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6-2-0033-05
一、纪录片《中式学校》概述
（一）拍摄缘由
从2000年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每年都会举办一场名为“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测试。2009年、2012年的测试结果显示：代表中国参加这项测试的上海高中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科目的成绩中均排名第一，而英国学生却被甩在了25名之外。
这一教育实验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国教育方法是不是培养人才的最佳模式。英国人在面对这样的结果时，并不服气，他们想测试并弄清楚中英教育到底有什么区别。因此，英国广播公司（BBC）在2015年3月拍摄了一部名为《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的纪录片。
（二）纪录片内容简介
BBC最终选定了英国汉普郡的公立学校博航特中学。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这所学校是一所顶尖的公立学校，也是全英第一所开设沉浸式中文项目的公立中学。2013年11月，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开始中国行之前，还特意邀请博航特中学的学生前往白金汉宫，讨论交流学习中文的体会。
来自中国的5名老师接管了一个由50名英国学生组成的初三班级，开始进行为期4周的中式教育试验。在这场试验中，中国教师的授课方式主要以老师课堂大量灌输知识并讲授，学生机械性记忆、做笔记、反复背诵为主。而英国的学生也要换上中国式运动风格的校服，并且要在每周一必须参加升国旗仪式，还要在课间时间一起做眼保健操。
由于中英教育文化的冲突，英国学生在期间表现出了强烈的不适应，并产生了逆反心理及一系列反抗行动：课堂秩序混乱、无视纪律及老师的劝告、逃课等。面对失控的局面，中国老师及博航特中学教学管理高层采取了严格明确纪律、召开家长会等措施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重回正常的学习轨道。在最后的期末考试中，进行“中式学校”试验的学生打败了博航特中学的其他学生，取得了胜利。
二、跨文化传播语境下中英教育文化的冲突
（一）基于爱德华?霍尔的文化维度分析
1.高语境与低语境。所谓语境，即传播的“背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文化就是最大的语境。高语境文化的定义为：绝大部分的信息存在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于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之中被清晰地传递出来。在高语境中，传播是含蓄而模糊的，注重“意会”。与此相反，低语境是将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注重“言传”。 [1]
具体来讲，在高语境的国家里，人们的言语行为风格比较含蓄，但是这可能使人看上去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但是在低语境的国家里，人们的风格直率，有时会让人觉得有点粗鲁。此外，高语境文化里，人们高度使用非语言交流。低语境文化里，人们较少地使用非语言交流。
那么，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们会看到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晚上学生在上晚自习时，李爱云老师走进教室，发现教室里乱糟糟，大家都在交头接耳地说话，其中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儿在肆无忌惮地聊天。李爱云老师走到他们身边，没有说任何话，只是用非常严厉的眼神瞪着他们了几十秒钟，然而他们俩并没有察觉到什么异样。李爱云老师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讲：“如果在中国，当我这样看学生的时候，他们就明白了。但是你们不一样，你们总是说‘抱歉’。这非常不同。”从李老师的这一番话，就可以看出中英文化在高低语境方面的差别。很明显，中国属于高语境的国家，李老师在中国的学校遇到这种状况，只使用一个严厉的眼神不说一句话，正是体现了在高语境下传播的含蓄与模糊，只使用非语言交流，对方就能心领神会。而作为成长在英国文化背景下的学生，他们从小习惯于直率地表达与沟通，而较少使用非语言交流。因此，面对李老师的这个微表情和一个眼神，他们是不能读出“弦外之音”的。这正体现了这部片子中关于高低语境方面的解读。
