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欧洲经货联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是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欧洲经货联盟的运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欧盟的经济政策协调。本文对经货联盟建立前后有关货币政策协调、财政约束与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动态不一致性等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回顾。
关键词：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欧洲经货联盟 协调
欧洲经货联盟的建立，使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范畴、内容体系和工具方法，在借鉴了其他学科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最近20多年，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注意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尤其是在酝酿欧洲经货联盟过程中。欧洲经货联盟的政策协调逐渐成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焦点。下面对经货联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理论进行简要回顾。
一、经货联盟建立前关于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
1.关于财政纪律（fiscal discipline）。对财政纪律研究起源于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Wallace，1981），他们强调政府财政赤字的程度是预先确定的，并具有非持续性，货币政策和价格水平不是外生的。然而，他们都没有明确制定财政政策的目标，尤其是没有包括宏观稳定的目标。不过萨金特和华莱士所分析的方案在强调财政纪律是货币稳定的先决条件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经货联盟设计者将这一思想加以吸收，并写入《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简称《马约》）中的关于经货联盟第三阶段标准的有关条款。
2.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TabeHini（1986）是最早运用微分博弈模型来分析单一国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他证明，与非合作博弈结果相比，政策协调加快了经济向稳定状态演进并趋同的速度，从而使经济向预定的目标更加靠近。
3.关于货币政策协调。Tumovski和d‘Orey（1986）分析了跨国间货币政策协调问题。他们的模型以两个相同的开放的经济为特征，并受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冲击。中央银行在产出和通货膨胀方面具有同一的线性二次参数选择。在静态框架下，他们比较了纳什均衡、斯坦克尔伯格均衡和合作均衡，他们发现，合作收益可能很小。这个结论后来被Turnovsky，Basar和d’Orey （1988）所校正，他们分析了同一模型的动态情况，证明合作收益可能变得正相关。
二、经货联盟框架确立后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研究的新发展
随着经货联盟框架的确立，《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的通过及1999年欧元的问世和经货联盟的正式成立，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也进入了空前发展阶段。大量文献直接以欧洲经货联盟为研究对象，通常是在一个集中的货币当局（centralized monetary authority）和多个分散的财政当局（decentralized fiscal authorities），即几个主权国家共同拥有同一货币政策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的。经货联盟后货币和财政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总结如下：
1.关于动态不一致性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是共同货币当局及分散的财政当局的信誉问题。Mourmouras和Su（1995）建立了成员国债务不确定前提下的共同货币当局和成员国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如果共同货币当局能够保证其独立性和信守物价稳定的承诺，那么就会有助于货币政策主导体制的形成，从而严肃财政纪律，防止无约束的财政政策对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Beetsma和Bovenberg（1995），Beetsma和Uhlig（1997）对税收发生扭曲情况进行研究时发现，如果央行缺乏信守承诺的能力，政府就会进行赤字融资，最终将迫使央行放弃物价稳定的目标，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而一个独立的信守承诺的中央银行，则能够起到对财政纪律约束的作用。Beetsma和Uhlig（1999）认为财政政策会诱导实际产出和自然产出的缺口，从而诱导中央银行（希望将产出稳定在自然水平）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动态不一致）。Banerjee（2001）分析了中央银行采取动态不一致的行为时欧洲经货联盟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协调。Dixit和Iatmbertini （2001）分析了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他们考察了中央银行和政府在产出和通胀目标相矛盾时，有和没有货币承诺时的均衡，包括纳什均衡和先行者均衡。他们的结论是：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之间非合作的相互作用导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竞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增加产出为目的，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以降低通胀为目的。对财政政策的制度限制，如《稳定与增长公约》，在改变财政反应函数和影响产出——通胀结果方面可能是有效的。Dixit和Lambertini（2003）假设中央银行产出和通胀目标都低于财政当局的目标值，建立了两政策之间竞争模型。在这种博弈下，中央银行受规则约束，而财政当局有权视情况决定其财政政策，财政当局很可能会破坏中央银行的承诺。博弈结束时，货币政策过于紧缩，财政政策又不够扩张。他们的结论是：如果货币和财政当局保持政策动态一致时，他们应当具有相同的产出和价格目标，这些目标与社会最优目标相一致。当存在动态不一致时，通货膨胀目标应当降低，但是至关重要的是，两当局的产出和通胀目标应当一致（目标偏好的权重可以不同）。
2.关于分散的财政当局问题（decentralized fiscal authorities）。这类分析对不同当局的目标函数进行了假设。Bane-jee（2001）分析了两国具有各自的财政政策，并拥有共同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他分别假设了政策制定者自由选择政策工具和选择政策工具时受到约束的两种情况，然后对不同假设条件下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结果进行了比较。Beetsma，Xavier Debrun和Frank Klaassen（2001）也对此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相似的结论。Torben Andersen（2002）发现，在出现对称冲击和政策参与者增加的时候，非合作的财政政策的成本很大。相反，在特殊冲击和政策参与者减少的情况下成本很小。Uhlig（2002）假设，中央银行致力于将产出偏离自然水平和通胀偏离其目标水平最小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财政当局只关心产出，会导致无效率，对产出稳定会造成压力，产生通货膨胀的倾向，从而诱导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在他的模型中，中央银行没有对利率水平附加任何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当局间的协调将是有利的，有助于保持利率下降。
