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量化的方法，揭示出价值外的剩余（剩余价值）与价值内的剩余（价值剩余）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财富增长方式；虽然它们在社会财富的增长过程中有密切的联系，但二者有着各自独特的经济规律。本文所总结的这些经济规律，不但在理论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原创性，而且可操作性强，对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们是每个企业进行资本运作走向成功的“金钥匙”；也是每个意欲致富的人进行经济评估的“秤杆”。
[关键词] 剩余价值；生产力；市场占有率。
[Synopsi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at the surplus outside the value (Surplus Value) and the surplus within the value (Value Surplus) belong to two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wealth increment ; though they are closely related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wealth increment, each of them has its own peculiar economic law .The economic laws summed up in the article are not only highly convincing theoretically, but also very effective in their operations, with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practice. They are a “gold key” helpful to every enterprise in operating its capital to success, and also a “weighing lever ”for every wealth–oriented person in his economic appraisal.
[Key expressions] labor；production capacity； market share.
一、是什么创造了财富
人类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从哪里增长出来的？财富的来源途径共有几种？这些途径的区别是什么？各自都有哪些规律？其间的辨证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本是经济学首要研究的课题。很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都曾用不同的方法企图找到财富的真正来源，进而力图找出经济学基础性的科学依据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他们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理论研究上确实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各个经济学派的理论观点越来越趋向于远离，分歧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趋向于集合。有的人说财富是资本创造的；有的人说财富是劳动创造的；有的人说土地等自然价值给予了人类恩惠；有的人说人的知识架起了财富的阶梯……谁是谁非？让天下多少经济学研究者摸不着头脑！
不管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涉及到财富价值的来源即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从哪里增长出来的问题时，不是装聋作哑，就是所问非所答地巧妙绕开这个话题。惟有“边际效用”理论，正面地探讨过这个问题，但它完全以人的主观心理的东西即“边际需求”来作为对价值的判断，就显得极为牵强附会。
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说：“在需要的任何一个周期中间，同类和等量的财物所带来的满足的每一次追加，要被估计得较前一次为低。” （维塞尔， 1982：第57页）。海洛因就不是这样。“满足的每一次追加”，不但不会“被估计得较前一次为低”，而且还会被估计得较前一次为高。投资者对利润的追求那更是不得了，没有什么“饱和点”，甚至在人死后还“死不瞑目”呢！
