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6）04-0051-04
自20世纪70年代后殖民理论在赛义德所写的《东方主义》一书的触发下开始了其蓬勃发展。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打破了人们对“东方”一词一贯所持有的看法。实际上，“东方”只不过是在西方意识形态下所塑造的“他者”。[1]（P493）“东方主义的所有一切都与东方无关：东方之所以有意义完全取决于西方而不是东方本身。”[2]（P21）赛义德戳穿了隐藏在文化背后的权利运作。自15世纪有殖民统治以来，西方国家从没有停止对殖民地人民灌输西方制度和文化。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殖民统治也落下帷幕，但是在后殖民理论下殖民地的人们在文化和权利话语上仍没有超越殖民主义。战争仍然存在，只不过转战于没有硝烟的领域，尤其表现在文化冲突最激烈的翻译界。翻译不再是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中性行为，而成为“宰制和抵抗”的场所――西方想拿其价值观宰制他者文本，以适应其读者期待；而东方却努力抵抗，以与西方差异之处展现其存在。这种冲突尤其展现在古典文本的翻译上：古典文本翻译由来已久，不断地被重新表征（翻译），其翻译历程展现了西方文化殖民的轨迹。中国古老的文本《道德经》凝聚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其西方翻译历程更能展现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权利运作下所呈现出的各阶段的变形扭曲。
《道德经》被称为万经之经，在外国人眼中是智慧的“井泉”；在中国，其作为传统文化，是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因子，是构建中国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其巨大的能量却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从新中国成立后还未出版过一个由我国学者翻译的英译本，未免有点遗憾”，汪榕培先生在参观道教圣地白云观后深深感叹，并萌生了翻译《道德经》的想法，“作为‘一家之译’跟国外的百余种译本‘百家争鸣’一番，至少不必让中国读者去阅读进口的国粹了。”[3]（P28）汪先生的这段话发人深思。我们经常说要发展文化软实力，其实文化软实力就是发展文化。但中国最具有传统文化代表性的《道德经》文本却是在西方的主导下翻译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正如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所言：世界文化格局是西方书写东方而东方唯有保持缄默的局面。究其原因是东方各国经济的不发达直接造成了其在文化领域中的“失语”。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东西方文化交往与对话日益增强，蓬勃发展的东方文化对西方人愈来愈具吸引力。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弘扬东方文化，淡化东西方意识鸿沟，进行平等的对话，是他们应尽到的责任，是中华文化复兴之必然途径。
本文的《道德经》翻译阶段划分跟朱利亚?哈蒂的基本一致，其翻译大体上经历了从归化到异化，从西方中心主义到文化多元化时期这样一个过程。通过综述分析《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文本行旅，挖掘影响其翻译过程的因素。
一、《道德经》翻译的基督化时期
第一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8―19世纪，是《道德经》的基督教化时期：基于历史环境原因，起初翻译《道德经》的主体大部分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受到游历中国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留世之书《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在16-18世纪，纷纷来到中国想要将他们推崇备至的《圣经》传播于“富庶有礼，神秘进步”的乐土。但是《圣经》文化与中国文化氛围不接，于是一些饱学之士就想在中国固有的文化土壤上即儒家文化上嫁接《圣经》，但是发现儒家文化是一种封闭的压制性意识形态，便转向重视道家，进而发现《道德经》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所以就有了《道德经》文本在西方的大量翻译，并视其为东方智慧的源泉。这个时期的这些耶稣会传教士遵从教会的传教原则，采取了文化“适应”策略，走迂回路线，学习传教地区语言，尊重当地文化，承认其它文化固有价值。好多传教士应召来到中国，学习汉语，以便掌握这个民族的文字和文化，进而翻译中国的典籍传回西方让传教士学习汉语，为今后编写易为中国人接受的天主教教义打下基础。这个时期《道德经》的翻译目的多为西方人士学习汉语，采取归化策略以便西方人容易接受。这些传教士试图从《道德经》中寻找天主创造世界、灵魂不灭，以及天堂和地狱的踪迹。
