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用文献综述
1.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方建裕在《FDI理论的比较研究：文献综述》中分别从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和金德尔伯格的垄断优势理论、美国学者尼克?博克的竞争跟进理论、英国学者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以及日本学者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不同角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阐述，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2.风险管理理论
法国学者亨瑞?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中最早将风险管理引入了经营管理领域。美国学者威雷特在其博士论文《风险与保险的经济理论》中首次对保险给出了定义。之后，奈特、格拉尔和莫布雷等其他学者又对风险管理论进行了补充。
李峰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中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成因分别从不可抗力、经济发展走势、经济政策政治化、发达国家“安全借口”等外力方面做出了分析。李峰的分析忽略了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稍显片面。
3.投融资理论
Cumming&MacIntosh（2002）研究指出风险资本应该在其给风险资本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退出。在对国外的进行投融资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方不仅会面对更多的风险，而且在选择退出时机是也很难抓住利益最大化的那一个点。
贾新在《外国直接投资基金在华投资的退出模式分析》中从宏观的角度上对外国直接投资基金在中国的退出方式和退出时机方面做出了比较详尽的分析。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1.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需要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际分工当中来。过去一些年，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在国际分工中出口的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已经失去了优势。纺织、服装和电子配件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从中国转出，逐步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布局。
有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中表示，中国经济将长期处于“L型”走势，表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态势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国内需求下降、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以及国内供给侧改革的推进等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中国原有的一些优势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已经丧失了优势，急需将国内的过剩产能转移到生产力相对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2.回避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
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范围内受到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西方发达国家多以原产地原则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设置贸易壁垒。在对中国企业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时，多以印度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商品的价格进行计算。
2016年5月，欧盟议会通过非立法议案的方式，拒绝履行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在WTO现行规则下，在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生产产品会大大降低其受影响程度。在发达国家或其自由贸易区内投资设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则可以完全忽略掉这方面的问题。
3.引进优势资源
发达国家一般对高新技术的转让有极其严格的限制，以保障其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向外输出的技术多为其即将淘汰的标准化技术。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收购、并购或者合作的方式与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进行合作，获取国际上第一流的技术。
2010年，吉利控股集团花费了15亿美元的代价完成了沃尔沃轿车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通过收购，吉利控股集团不仅获得了“沃尔沃”这个轿车品牌，还获得了该品牌旗下的生产渠道、销售渠道、技术专利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等。吉利控股集团本身旗下的吉利汽车也因这次收购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
1.政治风险
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一般实施普选，执政党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往往会做出为背景及规律的决策。发达国家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于中国国企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往往要进行特别审查，有更多的限制。投资标的地所在国家或地区无论是由于选举还是其他原因发生政党更迭，其执政方针一旦会发生改变，由于政策不连续性，就会给投资带来潜在的风险。
2014年，万达集团收购了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处物业进行改造，由于部分市民的反对，项目迟迟无法进行。马德里政府方面一方面想要推动项目进展，促进就业；另一方面又迫于选举的压力，无法履行对万达集团的承诺。
2.法律风险
中国企业在制定投资策略时往往对投资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缺乏了解，面对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环境，一旦发生纠纷，便会遇到相应的法律风险。由于财务制度、登记制度以及税收制度的不同，中国企业在外投资面临着极高的违法风险。一些发展中国家，其执政者甚至可以任意变更国内的法律法规，没收外国投资者的资产。
3.经营管理风险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面临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在进行经营时如果照搬国内的管理模式，很容易发生“水土不服”的情况。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都有其自身的企业文化，在国外如果不能与社会文化不能发生良好的化学反应，便会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营。许多国家的工会对劳动者有极其严格的保护，一旦其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很容易出现集体罢工的现象。
与在国内投资相比，国内的商业银行难以对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项目和资产进行评估，中国企业想要在国内进行融资难度非常大。同时，进行海外融资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在国内融资，这样对企业的经营财务风险管理增加了很多难度。 四、对外投资退出时机的选择
“企业要当儿子养，当猪卖”是华尔街投资界的至理名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较于在国内投资而言会有更高的风险，因此会有更高的预期收益。
假设市场参与者对所有的信息都是已知的，企业的初始投资为I，在国内投资的各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为R1，风险系数为β1，对外直接投资的各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为R2，风险系数β2，其中，β1<β2。根据资本的边际效率投资理论：
I=R1（1-β1）=R2（1-β2）
∵0<β1<β2
∴I
众多的中国企业对于风险有着不同的偏好，而对外直接的风险显然更高，中国企业应根据其行业特点、生命周期和经营业绩等方面的因素，选择合适的时机退出以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
1.在行业成熟期择机退出。在企业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企业能获得最高收益，此时企业所处的行业已经处于相对比较成熟的时期，继续经营下能够获得的剩余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出售公司所得收益的现值相差不多。在某些情况下，投资项目残值的现值甚至会大于其初始投资。投资者如果风险偏好较低，可以选择此时退出，将投资项目出售。
2.股权价值最高时退出。国家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2014年，股权投资约占对外投资流量的40%左右。股权投资退出一般有四种方式：股份上市、股份转让、股份回购和公司清理。无论以何种方式退出，投资方都是为了获取最高的投资收益，在投资项目股权价值最高时退出无疑是最为理想的时点。
3.损失最小时退出。为了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企业对外投资一般会分阶段进行。投资目标地如果出现政治动荡、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等不可控的风险，中国企业应立即进行风险评估，如不能继续，应立即处置剩余资产，终止投资。
五、政策及建议
1.政府部门做好引导。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将其获取的关于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等相关情况汇编起来，为国内企业做出投资决策提供相关依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也可以出台相关配套政策鼓励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但不能向企业施加压力。
2.企业应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为了确保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中国企业制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时候应尽可能多的获取相关信息，对项目落地的可行性进行充分的研究，降低投资的风险。中小企业可以跟随大型国企的脚步，待投资目标所在地局势比较明朗时进行跟进投资。
3.做好突发情况紧急预案。一旦出现突发状况，中国企业可以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将损失降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