2.单向性时间与多向性时间。根据不同文化中对时间的安排、组织与重视程度的不同，霍尔将时间分为两种：单向性时间和多向性时间。单向性时间观念的人的最大的特点是一个时间单位内只做一件事情，很讨厌被人打断；注重目标、人物和结果，而不是人际关系；非常准时。多向性时间的人可以在一个时间段内从事很多工作，工作易受干扰，易被打断。[2]
从《中式学校》这部纪录片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从英国学生身上可以看出他们是践行多向性时间的人，他们的注意力不会维持很久。在课堂上，他们不会像中国学生一样聚精会神地只做到认真听讲，他们通常会聊天、嚼口香糖甚至唱歌，而中国的这几位老师在每次上课前都会维持课堂纪律，都要反复强调：“安静，不要说话！不能做其他事情，只认真听讲！”并且，在杨君老师的科学课课堂上，有次她讲到光的折射，坐在下面的苏菲兴奋地接了句：“啊，这个我知道！”杨君老师立刻说：“不要说话！听我讲。”这体现了在中国的课堂上，老师是很讨厌被打断的。这些细节清晰地反映出中英是属于两种不同时间维度的国家。中国文化中体现的一般是单向性时间维度，而英国文化中则比较倾向于多向性时间维度。
3.时间导向的不同：过去导向型与将来导向型。不同的文化对待过去和将来的态度各不相同。过去导向型文化推崇历史，重视传统，相信过去会为现实的决策提供指导。将来导向型的文化历史观念较弱，不满足于“现在”的束缚，而是把希望寄托于将来。[1] 该纪录片多处体现了中国老师在授课的过程中注重强调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如李爱云老师在给英国学生上社会教育课时说到：“中国的学生都要学习社会教育课，这门课旨在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传递给下一代。孔子是中国的圣贤，现在他的哲学思想也将影响你们。”这门所谓的社会教育课，其实就是中国的思想品德课。然而，当李老师在讲述孔子经典教义时，英国学生表现出对其中观点的不解，甚至是不认同。安吉丽娜和她的闺蜜罗西在采访中也表示：“我真的是很不喜欢中国教社会教育课的方式。”杨君老师教英国学生们扇舞时也说：“首先是因为扇舞很有中国特色，同时它也是武术的一种形式。”她在选择扇舞的曲目时，也是非常注重中国文化历史的渗透，她选择的是《精忠报国》，具有中国式爱国主义教育色彩的一首曲子。
4.领域与空间的解析。“每个生命体都有一个看得见的身体边界――皮肤――将自身从外界环境中分开。这个看得见的边界由一系列看不见的、难以界定的边界包围着，但是它们确实存在。其他边界始于个体的个人空间，止于个体的‘领地’。”[3]11为确定美国人的空间关系机制，霍尔在美国西北部成年人中进行了实验。根据实验结果，霍尔提出了社会交往中的空间距离理论。他把人类空间分成四类：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和公共距离。[2]其中，这四方面的距离是依次增大的。
从纪录片中的一些片段可以看出，在英国，人们是非常注意社交与公共领域空间的距离的，人们需要保持一定距离与空间才能感到比较舒服。特别是当中国老师第一次走进博航特中学的教室时，他们普遍的感受是：“英国学生的第一个震惊之处就是班级人数，在中国，一间教室50多名学生很常见，但是在英国，一般最多也就30个人。”而且他们座位的间距非常非常宽松，一点儿都不显得拥挤。这与中国一间教室容纳100个人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英国文化非常注重公共领域空间的距离，人们习惯于并适应一定的距离，超越这个距离，大家就会感到不舒服。然而，在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各方面情况的制约，人们不得不去适应在公共场所非常拥挤的局面与感受。即使不舒服，人们也无能无力，或者说人们在长期拥挤的情况下，已经趋于适应，感觉钝化，不再注意这些了。
（二）基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模式解读
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霍夫斯泰德认为：个人主义文化崇尚人的个性自由、强调独立意识，认为个人的权利、利益不可侵犯。集体主义文化则强调个人利益从属于集体利益，个人在感情上依赖于组织机构，强调合作，讲求集体和谐。[1]
这种强调集体主义与集体意识的做法在纪录片中有三个典型的体现：做早操、升国旗、放学后打扫教室。为了培养博航特中学英国学生们的集体意识，在纪录片一开始，杨君老师带领同学们做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体操。她这样对采访记者说：“所有人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让我们知道我们和其他人是一体的，我们都是团队里的一员。”数学老师这样评价早操，他认为“早操是训练集体意识的方式，我们要一起做事，而且要正确地一起完成这件事。”
