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21
改革开放后，中国一直实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不同所有制经济实体长期共存的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模式。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迅猛变化，一是民营资本与民间“创客”不断涌现，激发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同台竞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红利不断释放。二是随着全球一体化向纵深化发展，一方面，跨国公司全球边际经营成本不断减少，另一方面，受中国本土生产成本上涨和发达经济体地方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影响，跨国公司，尤其是跨国制造业从中国回撤态势明显。未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动态竞争博弈将在中国市场持续上演。
其实，许多国家现今的经济制度安排都具有混合所有制属性，只是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比例上有所不同[1]。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因其不同的产权类型而具有不同的生产效率、创新投入、创新效率、竞争优势和行为特征，会对外来的跨国企业产生不同程度和类型的竞争压力，且这种竞争态势将持续动态变化。因此，在具有混合经济属性的东道国内，面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动态变化的竞争态势，跨国公司会给出不同的应对策略，进而影响其在东道国最重要的战略部署――总部层级与战略。然而，迄今为止，鲜有研究站在某一跨国公司角度，探讨东道国中不同所有制类型的经济实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动态对于该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总部策略的影响。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以混合经济和跨国公司总部理论为基础，以305家在华投资经营的美资跨国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旨在剖析中国情境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总部策略受中国混合经济竞争形态的影响，在延伸、扩展跨国总部战略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作为东道国，如何吸引外资、发展总部经济的现实实践方面进行实证讨论并提出相关建设性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跨国公司总部战略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RHQ）扮演着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调节者的角色[2]。在全球市场的复杂性和地域分割程度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总部和几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总部搭配的组织模式能够帮助跨国企业保持全球战略的协调统一和对地区当地市场的及时反应[3]。东道国吸引来的地区总部可以提升该东道国在跨国公司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增强东道国在国际投资界中的认可度[4]。跨国企业在地区总部的选址方面主要参考和比较各区位的中心程度、业务的便利性、成本因素和商业机会这四大标准[5]。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是跨国公司基于全球化战略考虑，经总部授权，对某一特定区域内子公司、分公司以及代表处等分支机构的各项生产、销售、物流、研发、人才培养、融资、市场调研等经济科研活动进行统筹管理和协调，负责制定公司区域性经营战略，以达到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的目的的法人组织形式[6]。
现有文献对于跨国公司总部战略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区位和职能方面，并未对影响总部层级和权限的因素展开分析。按照管理权限和协调范围的不同，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总部可分为全球性总部、亚太区总部和中国区总部。想要在华调度并整合全球资源的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华设立全球性总部；想要覆盖并链接中国及周边地区业务、资源和市场的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华设立亚太区总部；想要集中处理或整合中国区事务的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华设立中国区总部。这一划分方式更能反映中国作为东道国，对于跨国公司的重要性和吸引力。
（二）混合经济中不同所有制经济实体间的相互影响
混合经济是指经济目的、资本来源与结构、社会功能、市场操作和组织形式各不相同的、具有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一个共同的经济体中发挥着不同或互补的作用[7]。国外文献对国有企业应充当市场领导者还是市场跟随者这一问题已有探讨[8]；国内文献曾通过Hotelling模型论证：当国有化程度较低时，跨国公司和国有企业都会选择尽可能地远离对方；当国有化程度处于中间状态时，跨国公司仍然会选择尽可能地远离国有企业，但部分国有企业会选择市场内部；当国有化程度较高时，跨国公司和国有企业都会选择市场内部；且随着国有企业国有化程度的增加，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均衡选址会逐渐向社会最优选址靠近，特别是当完全国有化时，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的选址将会重合[9]。
同一所有制类型企业在治理结构、资源禀赋和企业文化等方面存在共性。换而言之，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群体会对市场上其他的企业和竞争者产生不同的影响和竞争压力。因此，在具有混合经济属性的东道国情境下展开的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方面的研究需更加谨慎、细化。
二、理论假设
（一）中国混合经济体竞争态势变化与跨国公司在华总部策略
