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5.15
中图分类号：F273；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66-04
The Study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Logit Model of Multiple Choice
SONG Yongch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450002）
Abstract： In consideration of valueadded ability and embedding position，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GVCstatus of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enterprises， points out the various constraints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ment， and designs the investment mode for these constraints. These modes are as follows： the market penetration mode，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mode， the multiple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common value mode. It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179 Chinese OFDI activities during 2005 to 2014， conclud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different investment mode. Final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enterprises has been drew.
Key words：The Belt and Roa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lobal value chain；multiple logit model
1 引言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也反映了中国正逐步迈入引领全球经贸格局的新时期。“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环境有其特殊性，涵盖的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1]。“一带一路”战略有别于中国既有的开放战略和投资布局，国内企业应当找准利益契合点，积极到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2]。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怎样提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优化投资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研究集中在投资绩效与影响因素方面。Dikova和Witteloostuijn把对外直接投资分为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模式[3]，在此基础上，Brouthers和Hennart研究了不同投资模式的绩效，并认为绿地投资的长期投资绩效最高，并购次之，合资模式的投资绩效最低[4]。汝毅和吕萍认为，跨国并购初期绩效较好，随着时间的推移，绿地投资绩效提升更为明显[5]。Myachin等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环境对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6]。Kyrkilis和Koboti 以投资失败率作为代理变量，研究了并购、新建独资和合资三种模式的绩效，结果表明新建独资的失败率最低，并购最高[7]。余官胜和都斌认为跨国并购更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8]。
现有研究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分析框架基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经验，研究结论对于中国企业的指导意义有待商榷；第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实证研究很多，但缺乏优化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具体路径；第三，主要从进入方式和股权结构的视角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较少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展开研究。本文从嵌入位置和附加值两个维度，刻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针对其制约因素，设计出多元投资模式，然后通过实证检验，得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理论分析
全球价值链理论从组织分工角度研究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价值链活动。各国要素禀赋不同使跨国公司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而将价值链环节在全球布局，一国的价值链地位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本文借鉴王岚和李宏艳的方法，从嵌入位置和附加值两个维度衡量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9]。两个维度将对外投资企业分为四类：①上游高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价值链上游，且增值能力较强（如设计、研发企业），我国此类企业存在着研发水平较低的困境。②下游高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价值链下游且附加值较高（如营销、售后服务类企业），此类企业竞争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弱。③下游低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最终需求且增值能力弱（如加工装配企业），此类企业附加值过低，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地缘关系复杂，投资风险高，投资效益有限。④上游低附加值。此类企业嵌入位置位于上游但附加值较低，原材料及中间品制造商多属于此种情况，虽然位于上游，但盈利能力不强，此类企业产能过剩，对沿线地区的投资领域单一、产业链条短，且投资摩擦大，在东道国负面影响相对较多。 针对上述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企业遇到的困境，本文有针对性地设计如下四种投资模式：①多元发展投资模式。以设计、研发为代表的第Ⅰ类（上游高附加值）企业，存在研发水平落后的现象，企业很难依靠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在投资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此本文提出多元发展投资模式，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同时在多个行业进行经营，通过进入与现有产品有一定关联的领域，以实现企业规模扩张。②市场渗透投资模式。以营销、服务为代表的第Ⅱ类（下游高附加值）企业，其竞争力普遍较弱，在投资过程中??采用逐步扩张的投资模式。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拓展销售渠道等组合策略，在利用现有产品不断开辟新市场的同时，也向现有市场提供新的产品，以实现市场的逐步扩张和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③纵向整合投资模式。以加工装配为代表的第Ⅲ类（下游低附加值）企业，增值能力弱，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复杂，投资效益有限，我国企业应充分利用上下游产业链的作用，整合优势资源，同时加强和相关企业的相互合作，共同提升企业竞争力。④共同价值投资模式。以原材料及中间品生产商为代表的第Ⅳ类（上游低附加值）企业，产能过剩，产业链条短，容易同东道国发生摩擦，宜采取共同价值投资模式，不仅关注本国企业的利益，同时应当注重双方的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平衡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利益诉求。
3 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3.1 基本模型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取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为因变量，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自变量，通过多元Logit模型，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企业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选择第j种投资模式的概率为：
其中，yi代表第i个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选择的投资类型；xi代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生产效率、东道国市场规模等；βj是待估计参数。
本文选择第四种投资模式（即共同价值投资模式）为对照组，将其他模式与其进行比对，从而建立n-1个（n为投资模式种类）Logit模型。假设多元发展投资模式、市场渗透投资模式、纵向整合投资模式和共同价值投资模式的概率分别为P1、P2、P3和P4，对于m个自变量拟合三个模型如下：
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多元Logit模型，并使用迭代法得到参数的估计量，进而考察价值链位置对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
3.2 变量及说明
3.2.1 核心变量
GVC：价值链地位。本文研究价值链地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该变量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核心变量。参照王岚和李宏艳的方法[9]，构建体现嵌入位置和附加值的价值链地位评价指数。假设存在M个国家，N个产业，将第i个国家第k产业的GVC指数定义为：
GVCi，k=dvai，k+∑Mi，j=1∑Nk，l=1dik，jlYj，lYi，kGVCj，l（3）
其中，GVCi，k表示i国k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GVCj，l表示j国l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dvai，k表示i国k产业的直接价值增值系数，Yi，k表示i国k产业总产出，Yj，l表示j国l产业总产出，dik，jl表示j国l产业对i国k产业中间品的直接消耗系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所限，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处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来代替企业价值链地位。
3.2.2 控制变量
SMA：东道国市场规模。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具备市场潜力的地区进行生产，通过规模经济和较低的边际成本，实现长期利润最大化。本文使用东道国实际GDP衡量市场规模。
EFF：企业生产效率。只有当生产效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跨国公司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使用企业人均产值（即总产值/员工人数）来衡量企业效率。需要指出的是，人均产值依赖于固定资产的数量，因此并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企业效率，但在将资本密集度作为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二者具有严格的正向关系[10]，因此本文使用人均总产值作为企业生产效率的替代变量。
CAP：双边投资协定。签订有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制度保护，所以企业更愿意到与中国签订有保护协定的国家进行投资。本文将同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赋值为1，否则为0。
