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5.17
中图分类号：X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75-05
Study on Haze Governance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Social Capital Embeddedness
PENG Benhonga，b， TU Yub
（a. Institute of Climate Change & Public Policy；
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Abstract： Based on questionnaire data， this paper divides social capital into 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and non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to analyze different effects of dual social capitals. Meanwhile， it applie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e equations modeling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ual social capitals，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s of haze governance. Conclusions show that dual social capital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the performances and both governance practices play intermediary roles in the relationships. Specificall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service， haze governance need force to keep behaviors going. So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rust and incentives are limited.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at haze governance must be launched from the norms， value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so on： enacting laws and policies to make up the loopholes in the system； promoting trust between the public and governments and encouraging supervises from the market； leading the tenden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develop green economy； coordinating multilateral behaviors and encouraging capitals to interact.
Key words：haze governance； dual social capital； coordination； incentive
中??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关注，雾霾治理更是近年来各方关注的焦点。2010年，北京、广州、上海三地因PM2.5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2349人、1715人、2980人，经济损失总计逾60亿元。因此，探索有效的雾霾治理机制在改善民众居住环境、保障社会安定和谐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目前，各国实施的环境保护政策多分为“政府管制”与“市场主导”两种模式，而政策失效或市场失灵均会造成治理效率低下与成本增加，所以，结合政府与市场的第三方力量――社会资本驱动的多主体联动环境保护行为为解决雾霾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社会资本作为行动主体在行动过程中获得并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各类资源[1]，近年来在中国“人情文化”环境中被广泛用于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学者研究了社会资本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组织学习[2]、高新技术企业创业要素[3]、多元化战略与业务绩效[4]、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5]等问题，而在环境治理方面，Pretty在理论上研究了社会资本与环境保护间的关联，指出雄厚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环保措施的实施效果[6]。刘晓峰则分析了社会资本以及社会分歧、社会能力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指出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能力具有正面作用，社会分歧具有负面作用，而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则无明显作用[7]。祁毓等在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的研究上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二者呈倒U型关系，社会资本的积累必须保持在合理区间才能实现治理绩效的最优[8]。由此可知，社会资本不仅可以运用于企业发展、创新绩效等个体或组织层面，同时对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从社会资本嵌入视角研究中国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被广泛应用于创新绩效提高、环境资源保护、社会问题解决等，学者在定性或定量分析、以社会资本为直接或间接变量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深入探讨，而现有研究成果在环境问题治理方面较匮乏，且现有研究多倾向于宏观分析，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索。因此，本文以我国日趋严重的雾霾问题为研究对象，结合雾霾治理的双主体特征，将社会资本细分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并实证分析二者与雾霾治理绩效的相关关系；同时，引入双中间变量――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具体研究双重社会资本的作用路径，为解决我国雾霾治理问题提供更具可执行性的启示。