3.财政约束（fiscal restraint）和协调问题（杨照东，王劲松，2004）。由于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制度外溢性，因此需要财政约束。Bliss和Nalebuff（1984），Alesina和Drazen（1991）提出，在货币联盟中如果其他国家主动控制债务和赤字，提供财政纪律公共产品的话，则每个国家都会存在一种放松自身预算的动机，从共同预算稳定中“搭便车”，最终导致共同财政纪律松弛，危及共同货币的信誉和货币联盟的稳定；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则可以作为一种成员国财政协调的外在约束机制，减少各国财政的溢出（Allsopp和Vinesl996）。
Giovannini（1994）也指出，对财政预算硬约束的规定，可以阻止成员国将内部财政困难输出，危及整个联盟的利益，在缺乏“共同联邦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关于财政约束的条约规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当然也存在着与上述相冲突的观点，如Dombusch（1997）认为，财政约束虽然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在实际中，如果共同货币当局信守承诺的话，这样的约束反而会束缚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功能的发挥。
财政协调源自成员国财政政策的相互溢出。Laursell和Metzler（1950）在一个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分析认为，一国财政支出的扩张，将增加本国产出水平，但通过对世界利率的溢出效应，将使其他国家的产出下降，其国内开支增加，最终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Masson和Talor（1993）发现了财政协调的重要性。欧洲汇率机制（ERM）体制下，德国财政扩张在增加产出时，倾向于降低其他成员国的国内产出，形成外部溢出的负效应。也有一些学者反对财政政策协调，如Eichengreen（1996）认为，在经货联盟中财政政策的跨界溢出的负效应并不显著，从而使超过《马约》规定之外的财政政策协调的经济收益十分微小。Beetsma和Bovenberg（1998），Uhlig（1999）进一步指出，如果在成员国层次上有足够的空间让市场机制和财政“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话，财政政策的跨区溢出效应也许很有限，因而不必进行财政政策协调。
4.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Sibert（1992），Levine和Brocine（1994），Beetsma和Bovenberg（1998）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一个由分散的财政政策和共同的货币当局组成的货币联盟中，如果货币当局对于货币政策控制不严格，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倾向和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当存在财政合作或财政先行时，则可以严格财政和货币政策纪律，避免上述情况发生。
Macro Buti，Werner Roeger和Ian int Veld（2001）分析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假定财政当局确实关心通货膨胀，当经济受到供给冲击时，合作是值得的。Bas van Aarle，Jacob Engwerda和Joseph Plasmans（2001）分析了两个国家具有各自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他们采用不同损失函数的静态设计，包括两国间溢出竞争。他们运用数字模拟分析了两个财政当局和一个货币当局的非合作、完全合作、两个财政当局联合、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合作的情况。他们发现，在两国受到对称和非对称冲击时，合作对于财政当局是有效率的，两个财政当局采取共同的政策倾向，会产生帕累托改进。Luca Lambertini和Ricccardo Rovelli （2004）考察了在宏观经济稳定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分析表明，如果财政政策考虑到产出和通胀福利函数（通胀福利函数与中央银行定义的相一致），那么，两个当局都会从合作中获利。Kooper和Kempf（2000）在两国模型中分析了组建和不组建货币联盟两种情况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行为。当财政政策制定者和货币政策制定者的政策目标一致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便会相互作用。在他们的模型中，两国有共同的财政限制，两国政府尽量以较高的共同价格的形式将成本传给另一方。他们的结论是：当货币当局作为先行者，货币联盟会得到帕累托效率改进的结果；而如果财政当局是先行者或财政当局的赤字融通受到限制，货币联盟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取得福利改进的结果。
主要参考文献：Andersen， T.， 2002. “Fiscal Stabilization Policy in a Monetary Union with Inflation Targeting. ” ECPR Discussion Paper No. 3232.
Barro， R. and Gordon D. B.， 1983. “Rules， Discretion and Reputation in a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 ”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2（1）： 101——21.
Banerjee， G.，2001. “Rules and Discretion with Common Central Bank and Separate Fiscal Authorities. ”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53： 45——68.
Beetsma， R. and H. Uhlig， 1999. “An Analysis of the 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 ” The Economic Journal. 109： 546——571.
Dixit， A. and L. Lambertini， 2001. “Monetray - Fiscal Policy Interactions and Commitment versus Discretion in a Monetary Union.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5： 977-87.
Tabellini G.， 1986. “Money， Debt and Deficits in a Dynamic Game. ”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December.
Tumovsky， S.J. and V. d‘ Orey， 1986. “Monetary Policies in Interdependent Economies with Stochastic Dis turbances： a Strategic Approach. ” Economic Journal. 96： 696——721.
Sargent， T.J. and Wallace， N.， 1981. “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 ” FRB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5（3）：1-17.
杨照东、王劲松，2004：“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2004，2：7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