EXP：企业国际经验。国际经验是形成所有权优势的重要因素，同时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学习效应，降低海外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本文使用样本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记录衡量海外投资经验，如果样本企业在之前有过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则该指标取值为1，否则为0。
OWN：所有制形式。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国有企业享受的政策扶持力度较大，融资能力更强。而民营企业受到准入限制与融资约束的制约，因此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将对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产生影响。本文使用哑变量表示企业所有制类型，国有企业赋值为1，民营企业赋值为0。
CAP：资本密集度。Antràs认为跨国公司容易同东道国的上游企业在实物投资上开展合作，但在雇佣员工协作上却难以实现，因此资本密集度是跨国公司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重要影响因素[11]。借鉴周茂等的方法[21]，本文使用人均资本（即样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员工人数）核算企业资本密集度。
3.3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到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主要来自Zephyr并购数据库，然后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进行比对，最后筛选出2005～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79次直接投资活动。企业特征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避免该数据库存在的指标缺失、样本异常等问题，本文剔除了总产值、从业人员、固定资产投资明显过小的不合理样本。企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均调整为2005年不变价格。其中，总产值和固定资产分别按照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价值链地位所使用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和直接增加值系数来自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东道国GDP数据来自EPS数据库，然后使用2005年不变价进行平减。双边投资协定数据来源于UNCTAD的双边投资协定数据库，并同商务部中我国签订BIT一览表进行了比对。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实证研究之前，先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为检验多元Logit 模型中是否所有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都为0，本文对实证模型进行了似然比检验，最终模型和不含自变量只含常数项的模型相比，χ2值为224.589，说明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系数不为0，该模型有意义。伪决定系数检验显示，McFadden系数为0.869，模型拟合良好。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模型设定符合IIA假定，即不同投资模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进一步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回归结果可知：
（1）价值链地位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市场渗透模式、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性变量，三个Logit回归模型中，该指标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价值链地位在三个回归模型中的系数分别为0.139、-0.384和0.745，说明价值链地位指数越高，企业越容易选择纵向整合模式，其次是多元发展模式，最后才是共同价值模式和市场渗透模式。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跨国公司的产品升级，提高了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地位，而且价值链地位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2）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市场渗透模式、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性变量。从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前两个模型中该变量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第三个回归模型中该变量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分别为0.316、0.179和0.429，即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企业越愿意选择纵向整合模式，其次是多元发展模式，最后是市场渗透模式。这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密切相关的，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部分优势产业在国内市场出现过剩，这些产业具有市场寻求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
（3）双边投资协定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市场渗透模式的显著性因素。本文实证结果显示，上述两个模型中该指标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小于0。这说明在对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投资过程中，企业首选的模式是共同价值模式，其次才是多元发展模式和市场渗透模式。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注的不仅仅是企业收益，更注重双方的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平衡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利益诉求。
（4）生产效率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和市场渗透模式的显著因素，但不是影响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因素。从回归系数分别为0.249、-0.005和0.001可以看出，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更容易选择多元发展模式，通过进入异质市场或增加产品种类，开展多元化经营来规避投资风险和实现资源共享；对于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而言，更容易采用价格竞争策略进行市场渗透。
（5）对外直接投资经验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和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性因素，且系数均为正数，说明多元发展和纵向整合由于具有盈利点多、抗风险能力强的特点受到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青睐。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经验之后，跨国公司将逐渐从单一产业向多元化发展转型，拓宽了公司发展方向，分散了行业市场风险，有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
（6）企业所有制形式和资本密集度在三个Logit回归模型中多数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二者并非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主要因素。当前虽然中国民营企业仍存在着缺乏资金、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但是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民营企业更加灵活的应变能力和敏锐的市场嗅觉开始占据优势，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资本密集度的不同所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小。
5 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以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有针对性地设计出多元投资模式。然后通过多元Logit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不同投资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多元发展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东道国市场规模、生产效率、企业国际经验和双边投资协定；市场渗透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东道国市场规模和双边投资协定；纵向整合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东道国市场规模、企业国际经验、双边投资协定和所有制类型。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应当针对处于不同价值链地位的企业，选择差异化的投资模式。从组织分工角度来看，企业竞争优势源自价值链活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附加值不同，决定了企业竞争优势有所差异。要素禀赋的差异使得跨国公司?榱嘶袢【赫?优势而将价值链环节在全球布局，企业所在的价值链位置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因此，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应当根据企业所处的价值链地位，选择适合的投资模式，才能获取预期效益。
（2）充分发挥双边投资协定的作用。从本文实证结果来看，是否签订双边协定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重要因素。同国内投资相比，跨国投资的固定成本更高，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将切实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双边投资协定对跨国投资的准入条件、投资待遇、争议解决办法等责任和权力均进行了明确规定，为投资者提供了法律层面的保护。目前中国已经同“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有效降低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本。
（3）加强政策引导，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本文实证结果显示，企业生产效率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重要因素，同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动机。应当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减少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干预；同时应当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引导企业创新，提高生产效率。鼓励生产效率较高、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有助于企业化解产能过剩，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有助于实现产业的国际转移，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有助于落实国家总体部署，掌控区域经济贸易主导权，解决资源依赖难题，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