对于第二个体现――升国旗来讲，杨君老师说：“在中国每周一都会有升国旗仪式，升旗仪式，其实是尊重国家的表现形式，一种归属感的体现。我们举行升旗仪式是因为它在提醒你是中国人，同时当你长大了你有责任和义务来报效祖国，使你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所以每天升国旗唱国歌，会让你更好地体会到这种责任感。”但是，英国学生对尊重国旗和国歌这一在中国学生看来非常正式庄重的事情却很不感冒，苏菲和她的同学并不认为升国旗有什么用，虽然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但认为很无聊。
第三件事――打扫教室，也是中国学校培养学生集体责任感的一种重要手段及方法。邹连海老师说，中国学校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了灌输一种集体责任感。然而，从博航特中学的英国学生的身上可以看出，他们显然更富有个性，更注重自我及崇尚个人主义。当李爱云老师在教授中国传统古训时说：“你需要调整自己去适应周围的环境，而不是让环境去适应你。”当她说完后，英国学生明显地表现出了不赞成的情绪，安吉丽娜站起来反驳李老师说：“你应该做你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你该被别人强迫去成为谁，你应该去做你自己。”话毕，教室里立刻响起了掌声，同学们都表示非常认同安吉丽娜的观点。
在纪录片的后半部分，杨君老师这样总结说：“中国的学校通过思想教育课，强化班级的凝聚力与服从意识，在中国，个人主义是不被支持的！”
2.“不确定性规避差异”。根据人们对外界不确定性规避的程度，霍夫斯泰德将文化分为“高度规避不确定性”和“低度规避不确定性”。在高度规避不确定性文化中，人们面对外界的变动会感觉不舒服，因而以明确的规章、制度、典礼、仪式等规范来规避甚至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在低度规避不确定性的文化中，人们乐于接受世界的变动，对不确定性容忍度较强，不为偏离主流的人或主张所困扰。[1]
那么，这种“不确定性规避差异”在纪录片中就有很明显的体现。中国的老师们在刚开始接手这个班级时，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制定规则与纪律。杨君老师认为纪律很重要，没有纪律，学生们就学不好，所以她先制定了几条规则与纪律。这体现了中国教育文化中的“高度规避不确定性”，老师在接管新的班级，面对新的学生，处于新的环境中时，都会制定明确又严格的纪律来约束学生，消除因为纪律涣散带来的混乱与差异。但是英国学生对这样制定规则纪律的方式并不买账，他们普遍认为，这样管束学生的方式可能在中国有用，但是在这里却不灵，因为大家并不在意，而且他们居然觉得这样好玩而已。
3.“权利距离”差异。社会对权利不平等的接受与处置方式：“较大权利距离”的文化和“较小权利距离”的文化。在较大权利距离的文化中，人们承认权利的天然存在，认为人生而不平等，安于自己在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位置。领导理应受到尊重并享受特权。因此，人们的权利意识强烈。在较小的权利距离文化中，权利被认为是为了方便社会运行的一种工具与手段。有权者与无权者、上下级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关系也较为随和，人们总体的权利意识较弱。[1] 在中国，父母和老师分别是家庭和学校里的权威，每个中国学生都被认为应该尊重父母、尊敬并听从老师的教导，所以在中国好孩子的字典里，“听话”是一个褒义色彩非常浓厚的词，如果你听话，你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好孩子。如果你敢反抗父母，不听从老师的教导，你就会被社会认为是大逆不道。这一点在纪录片中同样体现得非常充分。
李爱云老师在社会教育课上对英国的学生们说：“孩子们应该听从父母的教导，并且爱他们，对吗？”这时一个男孩子情绪激烈地表示抗议说：“父母并不永远都是对的！”接着，李爱云老师说：“你的父母永远都是对的！”男孩子再一次强烈反对说：“错，不对！”纪录片中同样采访到了一个华裔中国女孩，她是这样理解父母的严苛要求的，她认为这确实会给她们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她认为这完全是出自于父母对他们深沉的爱。
我们发现，在纪录片中，英国的孩子习惯于质疑权威，他们时刻都抱有怀疑与批判审视的眼光去看待老师的教导，很有勇气去直接指出他们认为老师说的不对的地方，虽然有些时候，他们的一些行为确实显得不礼貌或者有些乖张。杨君老师在片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中国，老师拥有绝对的权威，在中国，只要是老师，自然会受到尊重。这种自由表达想法，随意挑战权威的学生，我们不习惯，因此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4.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长期取向文化是指一个国家认为将来更重要，对于各种事务倾向于制定长期目标，并要求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地实现这些目标。中国是最典型的国家。短期取向文化则指人们期待从决定中获得相当迅速的反馈，获得相应的利润，获得经常性的工作评价和晋级。
