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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东盟基建项目上的投资分析

  东盟拥有6.2亿人口,所有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达到了2.3万亿美元,高于巴西和俄罗斯,紧随英国之后。在过去的15年中,东盟的年均GDP增速达到了6%。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地区能够实现这种水平的增长。东盟并没有被崛起的中国边缘化,而是借助内部需求以及大量的外国投资涌入,成长为一个经济体量巨大的区域联盟。东盟的人口将在2030年之前增加1.2亿,不但可以扩大本就充裕的劳动力储备,而且该地区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2015年底成立的东盟经济共同体(Asean Economic Community,AEC)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按照设想,AEC的目标类似于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成立之初的愿景。东盟取得了低调的成功。
  在这个含有丰富渔业资源、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以及关键全球贸易路线的新兴市场,中国正在构建长远利益。
  在2015年11月18日吉隆坡举行的亚太领导人年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其不断扩大的东南亚基础设施贷款资金池再注入100亿美元,并增加对该地区欠发达国家的援助。
  在与东京就50亿美元的子弹头列车举行多年谈判之后,雅加达在最后一刻选择了中国。
  中国政府将中国与东盟市场的关系称为“钻石10年”,目标是将双边贸易额从2013年的4440亿美元扩大到2020年的1万亿美元。
  一、背后的原因
  当前,东盟地区的自贸区建设如火如荼,以东盟为中心组建了多个“10+1”自贸区,“10+3”以及 RCEP也处于谈判进程之中。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区域合作和产业链条布局不断深化。
  中国在东盟基建项目上的投资反映了自身在商业利益上的考量。30多年前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FDI)理想的目标地。中国迄今基本上沿袭了经典的东亚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增长发展模式。经常账户保持盈余,但收益账户一直为赤字,且在不断扩大。这意味着,中国在对外投资中获得的收益,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在华投资收益。这有合理的理由,毕竟外国投资给中国市场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或者管理技能。尽管如此,中国现在巨额的外汇储备还是需要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提高收益率。
  改变投资方式,特别是从证券投资(很大一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转向收益更高的直接投资,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也有好处。在那些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出口赢得市场份额的速度也快于平均水平。需求和就业岗位并未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中国:事实上,对外直接投资为中国出口创造了更大的外部市场。中国将目光投向海外也能让其基建能力和专长有更大的市场空间。
  尽管全球利率水平较低,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却很稀缺。2007~2008年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逆转了对外直接投资(ODI)流稳步增长的趋势。由于新的巴塞尔规则提高了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的成本和风险管理难度,过去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的跨国银行如今不再愿意这样做。其他开发机构则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困难很多,要填补如今市场供给与投资者需求之间的缺口并不容易。
  由于国民储蓄率较高,中国所需的投资现在较少依赖外资,但其他许多存在投资资金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包括印尼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基础设施不足仍然是个问题。
  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也使得亚洲各国普遍反感外国贷款。中国政府依据商业条款提供贷款,不会把实施结构改革作为先决条件,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更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
  二、给该地区带来哪些影响
  基础设施在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促进了区域连通。东盟成员国基础设施的提升有助于改善该地区的投资环境。交通基础设施的更好连通提高了物流效率,并支持投资、贸易和其它商业活动的增长。电力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了能源安全,为远离城市的工业区提供电力,也是实现让需要的人及时获得电能必不可少的。与其他基础设施一样,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支持企业的电子商务以及跨国的商业联系。基础设施的发展在降低区域交易成本中起到重要作用。
  从目前到2025年东盟对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交通、信息和通信技术、供水和公共卫生设施)的投资需求是巨大的。这些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每年的需求高达1100亿美元。
  中国的投资为东盟的基建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帮助东盟缩小投资资金的缺口,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这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个好消息。
  三、中国面临的挑战
  公司的海外投资给目标企业和国家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常见问题源自监管制度不同、企业文化冲突和商业方面的误判。
  文化融合是一种挑战。中国企业在海外仍得不到充分理解,在国内习惯开了推土机就上的中国国有企业,在其它国家将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中国国有企业很容易从中国政府获得信贷,但它们需要更准确地了解当地社会。土地征用、环境问题和政治争端方面的困难往往使许多项目被搁置多年,甚至不了了之。
  中国企业应致力于采用最严格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保证其投资的项目不会造成环境破坏和地方不稳定因素,或者引起中国将其高污染重工业的过剩产能向国外转移的批评。
  更低的报价对企业就是更高的成本,最终敲定的新项目,将必须要么能在较低价格上盈利,要么由中国政府给予大量补贴。中国企业“走出去”时应当更具有选择性,目标更清晰,也需要更加审慎。
  东盟基础设施格外不好做的原因是,该地区的法律体系和市场多种多样,而且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既是一项优势,也是一项弱势。在华丽的宣传辞藻和眼前的现实之间仍然存在巨大鸿沟。
  众多的东盟国家热衷于在中美和其他大国之间游走,奉行“对冲”战略,以图从大国的均衡博弈中多方得利。中国在东盟的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局面。东盟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不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影响该地区的投资和经商环境。高涨的地缘政治风险和区域性的紧张局势可能会进一步阻碍中国在东盟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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