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股澎湃的潮流。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到文化，从政治到社会，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在视点和方法上的开拓与推进。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等领域的学术实践日渐增多，产生出了一大批富有见地的学术成果。
一、城市与乡村研究
城市史的研究一直以来就是热点领域，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日益深入，城市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出现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不仅在某些专项领域不断深化、细化，而且发掘了新的领域和创新了研究方法。从区域上看，有关上海的城市史研究比较集中，发表了多篇研究成果，较广泛地讨论了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的种种领域。其他城市，如成都、南京、武汉、天津等地也有相关成果推出，关于清代西藏城市发展的研究是首次出现。“城市空间”也是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的领域。关于城市人口结构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乡村社会的研究热度不减，其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学者们的关注点集中于乡村权力格局的变动，乡村秩序控制与重建，不乏新观点。还有学者讨论了乡村危机、乡村认同、城乡关系等问题。近年来，交通社会史，尤其交通对城乡的影响成果初显。
二、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与社会流动
近年来，史学界加强了对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流动等领域的研究，对知识群体、商会、农业组织和社会阶层间流动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
知识群体的研究有了新的拓展，如对近代教师群体的研究。吴洪成等所著的《晚清教师史研究》考察了晚清时期出现的中国近代教师群体，着重再现了学校教师的来源;教师在社会等级中的身份、地位;教师工作任务的界定，及其培养训练的历程。还有学者关注近代留学生群体的活动，如韩策对留日学生的研究。当时一批留日学生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中担任教习，研究表明他们与这些进士及第的科举精英们在身份地位、年龄、知识结构等方面看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出现了“教习非师”的身份尴尬。以及在教学中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诸如日本名词的引入和接受、课程内容的设置和讲授、讲义的编写，等等。
近代中国多种多样的社会团体与社会组织也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对于该领域的研究，除了商会研究在继续推进之外，对农业组织及同乡组织等的研究有了相当程度的深化。此外，对其他社会组织如社团、家族等采取了个案分析的方法，使得相关研究出现了个性化的特点。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在于这些组织的内部组织结构及其变革，同时也注意到这些社会组织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如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其与各级政府、政党之间的联系。彭南生研究了1921年上海商界总联合会分裂事件，指出其后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许冠亭的研究体现了社团与国民党机构之间存在的力量平衡。
还有学者研究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王先明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乡村农民阶层的流动做了研究，认为：土地革命所引发的社会改造运动是富农阶层发生结构性流动的根本原因，富农阶层的总体流动和向上流动均呈下降趋势，上向流动率与下向流动率之比也是逐代下降。杨东研究了对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的构成情况，指出基层民众通过参选参议员，实现了新的社会流动，这有利于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的结构性整合。韩晓莉研究了根据地政府发起的劳动英雄运动，指出：劳动英雄在发挥榜样的力量，产生精神效应的同时，实际上也参与到根据地社会的改造和治理过程中，成为新的乡村领袖。
三、生活、习俗信仰与社会记忆
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史，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也越来越受到更多关注，一些政治主题的研究领域也被纳入到生活史的范围。生活与习俗变迁的研究有了更细致、更深入的成果。此外，近代社会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的改革改良颇受学者关注。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民国习俗的存废、民国历史教材、唱片等对民众生活造成的复杂影响。
四、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
社会问题的成因、发生过程以及各方势力在其中的博弈等问题是史学者讨论的主题。如近代庙产纠纷问题。社会控制方法、解决纠纷机制也是一个研究重点。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控制力越来越大，一些研究成果对此作了较好诠释。如对于北洋时期社会控制与治理的研究改写了长期以来北洋时期历史被描述成为军阀混战、丧权辱国、民不聊生的黑暗年代。近年来，北洋时期的社会秩序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出现了积极的成果。
五、医疗、卫生、环境与慈善救济
社会慈善事业在当今社会也是一个重点问题，慈善史的研究可以为当下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在社会慈善史的研究方面，一些学者从地域、救助主体、制度等方面丰富了慈善史研究。慈善救济研究主要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而展开。部分学者认为，国家政府政权加强了对民间社会力量的控制，会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分立与矛盾。也有学者运用个案来研究民间组织的自我管理和运营。
灾荒史的研究近些年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如部分学者将赈灾纳入到政治史和经济史的框架进行分析，体现了一定的新意。目前在方法论出现的的问题是研究思路和框架的重复，需要对以往研究模式的方法论基础进行深入反思，开拓灾荒史研究的新视域。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研究主要集中于“西医东渐”的过程与结果研究，以及中国医疗卫生的近现代化。一些学者考察了中国政府、医疗机构在中国医疗卫生近代化中的作用。如高??对中国西医知识体系的确立过程的研究，就是从官方的角度得出这是卫生政治化的结果。刘希洋、余新忠研究了福建螺江陈氏家族的病因认识、病患叙事与疾病应对。杜丽红研究了清末民初北京的疫病防治，如为应对疫情设立的各类防治机构，以及日常性疫病防治机制的建立。罗振宇的研究展现了上海工部局的医疗服务从无到有的过程，指出，1870年设立兼职卫生官的目的是关注雇员健康，到1898年专职卫生官和卫生管理机构的出现则开始关注公共医疗的过程，这一转变过程体现出了一个公共卫生思想的出现。任吉东、原惠群从中国传统的粪业经营及观念入手，对比了西方在建立近代公共卫生的过程中实施的“暴力”化治理和对传统粪业体系的规范化管理，展示了西方文明在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普及方面所采用的的传播方式和路径。 六、小结
社会史的研究经过前二三十年的积淀，已然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中异军突起而别具特色的一种领域，极大地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给予中国近代史以“血肉”。可以看到近年来这些“血肉”在不断充实着我们的历史记忆，诸如城市史与乡村史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近代的城市与乡村;诸多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的研究给我们在帝王将相、社会精英之外又认识了那个时代的不同的人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的风俗习惯不仅是社会生活发展史的必然组成，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合力”是如何在文化变迁、政治发展乃至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的;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对于当代社会的政策制定也不无借鉴意义;对于医疗卫生，灾荒慈善等问题的研究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在近代化历程中的点点滴滴。总之，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研究在往纵深化发展，有价值的观点层出不穷，这是在借鉴国外史学理论基础上所作出的卓越中国实践。但是，社会史研究也产生了诸如零碎化一类的问题。当前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仍然存在理论创新不足、方法陈旧的问题，应当在中国近代史大视角之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用社会学理论，结合社会史、经济史、法律史、制度史等领域的成果来建立我国的社会史理论框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方法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