待到19世纪末，西方列强完成了工业革命，他们不再仰视华夏文化，对中国开始了半殖民统治，对整个东方的文化也开始了蔑视的态度，认为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正如基督教通过翻译传播其圣经文化一样，殖民主义者也通过对东方他者文本的阅读和翻译形成殖民文化并在世界范围延伸。翻译活动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即：将他者话语变为自我话语，将他者带回本土，或者是将自我送往异邦。前者是西方人所擅长的，他们有着悠久的征服他者文化的历史：希腊对埃及、罗马对希腊的文化征服、文本的归化翻译都是很好的前车之鉴。为将东方民族臣服，他们又故伎重拾。一方面通过流畅的归化策略改写输入《道德经》之类的东方他者文本，另一方面又通过翻译输出其霸权文化，维护其种族中心主义政策，塑造其在殖民地人们心中的正面形象，从而收获其政治、经济利益。
二、《道德经》翻译的西方救治时期
第二个阶段大约是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到1970年之前，此阶段为《道德经》的西方救治时期：此阶段的《道德经》翻译仍是外国译者占主体，但是开始有异声出现，有华人译本以及华人和外国人的合译本，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这个阶段是西方文明进行反思求变的时期，他们在向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边缘文化汲取营养的同时也在重新界定其心目中的这些文化。西方经历了两次战争的创伤和经济大萧条的沉痛打击后，信仰迷失之中想要在东方文化之中寻找慰籍和救治西方精神荒芜的良方。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威尔逊总统大同世界的理想影响，美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比较开阔，令他们对世界各国文化产生好奇及汲取的心态，他们通过各种路径吸收东方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约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道德经》翻译的鼎盛时期，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又处于50年代至60年代的旧金山文艺复兴时期，年轻一代在“逆向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中，不愿意在机械文明中活得无根、无目的，他们认为西方文明已破产，不断地寻觅精神的依托。这个时期的年轻人我们多称为“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实际上用胡菊人在《诗僧寒山的复活》的翻译“搜索的一代”更形象地描述了这一代年轻人的样态。《道德经》反战的思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恰逢时机地进入他们搜索的视野。他们想要颠覆父权思想运作下的美国政府强势霸权主义。因此，对于美国文化界来说提倡母权思想的《道德经》是时代的需要，是一种思潮。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比较倾向于接近大自然，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发展空间，这都与他们的反叛“权利架构”的颠覆精神有关，但是这时候的推崇只是理想化的文化中国而不是现实的中国――现实的中国在欧美眼中只是落后令人恐怖的蛮荒之国。再加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禅文化在欧美盛极一时，推动了西方普通民众中对道家的狂热，道家文化混合着禅宗文化一起被接受，而且在西方接受的过程中“道家显示出了令人惊异的应变能力……道家开放性中蕴涵的多功能性使其具有吸引力……”[3]（P9）。当时欧美文化对其他文化特别是东方这些边缘文化仍享有相当的主控地位，所以，此阶段的《道德经》翻译仍是外国人占主体，归化作为翻译的主要策略。但是译者也注意到文本独特的语言形式美，试图追求与原文的忠实对等。然而，中西文化差别太大，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读者来说太过陌生。因此，在没有多少知识支撑的背景下，西方开始了对道家文化的接受。从西方社会整体来看，这种情况造成了对道家思想接受的创造性误解。西方人自认为的所吸收的道家思想，到如今只是一个混杂变形的道家文化。这是长久以来西方的国际话语权强势地位和中国的弱势地位造成的。这个时期的中国贫穷落后，在文化领域也是处于弱势，外国错误地阐释了自己的文化却无力反驳，西方遂把自己理解的《道德经》注入其所译的文本之中。这正如赛义德所言：西方书写了东方，东方只有维持静默[4]（P27）。 《道德经》翻译的第二个阶段处于殖民统治瓦解时期，但欧美社会仍主控话语权。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促进知识的更新，同时也打开了权利的通道。“知识带来权利，更多的权利要求更多的知识，于是在知识信息与权利控制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5]（P45）欧美不断从《道德经》吸取营养、丰富其文化资源。《道德经》作为后殖民翻译中的“他者”不仅是西方的参照物、凝视的对象，而且参与了对欧美文化的积极建构。“由于翻译在本质上是种族中心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平等交流。[6]（P11）在对欧美文化的建构中，文本的本土译者只是知识的提供者，而欧美译者才是内容的操纵者，话语权仍掌握在欧美的白人手中。东方就是在欧美的“凝视”中、翻译中变形、扭曲。欧美人以其文化优越自居，形成了对东方人的傲慢与偏见。由于这种傲慢与偏见形成了其民族中心主义，使得其不仅用武力征服东方而且在话语实践上（翻译的语言方面）也不自觉地践行其征服的心态，改写东方文本欺骗本国的读者，控制东方的文化。