还有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乃是财富不断在增加的源泉。乍一看还真使人觉得有道理，但是仔细一琢磨，有些问题就说不通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并非是专为人类增加财富而存在的，自它生成的那一天起，所有的动物（包括高级动物——人类）在它面前都是享有平等权利的。也就是说，自然资源既是人类的财富，也是其它动物的财富。既然自然资源本身就是财富不断在增加的根本原因，那么不管它是谁的财富，是人类的还是其它动物的，它都应该增加才对，不应该只偏爱人类。
但事实上，自然资源在人类的手中会变成财富不断积累增加，而在其它动物那里好像一点作用也不起，甚至连它们自身也被人类归类到自然资源中为人类所摆布。看来，财富的增加固然与自然资源有关，但人类的主动性、社会性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
假若是劳动独自创造了财富，这就更使人们糊涂了，好像人一生下来就会劳动。如果一个人出生之始根本不会劳动，相反还需要吸取各种有价值的东西逐渐地将一个人培养成劳动者，那么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财富的价值首先培育了劳动，其后才是劳动再反过来创造价值。同样，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当人还不成其为人——即人类的祖先同动物一样还“不会劳动”时，是不是人类的祖先所面对的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人类的祖先由“不会劳动”到“会劳动”，是某种价值创造了劳动，还是“劳动创造了劳动”？
就财富的来源问题，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通常人们说某种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在于它是以什么样的价值判断为基础：以这样的判断为基础，某种经济学就是科学的，以那样的价值判断为基础，某种经济学就不是科学的。这是因为，“各阶级的经济学家都是从本阶级的‘价值判断’出发来研究经济问题的，并得出为本阶级服务的理论。”（梁小民，1984：第17页）。这样一来，由人的某种社会地位所决定的“价值判断”成了“魔术棒”，让人的主观能动性添长了两只翅膀，任由它在真理的天空中飞翔：都说自己飞得高；都说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那衡量“价值判断”是否科学的“价值判断”究竟是什么？用什么“价值判断”来证明这一“价值判断”是否是科学的？
财富的来源问题不是什么“价值判断”的问题，它所要求的，是通过对价值的量化和分析所得出来的结论，总应该与客观现实相吻合。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使某种“价值判断”总是脱离实际，或者是总得不到实践的鉴证，甚而至于根本无法指导实践，那么它即使被某些人判断为是“正确”的，它也永远停留在“判断”的水平上，不会成为必须为人所尊崇的真理。如果经济学的研究总是撇开了财富的来源问题，仅是就它的“后来过程”品头论足，或是虽然涉及到财富的来源问题，但将它简单化，即认为财富的来源只有一种途径或说是一种方式，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就会缺乏彻底性，使经济学变得残缺不全甚至还引发争议和对立。
通常我们所说的经济增长，说的应是人类社会财富积累的增长。所谓的经济增长，“不单是要注意到生产总值的增长，即实际国民（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而且要注意到人均产量的增长”（石景云，1997：第2页）；仅此还不够，不单是要“按人口平均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衡量的尺度”（王朗玲、孟庆琳，1997：第534页），而且应该关注到国民财富的人均实际拥有量及其增加或减少的趋势。国民财富净值的增加，才准确地体现为经济增长。那么，人类社会财富究竟是怎样增长出来的？我们通过研究发现，财富增长的方式应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另一种是价值剩余的创获。
二、剩余价值的创造
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我们以制作衣柜为例来进行深入的分析。
如果我自己制造一个衣柜产品用于自己消费，那么：买木料、胶、油漆、钉等原材料共花了50元，又购买锯、刨、凿等必备的制作工具花了100元，共用了5天劳动时间将衣柜制作好。假设当时的社会平均劳动力价值是每日按10元计算的话，那么5天的劳动成本就是50元，合计计算这个衣柜的总价值是（50+100+50）200元。就是说，制作这个衣柜的总投入量是200元，而产出这个衣柜产品的价值量也是200元，投入量与产出量是相同的。
假如，一个社会中共有100人，这100人每人都需要一个衣柜，并且都像我一样自己投入资金购买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等，都自己亲手制作且衣柜制成后都用于自己消费，也就是所有的人都自给自足,那么，整个社会产品成本的总投入量为：1个衣柜产品成本200元×100个=20000元。
如图1所示，Y代表满足需求成本，X代表满足社会需求数量，Z代表应付社会产品成本。Z=X×Y。
（图1）
