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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社会阶层对利他行为及控制感的影响

  分类号 C912.6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6.07.007
  1 前言
  社会阶层研究源于对不同社会阶层所引发的社会现象的讨论,近年来,社会阶层研究受到了心理学领域研究者的关注。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社会阶层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地位差异,它取决于个体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社会资源(收入、教育和职业)以及与他人比较时,知觉到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Kraus,Piff,MendozaDenton,Rheinschmidt,& Keltner,2012)。
  对社会阶层的测量有两种观点:使用客观指标对社会阶层进行测量的观点认为,社会阶层是由个体所能获取的重要生活资料(如财产)和社会资源(如社会关系)而形成的,社会阶层的客观测量指标就是通过间接测量个体能获取的资源来实现的(Kraus & Stephens,2012),比较有代表性的指标有受教育水平、个人或家庭收入情况以及职业等(Lareau & Conley,2008)。而在客观指标之外,人们关于所处社会层次的认知对于心理功能的影响更大(Boyce,Brown,& Moore,2010),因此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主观社会阶层的测量。最有代表性的测量工具是Adler,Epel,Castellazzo和Ickovics(2000)设计提出的主观社会经济地
  位MacArthur量表(the MacArthur Scale of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测量时,给被试呈现一个10 级阶梯(如图1),它代表了具有不同水平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的人所处的位置,然后让被试判断自己在社会或当地社区中所处的位置(Adler, Epel, Castellazzo, & Ickovics, 2000)。
  研究发现,主观社会阶层和客观社会阶层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而在许多方面社会阶层的主观测量指标比客观指标有更好的预测效度,比如能更好地预测生理健康水平、心理压力以及社会不公平感(胡小勇,李静,芦学璋,郭永玉,2014)。同时,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尽管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初步形成,但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还处在不断地变动过程中,虽然社会各个阶层的位序已经确定,但每个人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原来某一个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成为另一个社会阶层的成员(陆学艺,2003)。在此背景下,主观社会阶层指标比客观测量指标更加具有准确性。
  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对人的心理、行为有重要影响。利他行为是亲社会行为领域的研究热点。社会阶层研究的兴起也使得关于亲社会行为以及利他行为的研究有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但相关研究结果并没有达成一致。社会认知视角的观点认为,低阶层依赖外部、关注情境的特点使他们表现出比高阶层更高的亲社会意向,而唯我主义认知倾向的高阶层者以自我为中心,表现出较少的亲社会行为(Piff,Kraus,Cté,Cheng,& Keltner,2010);进化心理学的观点也认为,处于劣势的个体之间相互的帮助是一种生存适应,因而劣势情境下人们更可能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然而,与高社会阶层相比,低阶层者拥有更少的经济资源,更少受教育机会,很难进入贵族学校和高级俱乐部,和其他人比较时总是处于一种更低的地位,低社会阶层者还经常面临亲密关系中与日俱增的压力和家庭暴力(芦学璋,郭永玉,李静,2014)。生活环境的不足和资源的缺失,可能使得低社会阶层个体更多地关注自身的需要、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做出亲社会行为将会消耗自身的成本,从而削弱了低阶层做出利他行为的动力。实证研究表明,与低阶层相比,高阶层个体在社区或团体中融入程度更高,更积极主动参与志愿活动(Penner,
  Dovidio, Piliavin, & Schroeder, 2005);在回报预期低的条件下,低阶层的亲社会行为显著低于高阶层(芦学璋等,2014)。