在纪录片中，有一段解说词：“独生子女政策意味着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父母们明白只他们只有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倾其所有，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投资。”因此，中国父母是典型的长期取向型的父母，他们为孩子的未来制定长远的规划，对孩子的教育倾其所有财力、物力，虽然在短期内没有什么明显的成效，但是他们相信为孩子创造出的这些优越的条件后，通过孩子长期坚持刻苦努力学习，一定会实现他们的理想。然而，英国的学生截然相反。他们是典型的短期取向型的代表。当邹海连老师在给他们上三角函数课时，他们便在下面质疑：“三角函数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些三角形之类的？他们应该教我们怎么样缴税或者找工作之类的？”这表明了英国教育下的文化是短期取向，学生希望能够获得直接与生活实际相关、学了之后立竿见影的知识与东西。
5.放纵与约束。这一维度的文化非常关注人们所感受的总体福利和幸福的程度。生活在放纵社会中的人们更倾向于自由地满足他们基本的需求和野心，因此容易获得幸福感。生活在约束力强的社会中的人们遵循严格的社会行为标准，他们的期望和雄心的满足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压制，更难获得幸福感。
在这部纪录片中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来说明这一点。乔什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由于他对中式教育十分不适应，甚至产生了厌恶厌学的抵触情绪，再加上他喜欢喝茶，因此他从家里带了烧水壶过来，擅自在教室的后面泡茶喝，而这一行为在学校是被明令禁止的。当杨君老师上课时发现时，便非常严厉地警告他不要再带这种东西过来了。但是，乔什并没有听取杨老师的意见。直到在班主任邹海连老师的课上，邹老师再次发现乔什还在使用烧水壶，更加生气地指责了他的这一行为，并且告诉他这样做十分危险。邹老师决定请乔什的妈妈来学校一趟。当邹老师把这一事件的过程告诉乔什妈妈时，乔什妈妈却认为喝茶是人的基本权利，且乔什是一位爱喝茶的男孩，这是他的自由，她强调了这两点，但她还是会出于安全考虑，劝说乔什把烧水壶带走。
可以看出，无论是乔什还是他的妈妈，都是受到“放纵文化”的影响，他们比较漠视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约束性的规章制度，他们一般考虑问题做事，都比较倾向于首先满足个人的需求，追求个人的权利，从而满足他们的幸福感。而中国教师们，则是“约束派”的代表，他们会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并且如果谁违反了相关制度与规定，他们会站出来进行严厉地指责与制止。
三、跨文化传播视角下中英教育文化融合的趋势及思考
（一）纪录片“中式教育”最后获胜的思考
在最后的期末考试中，“中式教育”获胜。那么，是否中国的教育就一定彻底地赢了呢？在毕业典礼上，李爱云作为“中式学校”校长发言，她认为：“我始终都没有认为我们考试赢了就是赢了，这是一个奇迹。”[4]
其实，几位中国老师通过这次实验，也对中英教育、文化差异产生了非常深刻的感触。杨君老师看到了英式教育下的弱点：大多数英国学生吃不了苦，当在学习时，如果第一次没有学懂，他们很多人都不愿意再去学第二次、第三次。但她也同样反思了中国教育，觉得中国教育下的小孩没有童年，且经常死读书、读死书，实际动手操作能力较差。赵薇老师始终认为造成英国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精力涣散、浮躁懒散的重要原因是英国的高福利制度，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而中国的学生不一样，他们只有努力学习，才能考上好大学，这才能够成为他们唯一或者说改变命运的出路。因此，赵薇老师对“快乐学习”持保留态度，她觉得如果总是给学生灌输学习很快乐的观念，那么很有可能在学生遇到困难时感到不快乐而放弃学习了。
杨君老师经过认真思虑后认为：中式教育和英式教育，并不存在谁更强的问题，单纯的“灌输式教育不行，单纯的“玩中学、学中玩”也不行。杨老师的这一段话很好地概括了我们应该对待中英教育的冲突的问题，同时也引出了我们该有的态度，即应积极探寻融合的可能、角度、方法。
（二）中英教育文化的融合可能与体现
基于这个纪录片，我们可以简要概括出中国教育的特点为：传统、约束、权威。英式教育的特点为：务实、自由、平等。那么，是不是英式教育与中式教育之间只存在差异而没有融合呢？