所谓应付社会产品成本，即是社会中每个成员各自生产相同的一单位产品整个成本投入的连续相加，因此Z线永远是水平运行的。这样的社会生产，由于它的总投入量与总产出量是相同的，因此不会有财富的节省，也就不会有财富的剩余和积累。
现在，我们换一种情况，看看会出现怎样令人惊奇的结果。
还是这100人的社会，每个人都需要1个衣柜。这次不同的是，所有采购和生产任务都交由我一个人来完成。这样我们再来计算一下：
(一)买木材、胶、油漆、钉等原材料。原来制作1个衣柜需花50元，现在要购买制作100个衣柜的原材料，总计要花5000元。其计算公式为：耗费量H1（5000元）=单位耗费（50元）×数量（100个）。
(二)耗费劳动力。原来制作1个衣柜，劳动力耗费量是50元，现在需制作100个衣柜，劳动力耗费量为5000元。其计算公式为：耗费量H2（5000元）=单位耗费量（50元）×数量（100个）。
由上可看出，购买原材料和耗费劳动力都属于可变耗费(H)，即：每一种资源的耗费都是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可变耗费不见得只有原材料和劳动力两种，其总耗费的计算公式是：H=H1+H2+H3+……HN
(三)买生产工具。原来制作1个衣柜要花100元，实际上这套工具的使用价值不是只能制作1个衣柜，而是能够制作出100个衣柜它才损耗完。这样一来，只需买1套工具，共花100元。
经对照可发现，类似购买生产工具这样的花费（例如购买厂房等）属于不变耗费(U)，即：在一定量的产品生产中，并不随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或减少而减少，是较为固定不变的。不变耗费U也可以有多种，其总耗费的计算公式是：U=U1+U2+U3+……UN
最后再来计算一下：可变耗费10000元（H）+不变耗费100元（U）=10100元。这10100元即是实付社会商品成本（用S代表），比应付社会产品成本的20000元降低了9900元。换句话说，我用10100元的实付社会商品成本耗费，创造出20000元的应付社会产品价值，且所有购买衣柜的人实际并没有比原先多支付1分钱。如图2所示，这节省的9900元产品成本的耗费，就是在实付社会商品成本耗费之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G）。
一些动物和人类一样，也具有社会性。但是，惟有人类可以独享经济所带来的好处，所有动物都望尘莫及。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无法在满足需求的同时降低应付社会产品成本，也就无法创造剩余价值。
（图2）
我们的结论是：S=H+U；G=Z―S。创造剩余价值较重要的经济参数公式是U/X；X值越大，创造的G就越多。因此，创造剩余价值的核心问题是扩大市场占有率（简称市场率）。
由于剩余价值是在产品成本投入之外创造的，因此称它为价值之外的剩余。
就可变耗费与不变耗费而言，其中都含有不确定因素，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减少耗费。例如，我不想自己生产制作衣柜，可以用购买劳动力商品的方法雇佣10个工人，根据他们各自的技术专长，让他们各自只负责一道生产工序，这样工资支出就可以实现节省。这是因为，过去每天10元的劳动力耗费量用于1个人制作衣柜上，要求他凡是与制作衣柜有关的工种都得会，缺少哪一门技术都不行。而现在，只会锯的工人雇3人，每人每天工资7元；只会刨、凿、钉的工人雇4人，每人每天工资8元；只会打磨、油漆的工人雇3人，每人每天工资9元。这样，雇佣10个工人1天的劳动力耗费量共80元。于是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制作100个衣柜所耗费的劳动力价值总额是（80元×50天）4000元，比原来节省了1000元。另外，在购买原材料上，过去制作1个衣柜所需的原材料须花运输费5元，现在制作衣柜100个，计划应花运输费500元，而实际上因集中运输定会节省运费，可能只需300元就足够了。此外，批量购买原材料还可在零售价的基础上享受优惠批发价，按95折计算（即少收货款5%），又可节省225元。这样的话，仅H一项就又减少花费1425元，使生产制作衣柜的利润（即剩余价值G）由原来的9900元上升到11325元。U也是如此，如果所购买的这套生产工具，由原来制作100个衣柜即损耗完变成可制作200个衣柜，延长了生产工具的使用寿命，岂不是又实现了新的节省？
在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中并没有将这些不确定因素考虑进来，就已经确确实实地创造出9900元的剩余价值；就是说，创造剩余价值并不依赖于这些不确定因素，使剩余价值创造的过程不折不扣、准确无误地体现出来。如果再将这些不确定因素考虑进来，正常的情况下，只可能使剩余价值增多，不会使剩余价值减少。
三、价值剩余的创获
价值剩余是指一生产单位在一定量的产品生产劳动成本投入中，通过劳动力的产品延伸（即通过创造发明先进的生产工具、设备等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使维持劳动所实际消耗的自然价值量低于本应消耗的自然价值量，由此在保持自然价值消耗量不变的情况下，相对增加劳动产品的创获，使其价值量在价值之内出现剩余。