  社会比较的视角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社会比较是指个体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认识自我、评价自己的过程。费斯廷格认为,人们都有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的内驱力,当现实生活中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时,人们往往会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评价自己(寇??,田启瑞,唐顺艳,2012)。Klein(2003)在研究中,分别给予被试关于将作业任务与他人比较的积极反馈和消极反馈,发现给予积极社会比较反馈,即进行向下比较的被试在之后的任务中更愿意提供帮助信息;而郑晓莹、彭泗清和彭璐珞(2015)的研究发现,与向上比较和无比较条件相比,向下比较会提高人们的同理心,进而增加人们的亲社会行为表现。而主观社会阶层正是个体在与他人比较时知觉到自身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因此可以推论,由于进行向下比较,高主观社会阶层的个体比低主观社会阶层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由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一:与启动较低主观社会阶层的个体相比,启动高主观社会阶层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
  控制感(the sense of control)是个人认为自己能对外部情境和内心感受加以改变和操控的知觉,是对于自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事物结果的判断(Skinner,1995)。研究表明,个体的社会阶层影响其控制感水平。比如有研究发现家庭贫困容易导致青少年不良的发展结果:家庭收入低的青少年对未来的思考模糊不清,缺少积极的预期,认为自己不能够掌控未来,缺乏自信,自我评价水平低。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资源,预示着更高的自信心水平和问题解决能力(Pautler & Lewko,1987);Kraus等人(2012)的研究证明高社会阶层的个体相比于低社会阶层的个体的控制感水平要高,个人控制感水平较高而感知到的限制较低(Lachman & Weaver,1998)。由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二:与启动较低主观社会阶层的个体相比,启动高主观社会阶层的个体控制感水平较高。   从社会比较的视角来看,高主观社会阶层的个体会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而此影响的作用机制尚需进一步的讨论研究。结合已往的研究,控制感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关于控制感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控制感水平高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Rudolph,
  Roesch, Greitemeyer和Weiner,
  (2004)所做的关于助人行为和攻击行为的元分析发现,控制感与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李悠,江信文和王飞雪(2014)的研究也发现,高控制感的情境能增加女性的信任行为。还有研究发现,那些认为自己的行为与对手的行为间有着某种联系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Robinson,Sloman,Hagmayer,& Hertzog,2010)。因此可以推论,较高的主观社会阶层会提高个体的控制感水平,进而增加个体的亲社会行为表现。由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三:控制感在主观社会阶层对利他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
  将实验材料以问卷的形式发布在“问卷星”网站上,三天内在南京某高校征集被试117名。其中男性36人,女性81人,年龄范围在18~27岁,年龄均值21.10,标准差1.90。
  2.2 实验材料
  主观社会阶层启动:采用Piff等人(2010)设计的启动范式,给被试呈现如图1所示的十级阶梯,并随机呈现一组最低或最高社会阶层民众的生活景象图片,要求被试将自己的生活情况与之进行对比。呈现低社会阶层生活景象图片的被试即为高主观社会阶层启动组(简称高阶层组),呈现高社会阶层生活景象图片的被试即为低主观社会阶层启动组(简称低阶层组)。指导语如下:“请您想象如图所示的一个10级阶梯,这个梯子代表了中国人所处的不同的社会阶层,等级越高,表示其所处的阶层地位越高。例如,01代表社会最底层,这些人的生活境况是最糟糕的,教育程度最低、工作最不体面、收入最低下;10代表社会最高层,这些人的生活境况是最优裕的,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工作最体面、收入最高。接下来,将以图片的形式向您呈现上述阶梯中最高(低)层民众的生活景象,如前所述,他们的生活境况是最优裕(糟糕)的,收入最高(低)、受教育程度高(低)、工作最体面(不体面),请将您自己的生活情况与之进行对比,思考您与他们之间的差别。”
  主观社会阶层启动操作的有效性检验:为检验被试是否认真阅读了启动材料,在进行启动操作有效性前进行启动材料内容的检验,要求被试回答“材料呈现的是社会阶梯中哪一级民众的生活景象”;对于呈现低社会阶层民众生活景象图片的高阶层组,被试的选择大于中位数5则不能通过检验;反之,对于呈现高社会阶层民众生活景象图片的低阶层组,被试的选择小于中位数5则不能通过检验。之后进行主观社会阶层启动操作的有效性检验,参照Piff等人(2010)的检验方法,让被试报告当下的主观社会阶层,要求被试回答“您觉得自己位于梯子的哪一级?”