三、《道德经》翻译的本土文化觉醒时期
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后：《道德经》的翻译热潮随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出土后到来。这时期的世界文化追求全球化、多元化，在典籍翻译领域主体多元导致翻译风格多元。这个时期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所言的第三世界的国家都处于文化自我觉醒期，他们反对欧美种族中心主义的流畅性归化翻译策略，指出流畅的归化策略是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文化自恋；支持采取不连贯的异化翻译策略，指出不连贯的异化翻译策略是殖民地人们的一种抵抗行为，展现了他者文化的存在。
中国在这个时期各方面发展日新月异，令国外学者竞相学习。富强民主的中国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道德经》的翻译曾经被宗主国打上了其深深的文化烙印，在异域旅行的过程中被主流话语重新编码、重新翻译，受到了“认知暴力”的挤压变形。正如斯皮瓦克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旅程中，殖民地人们真实的历史记忆被抹去。[1]（P511）现如今“第三世界”要反抗“第一世界”的中心话语权，要通过翻译重述真实的历史，构建文化身份。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认为，后殖民的写作和翻译不是一种实录记忆，而是一种解开帝国主义的认知裂缝又不染上思乡病的记忆。[1]（P513）一方面要揭露和抵抗欧美意识形态对殖民地文化的渗透以及欧美白人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霸权行径；另一方面又不要在此过程中用过激的心态解读历史的翻译，在重建话语的过程中应保持客观的态度。
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道德经》此阶段的翻译采取不流畅的异化策略翻译较多。异化的操作不仅在词汇上逐字对译，有时为了颠覆目的语的文化规范，强调外国文本的异质性，译文中甚至会直接保留外来词汇。比如《道德经》文本中的核心词“道”和“德”都被直译为“Tao”和“Te”。但是异化过激，会使译文诘屈聱牙、晦涩难懂。所以在多元文化氛围中态度正确的译者在采取异化的同时也会为了便于欧美的理解适当转变翻译策略。这样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指导下，《道德经》译本充满了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所论及的“混杂性”。后殖民译者之所以在翻译《道德经》时会采取异化策略为主，是由于像《道德经》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意味浓厚又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曾被反复表征，在殖民时期受欧美意识形态操纵而变形失去了原语文化身份，它的异化再译在为了寻找那遗失的文化身份时，最具有颠覆性、代表性。
在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中国梦”指引下，挖掘凝聚在像《道德经》这样的典籍文本中的核心价值观，并将其输出出去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更有利于凝聚中国力量。这种历史境况要求转变主导《道德经》翻译的归化策略为异化策略，传达五千年精妙的思想底蕴和语言外壳，这时许多异化策略为主的《道德经》译本应时而生。这是中国文化传播的需求，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实现“中国梦”的需要。但是在多元文化中，简单的二元对立异化和归化两种策略也是一种错误的偏激行为。正确地认识到归化和异化只是翻译技巧，如何正确地利用这两种技巧，将凝聚在古典文本中的核心价值观输出出去才是后殖民译者所关注的重点。
《道德经》三个时期的英译历程展现了从一开始西方各国对华夏文化的膜拜，到殖民时期对其文化的蔑视、篡改，再到多元文化时期的拨乱反正的“混杂”译本的形成过程。这样文本翻译的历史轨迹既展现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中国文化殖民行径，也展现了中国的发展历程――从辉煌到没落再到觉醒抵抗。多元文化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揭露西方各国展现在译本上的殖民轨迹，从而唤起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觉醒，进而采取抵抗式的翻译策略即异化翻译策略。因此，典籍翻译应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