譬如，某个农民维持其生存，其半年的粮食消耗最低限需要60kg。由于当时他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低，其半年的劳动成果正好只能收获60kg粮食，于是我们就会发现，他的价值创获量与消耗量是相同的。这样一种劳动创获量与其维持生存的消耗量相同的状况，我们称它为“价值平衡”。一个人维持其生存以求“价值平衡”所进行的劳动，这样的劳动量化，我们把它称作必要劳动，它与“教科书”中所说的“必要劳动”（蒋学模，1983：第54页）是有区别的。在必要劳动内所进行的劳动，只能保持价值平衡，不能额外创获价值剩余。
所谓的必要劳动，它是指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刚好只能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不能再多也不能再少，使劳动的总投入与劳动的总成本正好持平，相互抵消。如果劳动成果多了，那就会出现价值剩余；如果劳动成果少了，这个人就会饿死。因此，必要劳动说的就是生存上的必要，而不是时间上的 “必要”。这是因为，原始人从早干到晚，甚至没黑没白，累死累活，却有时连生存都无法保障。如果我们给原始人规定出什么“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实在是没有意义。因为所有的劳动时间都用上，别说仍然见不到什么剩余产品，甚至还饿得慌。其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低得不成样子。
如果我们非要将劳动与时间挂上钩，那么，在生产力水平低的时代，其必要劳动的时间就长；在生产力水平高的时代，其必要劳动的时间就短。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马克思，2004：第一卷，第53页）。 低劣的劳动尽管持续的时间长，但其劳动的质量仍然是差的，可是延长了劳动时间的结果是：加大了劳动耗费，因为每天都要吃饭。为了使劳动达到一定的质量——满足生存的最起码的质量，低水平的劳动就不得不用延长时间的办法来弥补，有时延长了劳动时间都不管用。由于传统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劳动本身的量“是由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而劳动时间“又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为尺度”，（蒋学模，1983：第27页） 从来不管维持这种劳动所必须进行的投入是多少，就使得社会劳动成本问题被忽略。
我们换一种情况看看会出现什么不同的结果。还是这个人，他苦思冥想地通过脑力劳动生出智慧，创新性地构想出一个耕犁，并且异想天开地把犁拴在牛身上去耕地，代替了以前的木锄头，用加大脑力劳动量的方法提高了体力劳动的生产力，在创获量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消耗量，或是在消耗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创获量。
道理很简单，如果一边劳动创获，一边消耗一空，就没有财富的剩余和积累，这样的“劳动价值论”是缺乏说服力的。就是说，劳动能否创获价值剩余，它并不取决于“劳动”与否本身，而是取决于劳动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能否通过不断创造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设备来实现劳动力的产品延伸，取决于能否在保持产品创获量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对自然价值的消耗，或是在保持自然价值消耗量不变的情况下相对增加劳动产品的创获量。
（图3）
如图3所示，D代表消耗量，C代表创获量；DY代表应该消耗量，DS代表实际消耗量。
当DS=DY时，就是一个人的必要劳动所能维系的最低生活保障。可是，同样还是生产创获60kg粮食，他只需消耗30kg粮食，从而出现了价值剩余。
这就好比，有同等价值量的某个产品，张三用落后的生产技术须用10天才能制造出来，而李四通过研究创新出一种先进的生产工具，实现了劳动力的产品延伸，他仅用3天就将同样的产品生产出来。在这里，李四在研究创新的脑力劳动过程中，用脑力劳动成本投入的价值量替代了另外本应投入7天的体力劳动成本价值量。也就是说，张三和李四他们在不同劳动时间的前提下，其劳动价值量的总投入是相同的，但其结果却不尽相同：张三的劳动没有创获任何财富的剩余，而李四却能够创获财富的剩余（ED）。因为李四所节省的那7天，可以说等于节省了对自然价值的耗费，或者说可以利用节省的这7天从事别的工作和劳动，可以由此创获更多的价值剩余。甚而至于，李四所创新出的这种先进的生产工具，所有使用它的人都能实现社会性的节省，所有个人或社会所实现的节省，都是李四脑力劳动所带来的剩余劳动，是创获价值剩余的源泉之一。
创获价值剩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ED，另一种是EC。前者用一公式表示：ED=DS < DY， 意思是价值剩余ED等于实际消耗量小于应该消耗量。后者用一公式表示：EC=CS > CY， 意思是价值剩余EC等于实际创获量大于应该创获量。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使社会财富增加。由于这一财富增长方式的总投入量与其人的劳动成本是相等的，只不过脑力劳动的投入量加大并不一定会加大对物质的消耗量，因此它属于价值之内的剩余。