事实上，当今世界各国绝大部分的国有企业都不是纯粹的国有企业，它们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的控制和保护，担负着传导政府政策，帮助社会大众谋求福利的责任，也因其大多是上市公司，在股东逐利本性的驱使下，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动机。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是社会福利和企业利润的线性组合。在这种二元性下，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动态博弈兼具敌对性与互补性，属于混合寡头企业之间的竞争问题范畴[10]。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经营时，通常会因汇率的波动、人力资本的匮乏、文化和制度的差异等因素而感到“水土不服”[11]。东道国本地的国有企业往往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和殷切的大众期待，地域和资源垄断优势明显，跨国公司很难与之在东道国直接抗衡或完全合作。遇见“地头蛇”时，“硬碰硬”的局面似乎不大可能出现。面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崛起，当感到竞争压力不断加剧时，跨国公司通常会“绕道而行”，通过在华建立可以调度其全球资源的总部来规避中国当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地方保护所可能引发的制度风险，缓解其在中国可能遭遇的“水土不服”问题。因此，当感到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加剧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全球性总部的可能性将会升高。 假设1：当感到在中国投资经营的其他跨国公司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加剧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全球性总部的倾向增强。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民营企业开始挺立潮头、异军突起，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现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民营企业日趋成熟，部分民营企业已经具备独当一面的实力①。然而，民营企业在中国的高速发展也存在着多方挑战，其中之一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跨国公司对中国的进驻与随后的大量涌入。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跨国公司与中国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一个双向甚至多方动态博弈的过程。从跨国公司的视角来看，面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兴起，当感到竞争压力不断增强的时候，跨国公司倾向于采取“适当差异化”战略，通过在华设立亚太区总部实现其对亚太地区各种资源禀赋、人才或市场的有效链接，以此树立其与中国民营企业相比独特的“竞争优势”。因此，当感到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竞争压力加剧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亚太区总部的倾向增强。
假设2：当感到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竞争压力加剧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亚太区总部的倾向增强。
随着外资企业的不断涌入，跨国公司在中国也面临着相互之间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与在中国本土国有企业竞争之下“绕道而行”的策略不同，当感到在中国投资经营的“同类”相互间竞争的加剧，跨国公司走“本土化”战略“突围”的倾向增强。也就是说，面对在中国其他跨国公司日益激烈的竞争，跨国公司更倾向于深植于中国土地市场，通过对中国本土市场的高度嵌入和对本土资源的广泛链接来塑造其在中国与其他外资企业相比更独特的竞争力，即强而有力的资源调拨与掌控能力。因此，当感到在华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加剧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中国区总部的可能性提高。
假设3：当感到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加剧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中国区总部的倾向增强。
（二）国有、民营企业竞争态势的交互效应
虽然中国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竞争态势的加剧都会迫使跨国公司提高其在华总部的级别，但是，来自国有企业竞争压力的加剧带给跨国公司的压迫感要更为强烈一些――前者会增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全球性总部的可能，而后者会提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亚太区总部的可能。如果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放在一起，分析其相互间的交互效应的话，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同步兴起可以起到相互平衡的作用。在中国市场上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竞争态势同时加剧的情况下，它们之间会相互作用，弱化彼此各自对于跨国公司在华设立总部级别的影响。
假设4：来自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压力会相互作用，一方的升高可以弱化另外一方对于跨国公司在华总部级别设立决策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是美国商务部于2011-2012年针对450家美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经营情况所做的调查问卷（ACC Survey）。除去无效问卷，我们最终在这450份调查问卷中筛选出了305份有效问卷。
这305家美资跨国公司的样本也基本反映了美国企业在华的分布与特征。在行业分类方面，有43%的企业来自于制造业，43%的企业来自于服务业，13%的企业来自于零售业，且样本中80%的企业在中国已经持续经营了5年以上。在经营年限方面，经营年限不到2年的企业仅只有5家，占比1.6%；经营年限有2～5年的企业有62家，占比20.3%；经营年限有6～9年的企业有97家，占比31.8%；经营年限有10～20年的企业有111家，占比36.4%；经营年限在20年以上的企业有29家，占比9.5%。由此可见，样本中大于三分之一的美资跨国公司在华的经营时长为10～20年。
（二）变量设计与描述
1.因变量。本文主要想研究推动美资跨国公司在华总部的战略动因问题。因此，因变量“在华设立全球性总部（GlobalHQ）”、“在华设立亚太区总部（APHQ）”和“在华设立中国区总部（CHHQ）” 考察的是2011-2012年间样本中的美资跨国公司是否将全球性总部、亚太区总部或中国区总部设立在中国。GlobalHQ、APHQ和CHHQ均为二维变量，分别以1表示样本中的美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了全球性总部、亚太区总部或中国区总部，以0表示样本中的美资跨国公司没有将全球性总部、亚太区总部或中国区总部设立在中国。其中，GlobalHQ 均值为0.02，方差为0.14；APHQ的均值为0.24，方差为0.43；CHHQ的均值为0.51，方差为0.50。
在305个有效样本中，仅有6家美资跨国公司在华设有全球性总部，74家美资跨国公司在华设有亚太区总部，155家美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了中国区总部，占比分别为1.97%、24.3%和50.8%。
2.自变量。本研究主要自变量测度的是美资跨国公司2007-2011年间在华投资经营时感受到的来自中国当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竞争压力的变化。该自变量由三个从0-4的五维变量组成，分别是：来自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的变化（Csoe）、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竞争压力的变化（Cp）、以及来自在中国投资与经营的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的变化（Cf）。变量取值为0时表示跨国公司感受到的此类竞争压力出现大幅下降；取值为1时表示跨国公司感受到的此类竞争压力略微下降；取值为2时表示跨国公司感受到的此类竞争压力基本上并未发生什么变化；取值为3时表示跨国公司感受到的此类竞争压力略微上升；取值为4时表示跨国公司感受到的此类竞争压力大幅上升。因此，该变量取值越大，表示美资跨国公司在2007-2011年间在华感受到该类竞争压力加剧；取值越小，则说明美资跨国公司在2007-2011年间在华感受到的该类竞争压力减小。