其实不然。在《南方周末》发表的一篇文章《BBC〈纪录片我们的孩子够坚强吗〉里面看不到的》中写到，这部纪录片有四百多小时的素材并没有呈现。第一天上课，杨君老师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上课时，BBC的导演说：“记住，你就是说、写、讲。”用这样的方法上了第一次课后，课堂效果很糟，杨老师决定把学生分组，进行实验讲解，这样的方法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与积极回应，课堂效果也变好了。但是，BBC的导演不同意她继续这样做，让学生继续以抄和写为主。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李爱云老师的课上。李爱云老师在上第一次社会课时，课堂纪律十分混乱。第二次上课，她采取讲故事的方法，学生们非常感兴趣，积极参与进来，李老师还鼓励他们主动把自己听到的、经历的故事分享出来。
以上这些没有播出的片段都体现了中国的老师们在教学方面并没有固守传统的“中国式填鸭教学”，而是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灵活调整授课模式，也在授课的过程中体现出了积极、关爱、平等、自由的思想。这些，既为融合创造了可能，在某一程度上，就已经是融合的体现了。
四、跨文化传播语境下中英教育文化融合的路径选择
（一）明晰不同的文化维度，判断可以融合的“点”
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跨文化传播，我们必须清楚地明晰中西的文化维度，熟知在不同的维度下，人们的差异在哪里？基于以上理论的分析，我们知道了中英在高低语境、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单向性时间与多向性时间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有了这些差异并不意味着差异只能产生冲突，其实，明确差异也为促进融合提供了可能。因为，如果能找到“冲突点”，也就判断并找出了突破冲突的“融合点”。
例如，在对英国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时，应该首先向他们介绍中国为什么崇尚“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有哪些好处，“集体主义”有些积极的思想也可以为英国的人们带来什么有益的影响与作用？那么，相反，中国老师也应该尊重英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在面对学生时，应把他们视作独立平等的个体，而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权威身份和权威意识，这些都是可以进行融合的点。
（二）坚持文化相对主义，把握进行融合的“度”
文化中心主义是把自己所属的文化作为文化的中心，以及评价其他文化的参照系和标准，用以衡量异文化价值观的优劣高下。那么，在跨文化传播中，为了消解文化中心主义，应该坚持“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各民族文化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价值标准，特定文化的成员也没有权利对异文化指手画脚。[1]
文化相对主义承认了多样文化、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它以一种尊重、平等、包容的心态看待与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和谐共处为目的。同时，文化相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醒了不同文化的国家要坚守好自己本国度、本民族的文化特色，维护好本国的文化安全。因为，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承载了本国国民对待本国文化的认同感与自信心，是关乎国家与民族发展的筋骨血脉。
因此，在融合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点”都可以进行融合，还必须把握好融合的“度”。确定融合的“度”，必须是对文化维度有了深刻的分析、了解之后，从而基于已有意识形态、基本国情、稳定的价值观念作出的“取舍”及“选择”。
（三）媒体进行正向舆论引导，树立中国文化的正面形象
近年来，关于中西教育、文化差异、冲突的议题越来越多，讨论也越来越激烈。新闻媒体在这方面的新闻报道也不少，但大多只是从受到争议的具体案例出发，去极力辩解事件本身，而没有主动从正面进行积极地舆论引导，这也可以说是媒体在跨文化领域传播中一个角色的缺失。此外，大部分媒体在进行舆论引导时，大多从意识形态的层面进行分析，很少从文化维度的差异方面着手，这也将是今后进行舆论引导的突破点。
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如果媒体能够主动结合跨文化传播中文化维度的不同对有效信息进行解读、重组与正面引导，积极树立起我国的正面文化形象。笔者相信，在未来，世界将更加真正地了解中国，中国也将会更加自信地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