EC是怎样创获价值剩余的？举例说，水稻本身的产量若为每亩300kg，但通过人的（脑力劳动）科学研究和科学耕种，还是这亩地，也还是付出基本相同的体力劳动，其产量可以翻一番达到600kg甚至更多，这样一种使自然价值量增加的创获过程，可以使财富增加。
（图4）
同样是劳动，从其能否创获价值剩余的本质上说，本是可以区分出高与低、贵与贱来的。当一个人或一个社会DY=DS或CS=CY时，就是劳动价值低贱的时候；当DS < DY或CS > CY时，其间的差距越大，这样的劳动价值就越高贵。
同时，劳动能否创获价值剩余，应该以动态的完整过程来加以考核，并不是以某一次劳动过程或某一阶段劳动成果来做体现。这是因为，今天创获了价值剩余，并不意味着明天仍能创获价值剩余；前一阶段获得了劳动成果，也并不意味着后一阶段也肯定能获得劳动成果。过去创获的价值剩余用于补充现在的日常所需，有可能将过去积累起来的财富又全部耗费一空。因此，能否创获价值剩余，不该静止地考核某一天或某一段的劳动过程，而是应动态地考核全部过程。
针对不同的人，DS=DY或CS=CY是因人而异不会完全相同的。一个体重100Kg的强劳力一天的饭量可能最低要达到1Kg，那么他每天劳动创获量就不能低于1Kg粮食才能维持他的生存。另一个体重只有50Kg的弱劳力一天的饭量仅需0.5Kg，那么他每天劳动创获量就不能低于0.5Kg粮食。前者DS和DY 都是1Kg，后者DS和DY都是0.5Kg，差了整整一倍呢。社会性的DS和DY，就是按照社会人口的总和所计算出来的总数值除以人口数量所得出来的平均数。
四、互为条件、缺一不可
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财富不断积累的目的，创造剩余价值与创获价值剩余二者之间，虽然它们属于不同的经济学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但它们又是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的。
这是因为，创获价值剩余的能力越低，那么它所能生产的产品就肯定越简单、越容易研制，这样的产品在制作和市场销售中，它的Z值与S值之间的价值差距就越小，也就会直接影响到在Z值与S值之间商品价格J的定位，最终导致货币剩余价值的创造力降低。反之，当创获价值剩余的能力提高后，在提高劳动成本投入的同时必然会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这样的产品就越复杂、越不容易研制，它的Z值与S值之间的价值差距就越大，就会为商品价格J的定位腾出较大的空间，就会为创造更多的货币剩余价值提供基础条件（注：图5中的K为亏损区域；所有企业的资本运作，都是从K区域起步的）。
我们所说的剩余价值是由两部分组成的：货币剩余价值GM和资源剩余价值Gw。GM产生于资本盈亏分界线之后的S与J之间；Gw产生于亏损区域之外的Z与J之间。
前面我们曾举过的制作衣柜的例子，它的价值差距即Z值与S值是非常有限的，其主要原因是：U:H/X =1:1（100元:100元）。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制作自行车产品，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由于自行车是一种较衣柜而言要复杂得多的产品，为制造这辆自行车所购买的原材料成本可能与衣柜相差无几，但是为制造这辆自行车所必须购置的生产工具和设备以及其他的投入（例如购置厂房等），恐怕要比原材料成本高出几十倍或几百倍。因此，制造一辆自行车的Y值可能要达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这样一来，U:H/X就不会等于1:1，可能会是400:1或更悬殊。
（图5）
为什么生产电脑软件的企业发了大财？那是因为电脑软件产品更难研制，往往一个软件新产品的研制费用就要花上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属于U投入）。如果社会中需求这一产品的人们都自己研制，那Z值的投入和耗费将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天文数字？这其中，一个电脑软件的原材料成本投入可能平均下来只需花几元钱，使U:H/X出现破天荒的差距。想一想，如果相当数量的需求者都要购买这个软件商品，那么实付社会商品成本就会随着社会需求数量的增加而降得越来越低，那等于是在应付社会产品成本与实付社会商品成本之间，将每个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研制费用都节省下来。在这么悬殊的价值差距中，那剩余价值岂不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人家不赚钱谁赚钱！