  利他行为的测量:采用经典独裁者博弈的变式。独裁者博弈作为经济学的经典博弈,经常被心理学家用来测量被试的公平、利他和亲社会行为(Piff et al., 2010)。本实验中将被试与陌生人搭档为一组,由被试来分配一定数额的金钱,对方只能接受。BenNer,Kramer和Levy(2008)在研究中比较了独裁者博弈实验中使用实际的金钱(被试实际分配给接受者的金额数)与假设的金额数目(无真正金额交换,被试指出会给接受者多少数额),两种实验中被试分配的数额显著相关。本实验采用假设的金额数目,让被试指出会给搭档多少金额,并在“0、20、40、60、80、100”中做出选择,被试选择的金额数量即为利他行为的操作性定义。
  个体的控制感测量:采用Lachman和Weaver(1998)编制的控制感量表。原量表为英文量表,包括两个维度:个人控制和感知到的限制,该量表已经在一些研究中得到了良好的应用。将由笔者本人和两位英语专业的研究生一同完成量表的翻译,并进行适当的改编。原量表采用7点评分,个人控制维度包含3个项目,感知到的限制维度包含8个项目并且反向计分。原英文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
  2.3 实验设计和实验程序
  采用单因素组间实验设计。自变量主观社会阶层2水平分别为高主观社会阶层启动和低主观社会阶层启动;因变量为利他行为,测量指标为被试在独裁者博弈中分给搭档的金额数;控制感测量指标为控制感量表得分。
  被试扫描二维码获取链接,阅读指导语后随机呈现高阶层或低阶层的启动材料;然后进行启动材料的内容检验和启动操作的有效性检验;接着被试完成与匿名搭档的独裁者博弈,给被试的指导语是“系统将你与另一名陌生被试随机搭档成一组,给每组100元的奖励,由你来进行分配,搭档只有接受的权力,而对方不论你如何分配,都必须接受你的决定,哪怕他分文未得,另外,对此分配规则和金钱数量对方是知道的。那么,你会分给你的搭档多少钱?”然后被试填写控制感问卷;最后被试填写性别和年龄并提交答卷。
  2.4 数据处理
  考虑到实验过程的任务量和被试做出回答的合理性,将以下两种情况的被试剔除:(1)问卷完成总用时小于100s;(2)未通过启动材料内容检验,即“材料呈现的是社会阶梯中哪一级民众的生活景象?”一题高阶层组被试的选择大于中位数5或低阶层组被试的选择小于中位数5。剩余有效被试100人,有效率85.5%,男性31人,女性69人,其中高阶层组50人,低阶层组50人,年龄均值20.95,标准差1.84。
  3 结果与分析
  3.1 主观社会阶层启动分组检验
  对数据进行主观社会阶层启动有效性的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高阶层组自我报告的主观社会阶层得分显著高于低阶层组,t(98)=2.464,p=0.015。该结果表明,主观社会阶层启动有效。   3.2 主观社会阶层对控制感与利他行为的影响
  对高阶层组与低阶层组的利他行为指标,即独裁者博弈中给出的金额数,以及控制感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该结果表明,高阶层组给出的金额数显著大于低阶层组,效应量Cohens d=0.417,即启动较高主观社会阶层的个体比启动较低主观社会阶层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假设一成立;而高阶层组与低阶层组的控制感得分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效应量Cohens d=0.230,即启动较高主观社会阶层的个体与启动较低主观社会阶层的个体控制感没有显著差异,假设二不成立。
  3.3 控制感在主观社会阶层与利他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当考虑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时,如果X通过影响变量M来影响Y,则称M为中介变量(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2004)。因此,参照温忠麟等人(2004)所建议的中介作用检验程序,采用回归分析考察控制感的中介作用。根据检验程序,构建了三个方程并依次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主观社会阶层启动对利他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4.800,p=0.042);控制感对利他行为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0.113,p=0.501);中介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后,控制感对利他行为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0.153,p=0.355)。由此可知,控制感未在主观社会阶层启动与利他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假设三不成立。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较高主观社会阶层的个体比较低主观社会阶层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而控制感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且未检验到中介效应。
  该结果与社会比较视角的观点一致,向上社会比较通常导致心理压力与自我威胁(Sherman & Hartson,2011),进而消耗心理资源,这使得他们有限的资源集中于解决自身问题,而注意不到他人的需要;而向下比较后自我得到肯定和满足(Wills,1981),从而有更多的心理资源去关注他人,进而可能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同时,本研究通过对主观社会阶层进行启动操作,克服了仅相关关系的不足。研究表明,仅仅是短暂的阶层启动,就能使被试表现出那些长期出于某阶层的个体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Kraus,Tan,& Tannenbaum,2013)。操作有效性的检验也证明,让被试想象自己与社会最高层或最低层进行比较能够有效启动主观社会阶层较低或较高的感受。
  但启动个体的较高或较低的主观社会阶层,对个体的控制感水平未产生影响,而Kraus等人(2012)的研究发现高社会阶层的个体相比于低社会阶层的个体的控制感水平要高,其原因可能在于本研究中使用的控制感量表更多测量的是被试特质性的控制感水平,而特质性的控制感水平较难在启动的情境下发生变化,因此在实验中未能发现显著效应,也未能检验到中介效应。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对情境性的个体控制感水平进行测量,从而进一步确定主观社会阶层与控制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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