风气带到了腐化颓废的地步，“潜规则”、“人际关系”肆意盛行，使价值观、荣辱观被扭曲颠倒，严重破坏了社会的良好风气。
（四）阻碍了创新能力的发挥。“边缘腐败”的蔓延，干扰了市场的优化功能，破坏了经济秩序，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边缘腐败”蔓延的环境里，人的创新能力被“潜规则”和“人际关系”所取代，资源优化被扭曲。人的注意力、上进心被误导到投机、钻营上来，严重影响了创新能力的提升，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五）破坏了稳定的群众基础。国家稳定归根到底是人民稳定。只有群众稳定，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稳定。但一些手里掌握公权的领导干部，为了一私之利、一己私心，无忌于群众利益、无忌于社会基础，把社会稳定置之不顾，不仅腐化着权利个体的心里，也腐化着人民群众的信心。扩大了社会不公因素，激化了社会矛盾，污染了社会风气，损坏了政府形象。广大群众无不为之深恶痛疾。
五、应对措施
“边缘腐败”，是一种隐性腐败，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此，我们在惩治上，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从严惩处”的办法。站在国家的层面，首先要把制约权力和监督权力作为完善机制、推进制度创新的重点，最大限度的减少制度漏洞，消除法规真空区现象。其次要延伸纪检监察的监督触角，强化纪监检查的组织保证。再次是要发挥群众参政监督作用，拓宽基层群众参政监督渠道，严厉打击群众身边的腐败行为。将专项监督与群众监督、预防教育与严厉打击结合起来，并加以制度化、规范化，从源头基础上铲除“边缘腐败”滋生的土壤。
（一）完善法规制度。制度缺失是出现“灰色地带”的主要原因。没有有效的监督，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所以，制度设计要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而不能以公职人员的自我道德完善等“软指标”为前提。因此，要改变传统观念中，依靠个人品行约束来实现防腐拒变的思路。要通过刚性化的制度设计，堵住权力的滥用漏洞，并在完善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提高制度执行力。针对权力监督难以发挥作用的现实，在进行制度创新的同时，要注重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反腐，这是突破腐败关系网络的重要途径。在制度设计中，即使是微小的“边缘腐败”，也要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并附有严格的处罚措施，一旦违禁，严惩不贷，以严格的执行，体现法规的严肃。
（二）强化监督管理。对基层干部管理不严、监督不力，是滋生“边缘腐败”的一个主要因素。为此，我们要进一步强化对基层干部的监督，把保证纪检的组织制度与拓展监督渠道集合起来，积极组织和引导群众力量参与到专项监督的行列中。从点到面，构建全方位的监督体系，提高监督的综合效果。
（三）严惩边缘腐败。严厉打击群众身边的腐败行为。这不仅是彰显反腐工作的决心和信心，更是震慑和警示的发散效应，是一本“有禁而止”的正面教材。其次在推进完善法制建设上，要加大腐败犯罪成本。在推进刑事立法、严格刑罚适用以及规范行刑等方面，要以细化法律条文、提高法律针对性，来强化对“边缘腐败”行为的严厉性。要尽可能地提高贪污腐败成本，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对小贪微腐犯罪的威慑力。使贪腐私欲在法律的天平上，不敢触碰刑罚这根红线。
（四）加强廉洁教育。思想决定行为，理念决定行动。加强基层干部廉洁教育，在党员干部中构建拒变防腐的精神防线，不断强化党员干部抵制“边缘腐败”的理念和意识。“边缘腐败”与“潜规则”有着紧密的关联关系，“在推进反腐倡廉教育中，要注意群众宣传工作，在群众中培育和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新风尚，不断提升群众的法律规则意识。使全社会崇尚“显规则”、唾弃“潜规则”，营造一个让腐败无处藏身的社会环境。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边缘腐败”虽属“小腐”，但危害大，且多发生在基层。因此，惩治“边缘腐败”，在方法上，要有的放矢，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抓好细节；在治理上，要坚持以完善制度、加强监督、推进教育相结合，规范机制约束功能，强化综合监督作用，充分发挥群众参政监督作用，努力营造防腐拒腐的社会环境。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