创获价值剩余的核心问题是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脑力劳动的发明、发现，创新出可供社会满足需求的新方法、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生产工具以实现劳动力的延伸，在创获新价值的同时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耗费，或是在付出相同劳动力的前提下使创获的自然资源增多。创获价值剩余的能力提高后，主要是将H中的部分价值（系指通过脑力劳动的创造发明）转换到U中去，使U/S公式中的U值增加，并相对使H/X中的H值减少，但它并不能保证扩大市场率。没有市场，生产力再高，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只能积压在仓库里，不但不会有剩余价值创造出来，而且还会造成资本的亏损。如前面所说，扩大市场率就是使U/X公式中的X值增大，从而使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分摊U的投入。但X值有时并不一定能为一家厂商所独自享有，会有很多厂商参与瓜分，也就必然会引起市场竞争。所有厂商竞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扩大自身资本运作之中的X值。
在资本运作图表中，单个厂商的应付社会产品成本线、实付社会商品成本曲线和商品价格曲线等几项指标线，与同行业的所有其他厂商相对说都是完全独立运行、独立测算统计的。整个行业的某一指标线的测算和统计得自于该行业中每个厂商的这一指标线的简单累加。当每一项指标线的数据都得到累加后，这一行业的总资本运作图表就可以完整地绘制出来。
与上述道理一样，某一行业的总应付社会产品成本线、总实付社会商品成本曲线和总商品价格曲线等几项指标线，又与其他行业各不干扰，也是相对独立的。整个国家的各项指标线的测算和统计，得自于所有行业的各项指标数据的简单累加，此后，国家的总资本运作图表就可以完整准确地绘制出来。整个人类社会的各项指标线的测算和统计，得自于所有国家的各项指标数据的简单累加，最后，人类社会的总资本运作图表就可以完整准确地绘制出来。
由此，这一资本运作图表对于一个小摊贩是适用的，对于一个企业是适用的，对于一个集团是适用，对于一个城市是适用的，同时还可适用于一个国家甚至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它既可以在微观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同时可以在宏观经济领域发挥作用。
现今，我们尤为重视提高生产力，把它看成是重视科学技术的标志，这是不全面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还是最优市场率。企业的管理科学、营销科学、广告科学等，都在为企业扩大市场率提供着科学指导。忽视了扩大市场率这一重要内容，譬如那些在“专利仓库”中仍在沉睡的发明创造，就无法通过资本运作使社会财富增加，甚至成为社会无效的劳动，白白耗费了财富。这样的话，科学技术就等于折了一只翅膀，经济的发展与腾飞就会遭受挫折。
五、“二道贩子”不多余
直接生产商品的企业如果盈利了，人们也许不会过多地责怪，觉得挺自然。但对那些不直接进行商品生产、只是从事商品买卖的商业来说，大都不给好脸。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二道贩子”。这一称谓，明显地带有贬义的色彩。人们经常说的“奸商”，骂的就是这些人。从字面上理解，“二道贩子”似乎是一种多余的行当，是对消费者的额外盘剥，所以人们对它不说是恨之入骨，至少也是没有好感。曾经一时，人们还给“二道贩子”定了一项罪名——“投机倒把”。
把经商的买卖人说成是“二道贩子”，把他们看成是坐享其成、唯利是图的“奸商”，对于商品的流通渠道来说实在是一种误解。其实，如果“二道贩子”真的盘剥了消费者，加重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那么商人恐怕很难生存下来。事实上，商人不但越来越多，而且已经职业化了；商业的不断繁荣景象足以说明“二道贩子”不但不多余，而且大有作为。
按图6所示，生产厂的商品价格j并不是社会商品零售价格J，J高于j，其价值差距有时大、有时小。J虽然高于j，但它仍然远远地低于Z，所以零售商品的购买者仍能实现节省。同时，从图中还可以看出，生产厂创造了货币剩余价值IGM，“二道贩子”也能创造货币剩余价值ⅡGM。
也许有人会说，消费者如果购买了出厂价，节省的不是更多么，为何非要去商人那里让人家加价再购买呢？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是的，消费者去生产厂直接购买，撇开了所有的中间商，这确实是个节省的好办法，但这并不一定能够达到节省的目的。
（图6）
我们举例说明。29英寸长虹牌纯平彩色电视机（型号：HD29933），天津市某商场2005年5月份的零售价是1899元，出厂价约1400多元。“二道贩子”中间牟利大约是500元。如果天津的某个消费者直接去生产厂购买一台，先别说生产厂一般不会以出厂价卖给消费者，就算特殊照顾卖给消费者一台，消费者来回来去光乘火车（硬座）的费用就得约500元，乘汽车、住宿、就餐、托运等其他的费用还要支出约500元，受的罪、花的功夫也应该折成成本费用，这样算起来，直接去生产厂购买商品，比从“二道贩子”手中购买商品还要贵得多、累得多。人们一边在咒骂着“奸商”的同时，一边又在源源不断地从“二道贩子”那里购买商品，这并非是消费者 “贱骨肉”，而是因为消费者都会算经济账。正因为商业活动为消费者实现了节省，而不是增加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同时还使消费者享有了更多的选择权，所以商业日趋繁荣，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
