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0-0136-02
2015年以来，中国股市涨跌剧烈，动荡严重，如果“股民”不能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合理预测企业陷入危机的可能，那么将极有可能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甚至会影响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因此，研究财务困境预警不仅对企业的经营者，对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都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企业财务困境的出现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过程缓慢并且不易被察觉，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征兆，如果能够及时识别这些征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便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发生财务困境的概率。近百年来，财务困境预警研究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学者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并且在不断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Beaver（1966）[1] 首次建立单变量模型，通过比较研究79家财务失败企业和与其配对成功企业的六大类，共30个具有判别能力的指标，分析出对财务困境的预测能力由强到弱依次为：债务保障率、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资产安全率。
Altman （1968）[2]通过分析美国破产企业和非破产企业的22个财务指标，从中筛选出了最能够反映借款人财务状况、对贷款质量影响最大、最具有预测和分析价值的5个关键指标，建立了著名的变量Z-score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改进变量指标，建立了Zeta模型。
Martin（1977）[3]首次使用Logit方法在银行业中建立了财务困境预警模型。他选取25个财务比率变量预测银行破产概率，实证结果显示净利润/总资产、费用/营业收入、贷款/总资产、商业贷款/总贷款、坏账/营业净利润、总资产/风险资产等6个财务比率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
Ohlson （1980）[4]运用逻辑回归模型，以公司规模、经营业绩等为自变量，对失败公司进行了预警研究，扩大了财务困境指标选取的范围。
Lee and Yeh（2004）、Ahmed & Duellman（2007）[5]从公司治理的角度，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了公司治理层面的因素对财务困境预警的效果。
Dah-kwei Liou、Malcolm Smith（2009）[6]以宏观环境的影响因素为视角，发现了预测公司财务困境有效的指标。
Xia、Zhao和He（2012）[7]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发现，加入现金流指标的Logistic财务困境预警模型要优于多元Fisher判别模型 ，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计算得到的结果要明显优于横截面数据。
相对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国内财务困境预测研究起步较晚，国内学者也做出了宝贵的探索。陈静（1999）、[8]陈晓、陈治鸿（2000）[9]以财务指标为视角，分别建立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多元逻辑回归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进行了预测。
张永安、付丽（2006）[10]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建立比较系统、全面的数理模型， 从而提出更符合我国ST公司实际的研究结论。
宁青青、祖明（2013）[11]从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公司治理等因素出发，建立预警指标，采用Probit模型对2003―2011年度部分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张培莉、干胜道（2013）[12]以公司财务状况结构为视角，以公司的资产结构、负债结构和权益结构为变量，证明了银行借款比例和现金比例这两个变量对公司财务困境产生的重大影响。
谢赤、赵亦军（2014）[13]等将CFAR模型与Logistic回归模型相结合，从现金流的角度出发，较好地实现了对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预警。
综上所述，以往的学者主要是从财务指标视角、公司治理因素视角、宏观环境视角等对财务困境预警进行研究，而且这些研究基本都是结果导向的。而从管理者行为视角为出发点的研究较少。行为财务理论研究发现，当管理者预知财务危机发生后，其行为选择的偏好能为财务危机预警更早释放信号。
上世纪90年代末，行为会计学作为心理学、社会学和财务会计相关理论相结合形成的边缘学科，受到很多学者的青睐，行为会计学的引入也丰富了理论界关于管理者行为与企业绩效、投资和公司财务困境的研究。在已有的研究里，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探讨了公司管理者行为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当公司财务状况紧张时，其可能出现的情况，具体如下。
Zmijewski （ 1984）[14]认为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管理层会通过变卖资产，改变付款条件，出售存货，或者是延长应付账款期限等行动来减少现金的支出或增加现金的流入，从而获取不足的现金。
Jensen （1988）[15]发现当企业的绩效不佳时，企业的管理者会采取变更高管的行为来避免企业暂时的绩效不佳状况。
Gilson（1989）[16]选取381家财务危机公司为样本，引入高管离职变量，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离职这一指标在财务危机和财务正常公司之间有着显著差异。 Barclay （1989）[17]也发现掌握公司控制权的管理层在法律监管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可能会利用其自身对信息的占有优势，采取将公司的利益转移到自己手中的行为。Hall Sheppard （1994）认为公司多元化程度是识别其是否会陷入财务危机的重要指标。
相较国外的研究，我国从管理者行为角度研究公司财务状况的相关研究较少，且只是比较零散地探讨个别行为与公司财务的关系。
邢精平（2003）[18]选取1999年至2002年江苏省内破产或者停产的企业作为样本，对公司经营管理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前，企业管理层会采取减员降薪行为，以期增加现金流的流入。
史会斌，李垣（2006）[19]基于代理理论，讨论公司治理结构与高层管理者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而研究管理者行为对公司的财务和非财务绩效的影响程度，得出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者行为表现不同。如果对企业的关注行为强，则能明显改善企业的财务与非财务绩效。
谭英俊（2011）[20]以所有行业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可能预警公司财务困境的行为变化，发现公司在陷入财务困境前，企业最有可能会出现高管变更和过分依靠银行贷款来缓解财务困境的进一步恶化。
舒页嘉（（2014）[21]以2012年我国沪深A股港口航运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因子分析法建立财务弹性综合评价指数，研究了财务弹性、管理者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财务弹性、管理者行为对企业价值都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而管理者行为在财务弹性和企业价值之间起着一定的中介作用。
管理者行为是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反映，所以一旦企业有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第一个感知公司财务状况的管理者也将会较早改变自己的管理行为试图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而这些行为变化一定程度上就是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信号。因此，研究管理者行为能够使企业更早的获取财务绩效恶化的情况，研究是有意义且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