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雾霾治理与双重社会资本
倡导绿色经济、开展雾霾治理是我国乃至世界各国一直积极倡导并开展的行动，但各国在雾霾治理上所取得的成效却相差甚远，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影响雾霾治理绩效的因素（包括政务考核方式、经济发展模式、治理主体等）纷繁复杂。首先，发展中国家多追求GDP发展而忽略环境保护，导致部分经济带动力强但空气污染?乐氐牟?业优先发展，因此，雾霾治理绩效的提高需要政府转变工作考核方式，不以GDP为唯一标准；其次，提高治理绩效需要企业追求低碳发展，将环保理念融入企业文化，从而带动相关产业、企业以及员工关注并投身雾霾治理；同时，Dulal等指出，依靠多主体的参与，由公民、公益组织、企业、专家和政府组成的多主体联盟，对提升治理效果具有重要意义[9]。因此，仅靠政府单一主体不能解决复杂的雾霾问题，必须吸引公众、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力量参与其中，更要从政策强制力、舆论引导力、文化感染力等多方面协同解决雾霾问题。
现有研究对社会资本的分类主要包括以下四种：一是以Brown为代表的微观、中观与宏观分类[10]；二是以Ostrom为代表的狭义、过渡和扩展分类[11]；三是以Coleman为代表的个体与集体分类[12]；四是以Nahapie为代表的结构性、关系性与认知性分类[13]。而关注制度因素，Krishna等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制度型”与“关系型”两种[14]。“制度型社会资本”强调制度特征，以可见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关系型社会资本”则强调非制度特征，以内在形式嵌入在群体之中并影响群体中个体的行为。而雾霾治理涉及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与民众等多个主体，必须统筹包含政府与市场双方力量的社会资本，既要调动二者加强互动合作，又要激励民众与社会公知等参与过程监督，最终提高雾霾治理实效。因此，本文结合雾霾协同治理的要求将社会资本划分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分别探讨二者的不同影响。同时，因为雾霾治理具有公共服务特征，企业组织较少甚至不参与其中，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不能通过政策强制力指导社会群体，而是通过补助等引导方式促使市场组织、民众等主体参与治理。因此，本文引入社会资本作用于雾霾治理过程的两个中介因素――协调与激励。
1.2 研究假设
1.2.1 政府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Putnam认为政府社会资本中规则、愿景和关系等要素的存在，有助于行动者更高效地开展协作行动[15]。因为雾霾治理属于公共服务范围，其主体是具有管理者性质的政府，而政府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强制行动者执行相关政策，通过信任机制以及社会关系给予行动者行动空间，因此，本文细分政府社会资本的两个分指标――规范与信任。具体地，要实现雾霾治理绩效的最优，就需要每一次治理行为都有法可依，要通过法律、政策等规范避免行动者只追求个人利益而忽略整体利益，要通过完备的制度保障不断降低管理与监督成本，而这些依赖于规范的建设。同时，雾霾治理涉及政府、市场组织、公众等多个主体，彼此以一个共同愿景为目标而行动，必然要形成稳定而深入的联系，而联系的形成则依赖于信任的产生[14]。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1b：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2 民间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民间社会资本作为政府社会资本失效时的补充，对提高雾霾治理绩效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Lichterman认为民间社会资本具体包括个人与组织[16]，这与雾霾治理需要公众的过程监督以及企业等组织的广泛参与相适应，因此，本文细分民间社会资本的两个分指标――公众层面的价值观与组织层面的组织文化。具体地，雾霾治理效果显现缓慢，经济效益不明显，但正确的价值观可以使公众形成开展雾霾治理必要性的共识，并积极投身实际治理过程中，进而降低雾霾治理的宣传与监督等成本，提高治理绩效。在组织层面，不论企业或非营利性组织，与时俱进地将雾霾治理的环保理念融入其组织文化，都会受到政府或市场的青睐，而关注度的提升则意味着企业利润或社会认可度的提升，进而促使组织更有意愿参与雾霾治理。因而，组织文化越关注雾霾治理，就越容易对提高治理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2b：民间社会资本中的组织文化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3 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Talbot等指出网络治理以参与者间的协调与维护为基础[17]，而双重社会资本必须通过引导方式促使不同主体参与雾霾治理过程，因此，本文引入协调与激励双中间因素分析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影响。一方面，雾霾治理需要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问题，而各主体在经济实力、治理水平等存在的差异要求分清两种社会资本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政府社会资本需要制定、实施规范并获得其他主体的信任，民间社会资本则需要引导公民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组织形成绿色发展的组织文化，而当这些做到协调统筹，治理过程中的各类矛盾才能有效化解，雾霾治理绩效水平才能得以提高。另一方面，因为雾霾治理缺乏直接、及时的反馈，因此，公众和组织需要必要的物质或虚拟激励才能形成雾霾治理的意愿，即要提高雾霾治理绩效不能只寄希望于行为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要通过激励机制引导主体积极参与到治理过程中。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a：治理行为中的协调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3b：治理行为中的激励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4 双重社会资本对治理行为的影响