因此，商业投资者拿出自己的资本来向产业投资者整批买进商品，然后再零售卖给消费者，并非是产业投资者“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瓜分一部分给商业资本家” ( 蒋学模，1983：第116页)，而是这一商业活动的过程，本质上能够实现社会成本的节省。试问：如果所有欲购买彩色电视机的消费者都千里迢迢地跑到四川绵阳去提货，这无形中得加大多少社会财富的投入与耗费？消费者要为此多支付多少钱？恰恰是因为商业投资者的经营活动能够使消费者实现节省，消费者才心甘情愿地接受商品的价格。
产业资本也好，商业资本也好，它们都各自遵循着自身的资本运作规律，在自己的经济领域创造剩余价值，与此同时也承担着各自的资本亏损的风险，他们创造剩余价值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经济学者，都在这点上面犯了错误：他们不把剩余价值纯粹地当作剩余价值来进行考察，”（马克思，1975：第一卷，第5页），不像“教科书”所说的那样，“商业职工的劳动，就其从事商品买卖来说，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 蒋学模，1983：第117页) ，“商业职工的工资来源于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蒋学模，1983：第118页)，“因为商人资本本身不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很清楚，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归商人资本所有的剩余价值，只是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马克思，2004：第三卷，第314页 ) 这样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实际上是在抹杀商业投资者和从事商业劳动的劳动者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在创造剩余价值的活动中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事实上，眼前的很多实例足以证明这一点。一些生产某种商品的企业干的热火朝天，创造的剩余价值无以数计，但是，一些销售同一种商品的企业却亏得一蹋糊涂，入不敷出。如果商业资本只是寄生在产业资本之上的“白吃饱”，那么在产业资本回报丰厚的同时，商业资本为什么会一败涂地？郑百文的事听说过么？如果说，产业资本可以源源不断地将自己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瓜分一部分给商业资本的话，商业资本怎么会出现亏损呢？如果说，商业职工的工资来源于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话，那么在产业工人正干得“脚底朝上”的时候，商业职工为什么会下岗失业呢？
一般情况下，同一种商品，其J总是处于j之上，但这并不等于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混合在一块运作，而是它们各自在自己的经济领域内运作，它们都要想方设法扩大市场率，降低实付商品成本，创造归属于自己的剩余价值。当然，如果它们某一方经营不慎出现了亏损，相信谁也不会白白地往对方的泥潭里扔钱去填满窟窿，更不会在自己身上割肉去让对方“瓜分”，因为它们维护的都是自己的经济利益，没有被“瓜分”的义务。
六、结论
价值剩余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若使国民富强，首要的任务是提高国民的素质。提高国民的素质的主要方法，是学习和教育。而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应是提高国民的创新能力。所谓学习和教育，是体现在整个社会用“必要劳动”的代价，换得大量的“剩余劳动”，其整个过程均以脑力劳动为核心。受过专门教育（包括训练）的人，在他们所接触的行业中，都大大地减少了重复性的投入，或是将这必不可少的投入大大地压缩了。所谓提高创新能力，是体现在通过深入研究和探索，在未知的领域中，通过发明、发现，来实现开拓性的创新工作。每一项创新，都有可能带来一个经济增长点。
一个人为创造发明所消耗的脑力劳动价值，正好是CS>CY和DS<DY之间的差额。仅就一个个体而言，他所实现的财富的增加正好是他脑力劳动的价值体现。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无偿地使用这一创造发明，在不用进行任何重复性投入的前提下，所实现的财富的增加都属于剩余劳动，均是价值的剩余。这说明，E的“增长”实际上也是“节省”出来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必须自己重新创造发明，且不说有些人不管再消耗多少财富也创造发明不出来，就算都有这种本事，那社会成本的耗费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创新，创新，再创新，很多新的财富都会由它而生。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价值；知识就是财富。实现价值剩余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提高生产力；而提高生产力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视科技创新。
