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能源效率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效率术语，是指用较少的能源生产出一样的产品和服务，或者相同的产品和服务使用较少的能源投入。对于能源效率的测量有很多种指标，比如热力学指标、物理-热量指标以及经济-热量指标、纯经济指标等等，同时测度方法也千差万别。本文使用的是经济-热量指标，根据测度方法简称为全要素能源生产率。
单位GDP能耗只能从一个层面简单反映能源的生产效率，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比如资本、劳动力、制度等等，对于能源生产效率的测算需要尽可能的包含更多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就是需要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将从测算中日两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开始，探究能源消费与能源政策对于中日两国以及三大产业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三、实证研究
利用搜集到的数据，我们首先按照公式（4）计算了中日两国以及三大产业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随后对实证模型公式（5）进行了拟合估计，估计结果如下。
1、中日全要素能源生产率
本文分别对中日两国整体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和三大产业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如图所示。
中日两国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波动性都比较大，但是日本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大部分时间段要低于中国，特别是从1990年往后，虽然两国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一直处于波动状态，但是日本的要素生产率要远远低于中国。原因可能在于经济产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往往并不能单纯的从简单的C-D生产函数来决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但是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原因可能不仅仅在于资本、劳动力以及能源的投入水平上，所以造成了能源对应的经济产出要远远低于中国。
中国三大产业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折线图显示，大部分时间段的能源生产率波动性都不是很大，特别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往后。第二产业的能源生产率在1993年有一次大幅度的提升，但是随后出现了下降并且趋于稳定。反观日本的三大产业能源生产率情况，除了若干年的生产率的忽然上升，绝大部分的生产率波动性不强。从2010年开始，三大产业的能源生产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2、能源政策与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实证结果
前文我们已经给出了中日两国包括三大产业的能源生产率的测算结果以及简单的折线图表示，无论是整体能源生产率还是三大产业能源生产率，中日两国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中日能源政策的差异，因此我们需要探讨中日能源政策的差异对于能源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且给出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发现，前文我们给出的能源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在日本的数据上大部分得到了验证，除了研发支出未能够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两个政策变量：一是环保和单位GDP能耗对于能源生产率的影响和中国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于日本来说，能源环保政策变量对于能源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EP系数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上大于0），说明日本对于环境保护的能源政策的出台能够很好地达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目的，环境约束使得企业能够投入资金开发更加高效环保的能源利用方式和技术。但是从中国的实证结果来看，环保政策并不能够促进能源生产效率的提高，反而出现了抑制作用（EP系数在90%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0），这也许说明，中国能源环保政策和制度的建设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既不能降低能源效率又不能污染环境的两难问题，由此可能说明中国在利用能源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为了达到降低污染的目的，并不是开发新型环保高效的能源技术，而是降低了污染但是却损失了效率。二是单位GDP能耗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并不显著。
前文中日三大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折线图已经说明产业间的能源利用效率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基于此，本文又将两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分产业进行了研究，探究能源政策对于两国产业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结果可以发现，当将能源生产效率按照行业进行划分研究时，结果并不如整体实证结果显著，政策变量只有在中国的第一产业（EP）和日本的第二产业（ECUG）出现了显著情况，环保政策对于中国的第一产业能源利用效率具有负向影响（EP系数估计结果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0），单位GDP能耗变量对于日本第二产业的影响是反向的（ECUG的系数估计结果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0）。能源政策对于两国的第三产业能源生产效率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能源政策变量均不显著），似乎我们的理论假设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经验证据支持。中日两国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能源政策对于两国的能源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影响完全相反。具体到产业上面，两国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和我们的理论预期存在很大出入。
四、结论
本文通过测算中日两国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实证研究中日两国能源政策对于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影响，并且分析中日两国及其三大产业的影响异同。
中日两国整体全要素能源生产率，能源政策对于两国的影响完全相反，和我们初始预期差异比较大，环保政策变量对于日本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环保政策促进了日本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提高，给予我们的理论假设充分的经验证据支持。但是这种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于中国的经验数据中，而且作用完全相反，也就是说环保政策并没有达到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目的，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降低了中国能源生产率。 具体到三大产业上面，第三产业的实证结果表明能源政策对其能源生产率的影响微乎其微，并不显著。但对于第二产业，我们的假设并没有得到完全验证，能源政策对于第二产业的影响在日本是降低了能源生产率，这符合我们的假设，但是在中国却不显著。能源政策对于中国第一产业具有降低能源生产率的作用，在日本则影响不显著。
中日两国能源政策和能源生产率关系的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两国能源开发、使用以及能源政策的演进过程存在着差异导致的。相对中国来说，日本的能源政策制定时间比较早，而且日本是能源稀缺国家，所以其对能源开发和利用的重视程度要甚于中国。成熟的能源政策，完善的能源管理体系带来了不一样的能源使用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