3.控制变量。我们在计量模型中控制了美资跨国企业是否在华设有合资企业（Joint Venture，JV）[12]、中国经营成本的上升（Cost）[13]、中国在美资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战略中的排名（Rank）[14]、美资跨国公司在华的经营年限[15]（Age）、以及美资跨国公司在华是否拥有本地化独特的产品或服务设计（Unique）等因素对于美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总部级别的影响。 美资跨国公司在华是否设立合资企业（JV）是一个二分变量，如果美资跨国公司在华设有合资企业，则这一变量取值为1；反之则为0。
中国经营成本上升对样本中美资跨国公司的影响（Cost）是一个从0-2的三分变量。这一变量取值越大，说明中国经营成本的上升对样本中美资跨国公司的影响越强。
中国在美资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战略中的排名（Rank）是一个从0-3的四分变量，这一变量取值越大，说明中国在美资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战略中的排名越高。
美资跨国公司在华的经营年限（Age）是一个从0-4的五分变量，当美资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时长不到2年时，这一变量取值为0；当美资跨国公司在华的经营时长为2～5年时，这一变量取值为1；当美资跨国公司在华的经营时长为6～9年时，这一变量取值为2；当美资跨国公司在华的经营时长为10～20年时，这一变量取值为3；当美资跨国公司在华的经营时长为20年以上时，这一变量取值为4。
美资跨国公司在华推出本地化产品或服务设计经历（Unique）是一个二分变量，1表示美资跨国公司在华拥有或即将拥有至少一项本地化独特的产品或服务设计，反之则取值为0。
（三）计量模型
本文主要分析美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经营时感受到的不同程度的来自中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对于其在华设立总部的决策的作用。为达到研究目的，我们采用的是Logit回归模型。
四、实证结果
表3测度的是美资跨国公司在华感受到的来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或跨国公司竞争压力的变化对于其在华设立总部决策的影响。
由模型（1）-（3）可知，第一，美资跨国公司在中国感受到的来自国有企业竞争压力的变化对于其在华设立全球性、亚太区或中国区总部的决策并无显著影响。第二，美资跨国公司感受到的在中国投资经营的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的加剧，既可以提高其在华设立全球性总部的可能性，又能够增强其在华设立中国区总部的倾向。至此，假设1未获得支持，而假设3获得支持。第三，美资跨国公司感受到的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竞争压力的加剧会增加其在华设立亚太区总部的倾向，而其感受到的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竞争压力的加剧将降低其在华设立中国区总部的倾向。至此，假设2获得支持。
模型（4）考察的是“来自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的变化（Csoe）”与“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竞争压力的变化（Cp）”之间的交互效应，以及其对于美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亚太区总部决策的影响。交互项“Csoe×Cp”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稳健性标准误为-2.10，说明“来自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的变化（Csoe）”会削弱“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竞争压力的变化（Cp）”对于美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亚太区总部的影响。
五、结 论
本文重点考察东道国不同所有制企业形成的竞争压力变化对于跨国公司总部策略的影响。通过对305家在华投资经营的美国企业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四点主要结论：
（一）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上的市场化竞争主体地位尚待加强
来自国有企业竞争压力的加剧对跨国公司在华设立总部的级别并无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一开始有些令人意外，但仔细想来，却也从侧面说明了跨国公司对中国国有企业存在“误解”，未能从市场和战略角度考量1997年后在中国兴起的这批由国有资本控股的、合乎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的、富有生命力的“新国企”②的市场化的独立竞争主体地位。
（二）民营企业的兴起会激发在华跨国公司链接亚太区域的动力
为与日益成熟壮大的中国民营企业抗衡，跨国公司倾向于链接周边市场，通过提升其在华总部在公司全球战略布局中的等级和地位，来充分发挥其在华总部的灵活性和整合周边资源、资本、及市场的能力，打造其“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国内民营企业的兴起及其带来的竞争压力的加剧能够增强跨国公司在华建立亚太区总部的倾向。
（三）驻华跨国公司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对其个体在华总部策略的影响具有“马太效应”
在中国投资经营的外资企业竞争态势的加剧会带来“两极效应”――要么挤压跨国公司采取本地化的策略，推动其在华设立中国区总部，深挖中国市场和资源，积极建立其与中国政府和消费者之间的紧密友好关系；要么驱使跨国公司实施全球化战略，迫使其在华设立全球性总部，以覆盖全球的资源、市场、技术和资本调度网络来抵挡其他跨国竞争者的挤压。
（四）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给跨国公司带来的竞争压力具有“中和效应”
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时在中国兴起时，国有企业的崛起会弱化民营企业竞争态势的加剧对于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亚太区总部的刺激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这两股竞争势力会相互中和，一方的崛起会弱化另一方竞争态势的增强对于跨国公司在华建立亚太区总部的影响。
注释：
①2014年10月23日，路透社报道：中国民营企业反应灵活且管理高效，在互联网行业繁荣和企业积极扩张的大环境下，其交易活动总规模超过了国企，首次成为投资银行最大的收入来源，这表明中国的改革举措正在大大改变着民间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
②经济学家刘世锦在1997年在对青岛海信等一批国有企业进行调研的时候第一次提出“新国企”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