剩余价值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若使国民富强，就要想方设法地将更多的科研成果和科技发明转化成会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并且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消费这一产品。同时，还要更彻底地开放商品市场，让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都能更自由地按照经济规律去进行资本的运作。
但是，作为企业来说，应着重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扩大市场率和提高商品价格。前者是使U/X公式中的X值增大，从而使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分摊U的投入；后者是使H/U中的H值减少，并把减少的部分通过知识资本的投入途径转换到U中去，使U值增加，即提高了技术含量，增大了附加值，从而使商品更难制造，商品价格的定位更易于定高。
一个企业开拓市场从而创造GM，其最简单又最重要的经济参数是：H+U/X 。 只有当X值达到一定数量时才能保证资本越过盈亏分界线F，且其X的数值越大，创造的GM就肯定越多。
另外一个问题，不但企业要予以关注，而且国家还要在宏观上注意调控，那就是市场竞争。即：某一种产品的生产所体现的N个投资者和通过H+U的投入争夺消费者X，它的公式是：X/N·（H+U）。在这里，N值越大，重复性的投入就越多，整个社会成本就越高。如果X值除以N（H+U）之后使所有投资者的资本运作都刚好等于F时，则这样一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尽管产值GDP很高，一派繁荣景象，但社会财富并没有由此而增加，所有投资者都处于不亏不盈的状态中。如果连F都到达不了，则社会财富还会因此而减少。
如何使N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上，既不要控制过死，又不能放任其泛滥而导致恶性竞争，这是每一个国家政府部门都不能轻视的重大的经济管理问题。
需求数量X值的大小，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社会财富增加的数量。如果某种商品没有多少人购买，那么投资者就肯定入不敷出。因此，参与市场购买商品的人越多，对资本的正常运作就越有利，创造的社会财富就越多；反之则反。由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因为口袋里没有钱而被关在消费市场的门外，则商品的生产就会受阻。因为并不是人们不参与市场消费，而是因为人们没有经济能力参与市场消费。于是，商品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积压，资本周转不灵甚至出现亏损，导致萧条的连锁反应，国民财富增长的正常秩序就会被打乱。为了使经济能够持续繁荣，政府就必须关注大多数人的收入。只有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可支配的货币多了，他们才能具备更高的消费能力，才能使X值在各个商品市场领域内都呈现增大的趋势。故而，仅仅关注解决就业问题，只是满足在有限的低水平消费市场达到增加X值的一种手段，这样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是短视的。在解决好就业问题的同时，还要更加关注就业者的收入水平，在他们的收入增加得越来越多的前提下增强消费意识，更多地参与市场的消费，就能使企业的资本运作迈入持续增值的天堂。最终，国家的财富就会不断增长。
注 释：
[ 1 ]蒋学模，《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 2 ]梁小民，《西方经济学导论》。1984年。
[ 3 ]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 4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 5 ]石景云，《经济增长与波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
[ 6 ]维塞尔，《自然价值》。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 7 ]王朗玲、孟庆琳。《西方经济思想库》。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