双重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均有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为直接影响，也表现为对两种治理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Porter认为社会网络中的规范、信任、价值观等因素在为个体或组织带来收益的同时，可以影响对象的观念与行为[18]，因此，本文认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对两种治理行为均有正向影响。具体地，个体或组织的行为主要受正式规范的短期影响，但当规范所强制的行为固化为日常行为时，即使规范的执行力降低，个体或组织也会继续执行规范[6]。而Fishbein等也指出，个体或组织的决策行为必然是在考量所处环境的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做出的，而对集体利益的维护以及为了与他人意见保持一致的动机对个体或组织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19]。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a：政府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正相?P关系。
H4b：政府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正相关关系。
H4c：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正相关关系。
H4d：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正相关关系。
2 实证研究
2.1 变量测量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用7分制Likert量表并依据研究目标进行初始调整，在广泛听取专家意见、采纳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变量及其测量口径进行统筹调整；最后，在大规模发放问卷前，选定部分目标企业及人员开展问卷预调研，并根据反馈意见对问卷内容进行最终修订。具体地，需要测量的4个变量，包括政府社会资本、民间社会资本、治理行为与雾霾治理绩效。根据Knack等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口径[20]，本文选取规范（X11）与信任（X12）2个因素测量政府社会资本，选取价值观（X21）与组织文化（X22）2个因素测量民间社会资本；其次，考虑Talbot等提出的“网络治理以参与者的协调为基础”结论[17]，鉴于雾霾治理的公共服务特征，本文对治理行为的测量通过协调与激励2个因素展开，并利用“主管部门指导治理主体的行为（X31）”和“治理主体间发生冲突时主管部门进行协调管理（X32）”2个题项对协调行为进行衡量，利用“主管部门给予治理主体经济补助（X41）”“主管部门在政策扶持上帮助治理主体行动（X42）”和“主管部门在治理过程中对治理主体进行宣传（X43）”3个题项对激励行为进行衡量；最后，根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5）》关于雾霾主要组成成分的说明，用PM2.5水平、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与氮氧化物含量表示雾霾水平，并由此构成问卷调查中的“雾霾状况改善程度等级评判（X51）”指标，根据问卷填写者关于雾霾改善程度的评价数据对雾霾治理绩效进行等级评估。
为保证问卷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问卷发放对象包括政府环保部门、民间环保组织及个人、高校、科研院所中从事环境治理研究的教师或学生等，主要通过纸质及邮件等问卷留置方式发放问卷，向问卷填写者介绍问卷调查目的及填写方法，同时采用匿名形式消除填写者顾虑。另外，为保证数据的代表性，降低随机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问卷调查时间为2016年2月至7月结束，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83份，回收有效率为76.6%。样本关键特征如表1所示。
2.2 信度与效度检验
对有效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社会资本、民间社会资本、治理行为与雾霾治理绩效的Cronbach’s a系数均较高，分别达到0.80、0.78、0.75、0.84，均大于标准值。因此，问卷调查数据具有较高信度。然后，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模型收敛效度，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因素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显著性符合要求（P<0.05或P<0.1）；其次，多个因素的组合信度均大于0.8；同时，各变量的平均萃取变异量（AVE）均大于0.5。因此，此模型中的各因素均收敛于相应的变量。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首先运用回归分析分别对4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初步判别双重社会资本、治理行为、雾霾治理绩效三者间的关系；再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及其各因素间彼此影响的整体关系。
3.1 回归分析
首先，分别以规范、信任、价值观、组织文化、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为自变量，雾霾治理绩效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方程1。由表4可知，规范、价值观、组织文化和协调行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86、0.810、0.772和0.786，其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而信任和激励行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23、0.293，其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因此，验证假设H1a、H2a、H2b、H3a成立。回归分析后，修正假设H1b’为：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修正假设H3b’为：治理行为中的激励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其次，前面对各变量及因素间信效度的实证检验均达到较好水平，因此，针对假设H4a、H4b、H4c和H4d，本文拟采用单一变量指标代替多重因素指标。