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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学概念在近代的阐释

  【中图分类号】 G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6-323-2
  钱穆先生称国学“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并且“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前既无承”大概是说时之国学概念古所未有不可追;“将来不立”则体现了对国学生命力信心不足。无论“国学”一词是否是时代名词,但是至少在当今,国学薪火正旺。国学一词古已有之,由周代礼乐教育逐步演化成古代高级官学。近现代国学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历代学者对国学进行了诸多阐释,体现了近代国学含义的未定性和可辩性。
  国学在早期还蕴含有“中学”的影子。国学产生于清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面临着来自西方世界的冲击,中华民族也在大势所变中逐渐认识到己之落后与不足,传统文化在接触西学的过程进行自我审视和汲取借鉴,进而近代民族主义观念形成,“中学”概念普及开来。梁启超在成书于1904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较早提及了国学的近代意涵,梁氏在此书中并非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而是主张在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背景下,主张了解中国文化,才能更好的学习西方为己所用。他言及“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这里国学所指即为本国文化或者本国学术思想。在东西学相较的背景之下,这里的国学更多倾向“中学”概念。以“国”为概念去理解,仍然受近代中外较量的背景下,特别是国家概念明确以后,以“中”为“国”,故而国学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学的代表。不仅如此,这种理解还建立在近代世界各国竞争日益激烈的基础上,中国显为落后,为昌明爱国,保存国学是为保存国魂,故有学者言“国魂果何所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
  由中学象征意义扩展而来的国学,其意涵承中国古典学术发展脉络,逐渐成为一种统而广之的宏大概念,包罗万象。其中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1.中国古代固有的学术内容。以国学指代古代中国学术体系似乎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早在20世纪初,国粹学说最早兴起,1903年其代表人物黄节倡议东京留学生建立国学图书馆,并且开列了馆藏书目种类,可以窥见近代之初的早期国学大致包含的范围。图书馆藏书共分为五部,一为道德哲理之部,包括《十三经》、周秦诸子、宋明理学之、佛典;二为历史之部,不仅有正史,别史杂史普转一并包含;三为地志之部,包括一统志、各省通志、各府州县志,乃至纪行等类;四为丛书之部,百种始终大丛书宜尽购;五为文学之部,诗古文辞、曲类,有文学趣味者。从中我们看出,包括文史哲、游记等多个方面,只要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对象的内容,均可纳入国学的范围之内,因而国学在大范围上仍然脱离不开中国大学术圈的内容。
  持此观点的学者众多,成为一种代表性观点,时至今日也被广泛认可和接受。1906年,章太炎发起国学讲习会,9月《民报》上发表了署名为国学讲习会发起人的《国学讲习会序》,此文明确表达了所讲国学内容为“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以古来人物迹之可谓法式者”。同年,为崛起国学、发扬国光,章氏又设国学振起社,主讲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和中国历史,二者均体现出章氏所主张之国学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内容。30年代前后,钱穆在《国学概论》一书的体系分配中,亦是根据“每一时代叙述思想主要潮流所在,略加阐发。”通过历数中国古典学术脉络来表达国学,发映出其所阐释的国学仍离不开中国古典学术的内容。不仅如此,汪震、王正己在《国学大纲》中认为“国学为中国固有之学问,盖指我国欧学东来以前之学也” ;蔡尚思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学术大纲》中概括更为全面“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那就无所偏畸了”,“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
  2.传统儒学。儒学是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核心和王者,因此也有观点将国学等同于儒学。近代倡国学先行者邓实在1905年到1907年集中撰写了多篇文章集中介绍了国学,其中详梳了儒学发展史,在他看来所谓国学即“汉以后神州之学术,在乎儒者之一家而已。儒者之学术,其大者在乎六经而已”,“大抵以儒家为质干,以六经为范围,舍儒以外无所谓学问,舍六经以外无所谓诗书”,可以看出邓实对儒学作为国学之本的认同。以儒学为国学的风气曾一度弥漫学界,民国初年,刊登于《甲寅》杂志的《国学》一文中痛斥此风,其言:“愚以为近日言国学专尚儒术,则名实不称,言民德专尚儒术,则奔走之风炽,二者皆洪水猛兽”,并认同章太炎、刘师培、黄节之《国粹学报》、朱孔彰之国学社“不专宗孔学,是为名实相称”,以此可以看出时之学术界有以儒学为国学的氛围,这既是中国传统所致,又可能受社会政治氛围影响。
  3.国学即国故学。胡适先生以持此说而闻名,他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传播了这个有名的论点,他指出:“‘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并提出了扩充国学研究领域的治学方法,“包括上下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国故运动渐成学术界大势之时,刘师培、黄侃等人成立“国故社”,其社刊《国故》也明确提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实际上与胡氏所持观点大抵相同,即以“国故”代为国学。
  但是以国故为国学也引起不少人的反对,曹聚仁对胡适以“国学”为“国故学”的简称就表示反对,认为“胡氏之说,殆迁就俗称而为之曲解耳,疑知‘国故’二字之重心在‘故’,与‘故’乃知所研究值对象为过去文化思想之疆石”,“愚以为国故学,必当成为‘国故学’,绝无可省之理”。吴文琪指出“近人往往把国故学声省称为国学,于是便引起了许多可笑的误会……所以我们证明定义,应当称为‘国故学’,不应当称为‘国学’”,国故的学问只包括考订学、文字学、校勘学、训诂学,“严格来讲,只有以上这几种学问,才是纯粹的国故学”。
  4.以文学或文字学为重。中国古代留下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以文学为国学也是近代以来部分学者所持的一种观点。南社是近代有名的以文学为核心和武器的学人团体,以“操南音不忘其旧”的南社自创立始就确立了文化救国的目标,其发起人高旭在创立时曾说:“中国国学之尤为可贵者,端推文学”。除此之外,邵祖平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国学导读》中亦指出“国学者,国文学而已”。文字作为一个国家文化表达的鲜明符号,闻一多先生在清华就读时亦在《论振兴国学》一文中倡导国粹之重在文字,他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文字是也。文字这,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
  5.以史学研究为主。国学以史学体系为主,见于提倡整理国故的胡适先生,他认为理想中的国学研究,是一个系统,即“中国文化史:1、民族史2、语言文字史3、经济史4、政治史5、国际交通史6、思想学术史7、宗教史8、文艺史9、风俗史10、制度史”。并且极其强调了研究历史的重要性,认为历史的观念是“研究国故方法的起点,是‘开宗明义’第一章”,是否有研究国故的兴趣在于是否对历史存在兴趣。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也曾提出“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
  6.以六艺统摄诸学。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马一浮先生在《楷定国学名义》一文中认为以国学代替中国固有之学术名、用以区别外国学术并不适当,他提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改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在他看来,六艺之诗、书、礼、易、乐、春秋均是孔子之教,也是一切学术源泉,其余都是六艺的支流旁系,具体来说诸子、四部,甚至西来学术均统于六艺,六艺统摄于一心。此之区别于其他学者对国学的看法,是为独树一帜。
  以上诸多观点,无论是从广义还是狭义上阐释国学,均是对国学近代概念探索的有益尝试,在诸位学者的努力下,在学术界长期的讨论辨别中,逐步使国学发展成为几乎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思想文化无所不包的博大体系。从时代环境来说,国学自在近代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救国的政治色彩,因此在近代外患不断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对国学概念的持续讨论,也使得以国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成为诸学人振兴中国文化、重塑国人民族自信的学术救国途径和爱国情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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