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042-02
十月革命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经历以及他们的思想，如梁启超、朱执信等人，只是在那个“主义满天飞”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众多社会思潮的一种被中国人引进介绍的，并没有引起国人特别的重视。时代的变动呼唤新的理论指导新的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自觉积极地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成为一时潮流，蔚为壮观。作为五四时期最为重要的进步期刊之一，《新青年》顺势而动，开时代风气，引一时潮流，积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在中国的早期播中做出巨大贡献，居功至伟。《新青年》杂志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情况这一问题极具研究价值，这不仅是因为《新青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排头兵地位，还因为可以借助《新青年》杂志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情况的勾勒这个样板，管窥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概况和传播特点，以及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
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研究
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合力的结果。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从政治主张和党派来划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国民党人士、无政府人士和其他进步知识分子。其中，以第一类知识分子为主力军。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借助于《新青年》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周佛海等人。这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最先进的群体，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他们思想敏锐、目光长远，更是由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探知到人类社会演变的基本规律，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途径，因此他们是五四时期进步青年中首先觉悟的群体。他们关心国家命运，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自觉担负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任。
国民党人士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是众多人士和派别合力的结果。在十月革命后，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一时之潮流，除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外，国民党人士和无政府主义派别也都参与其中。
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参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国民党人士有蔡元培、顾孟余、邵力子、沈玄庐等人。《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的“马克思专号”就收录了署名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即为顾孟余所作。第八卷第四号《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收录了《力子先生再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可见邵力子是积极参与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批判的。国民党人士学习、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很值得研究的现象。从《新青年》上国民党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即可管窥一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不仅仅是共产党人士的贡献，国民党人士也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做出了贡献。不能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抹杀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历史价值和贡献。
其实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国民党人士是走在前列的。早在1906年，朱执信就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学说及世人对马克思的评价进行了一般性介绍。除朱执信外，国民党内的理论家戴季陶和胡汉民等人都对马克思主义比较重视，悉心研究，成就不菲。胡汉民尤其注重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和阐释，他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是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扛鼎之作。该文力求准确阐释唯物史观的学理和价值，并对各种非难唯物史观的观点逐一进行驳斥。不独如此，胡汉民还著文利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社会历史、哲学与伦理现象。戴季陶也热衷传播马克思主义，极力赞扬十月革命和苏俄政府，还曾直接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建。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建设》《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为阵地，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于国民党人士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应该充分肯定、公允评价。
无政府主义者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无政府主义也参与其中。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诸多相似地方，在“马克思专号”中，就有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的文章，主编“俄罗斯研究”的袁振英本身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士，或多或少都受过无政府主义的浸染。
从年龄结构来看，这批知识分子比较年轻，以1920年为准，最长者陈独秀和胡汉民41岁，30～40岁有7人，30岁以下有6人。这说明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队伍。他们年轻，思维活跃，易于接受新事物。从教育程度来看，这批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既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接受过现代新式教育和留学教育。从职业看，这批人主要是刊物的主编和撰稿人，有的甚至是刊物的创办者和主笔，便于利用纸质媒介传播马克思主义。从教育经历来看，所选录的15人都有留学的经历，主要是留学日本。域外求学的经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使得他们能够接触到新思想。此外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些人的语言技能，他们能够掌握一门外语或多门外语。如李大钊通日、英文，李汉俊通日、英、德、法语，李达、陈望道、施存统熟悉日语，又能翻译英文。袁振英更是精通英语。这为他们“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原著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文章扫清了语言障碍。
二、个别人物的研究――“渊泉”和“震瀛”
《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马克思研究”选登了两篇署名是“渊泉”的文章，分别是《马克思奋斗生涯》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注明录自《晨报》。关于“渊泉”是何许人也，很多人并不知情。早在1987年，杨纪元教授就考证出“渊泉”乃是陈溥贤的笔名。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也考证出“渊泉”即是《晨报》记者、主笔陈溥贤[1]。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陈溥贤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作为一名记者，陈比较关注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早在1918年底，陈就以《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日本采访“黎明会”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现状，归国后以“渊泉”为笔名发表一系列介绍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同时，陈将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及时翻译成中文在《晨报》发表。陈溥贤所翻译的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家河上的名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影响了包括李大钊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信仰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陈担任《晨报》主编，利用决策权、编审权，不仅自己在转译日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发表日本社会主义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还撰写了他理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正是陈的努力，《晨报》副刊早于新青年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使得《晨报》副刊成为《新青年》《星期评论》之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 新青年从第八卷起，还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集中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表现出对十月革命后俄国极大的热情与关注。它的横空出世就像陈独秀树立的一面旗帜，显露《新青年》的出版者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倾慕与认同。“俄罗斯研究”共刊出介绍苏俄的译、著38篇，其中译文35篇，“震瀛”署名翻译的就占了24篇。“震瀛”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袁振英。袁振英，广东东莞人，1894年生。早年在香港读书，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1920年应陈独秀之邀，担任《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的主编工作。作为陈独秀曾经的学生，袁振英没有辜负陈独秀的信任，主编了“俄罗斯研究”，这个树旗帜的专栏。袁振英还参与创建上海共产党组织，并发起创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袁振英晚年自称为“共产主义马前卒”[2]不无道理。
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像陈溥贤和袁振英这样被忽视的人物还有很多，不能因为其后来的政治表现和党派身份就有意忽略。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的研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虚美，也不有意识地忽略个别人物，凡是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和应有的肯定，都应该被历史所铭记。
三、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中转渠道――日本
在《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多数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新青年也刊发了由中国人翻译的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如陈望道翻译的山川均的《劳农俄国的劳动联合》、李达翻译的佐野学的《俄国农民阶级斗争史》，李达翻译的山川均的《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等文。
日本较早兴起社会主义运动。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悄然兴起。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1901年创立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一时在出版舆论界，出现了社会主义热，一批有分量的杂志与书籍破土而出。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留学日本的热潮。值此之时，中国大批青年在日本留学。20世纪初，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日本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渐高涨。河上、山川均、利彦等社会主义者十分活跃，勤奋翻译马恩经典著作，出现了一批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这些直接影响了我国进步思想界。日文本的马克思主义著述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的主要思想来源，《共产党宣言》中文本主要是从日文本转译的。欧美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普及本也是由日文本转译或者参考了日文本。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诠释的著述对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较大影响。再有就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私人交往，这样一种相互间的交流也便于中国知识分子了解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的最新情况。
中国第一批传播者如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胡汉民、李达等都有日本留学经历。他们在日本亲身感受到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从“冰河期”到复苏，通过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正是由于以上的因素，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渠道、中转渠道。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20世纪初的大事件，《新青年》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以陈独秀、李大钊、胡汉民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盗来西方的真理之火，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他们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可是也要看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由于文本转译以及文化隔膜等因素，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是不完整不系统的，在理解上也是不深刻的，甚至存在偏差。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苛求那一代知识分子。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也最终在中国开花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