具体地，分别以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为自变量、协调行为为因变量构建方程2，则由表4可知，政府社会资本与协调行为的相关系数为0.794，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与协调行为呈正相关，而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则具有较弱正面影响（相关系数0.478）。回归分析后，假设H4a得以验证并成立，假设H4c需加以修正，修正假设H4c’为：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最后，分别以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为自变量、激励行为为因变量构建方程3。则由表4可知，政府社会资本与激励行为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69），民间社会资本与激励行为的正相关关系较弱（相关系数为0.587）。回归分析后，假设H4b得以验证并成立，假设H4d’需加以修正，即修正后的H4d’为：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3.2 结构方程分析
回归分析已初步验证并修正了各变量及因素间的关系。本文将运用结构方程对模型进行路径拟合。模型的拟合指标中，Chi-square/df值为2.963（小于3），拟合优度值（GFI）为0.810（大于0.7），模型适合度（CFI）为0.821（大于0.7），近似误差均方根（RMESA）为0.078（小于0.1），各指标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表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结构方程的整体模型及部分参数如图2所示。
结构方程各指标的数值如表5所示。修正后的各假设均得到验证。
（1）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为0.711，通过显著性检验（P=0.001），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社会资本中信任的路径系数为0.186（P=0.013），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较弱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1a、H1b’成立。
（2）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组织文化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85、0.702，且显著性水平符合要求，说明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与组织文化对雾霾治理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2a、H2b成立。
（3）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相差较大：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69（P=0.001）、0.413（P=0.005），说明协调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激励行为的正向影响则较弱。验证假设H3a、H3b’成立。
（4）政府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775、0.714（P值均为零），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245（P=0.053）、0.383（P=0.001），说明政府社会资本对协调行?橛爰だ?行为均具有正向影响，而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均具有较弱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4a、H4b、H4c’和H4d’成立。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与回归分析结果一致，再次验证了相关研究假设。而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以协调与激励两种治理行为为中介因素的社会资本嵌入视角的雾霾治理研究，具有区别于以往结论的特别之处：
第一，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较弱的正向影响（以往研究多认为二者呈较强的正向相关关系），这是因为雾霾治理具有区别于其他问题的公共服务特征。在我国这样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公众对于雾霾治理等公共服务的关注尚有欠缺，企业等盈利性组织仍多关注业务收入而忽略社会责任。因此，建立在高度环保意识基础上的协同治理行为难以实施，进而直接制约信任因素对提高雾霾治理绩效的作用。
第二，激励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正向影响有限（以往研究多认为激励等号召性行为有助于彻底解决问题），这是因为政策强制力在解决公共服务问题时更高效。本文前面已经说明，雾霾治理的公共服务特征易导致民众与组织的“不作为”心理。因此，基于社会资本的治理行为必须更倾向于行政命令或政策规定等强制力，避免出现“一人偷懒，人人偷懒”的局面。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日趋严重的雾霾污染为研究对象，从政府与民间双重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引入协调与激励双中间因素，通过回归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探讨双重社会资本、治理行为、雾霾治理绩效三者间的关系，并针对雾霾治理问题得出以下结论：（1）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正向作用，包括作用于雾霾治理的直接正面影响，以及通过两种治理行为的间接正面影响。（2）雾霾治理的公共服务特征，导致政府社会资本中信任因素对提升治理绩效的正向影响力不明显。（3）具有强制力性质的协调行为比倾向于号召性质的激励行为，更有助于提高雾霾治理绩效。（4）政府社会资本比民间社会资本更具公信力，更能调动主体积极实施治理行为。
结合我国雾霾主要成因、公共服务供给等具体国情，提出相关治理建议：（1）政府社会资本作为雾霾治理的主体，需要充分发挥规范与信任等因素的积极作用，尤其是要补足我国在环境保护政策、法律等规范层面的缺陷；（2）政府需要加强与社会组织、公民等主体的互动，引导各主体参与雾霾治理规范的制定，促进信任在政府与各主体间形成；（3）积极引导公众树立雾霾治理的环保价值观，引导社会组织将绿色发展融入企业文化；（4）政府与民间社会资本需要彼此激励，摒弃仅关注雾霾治理经济回报的狭隘观念，促进开展协同治理行为，营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