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5005006
何干之（1906～1969）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以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为契机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之路，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革命史与中共党史等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何干之对三民主义的研究始于其担任陕北公学的理论教师期间。这一时期，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内思想界出现了一股歪曲三民主义思想本质的逆流，妄图破坏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何干之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正本清源潜心研究三民主义，历经三年终成《三民主义研究》一书，从介绍三民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入手，详细地解释了三民主义的内涵，深刻揭示了三民主义的爱国性、与共产主义的相通性，与同时期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一道捍卫了三民主主义的真意，从理论上维护了国共合作的美好前景。该书也是何干之研究三民主义思想的代表性著述，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孙中山思想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
一、时代背景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主义帝国主义疯狂侵吞中国领土的过程中，以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建立。国共两党高举民族大义的旗帜，共同抵御日本的入侵。短期内日本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并不能从全局上控制中国。1938年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从根本上粉碎了日本妄图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而日本也随之调整了侵略中国的战略，一方面加大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打击力度，而另一方面则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拉拢其上层，挑起国共矛盾，极力破坏国共团结抗日，从中渔利。
日本对华方针的改变使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开始对日妥协，一方面筹划消灭共产党。这种策略在思想界的表现就是严重歪曲新三民主义思想的本质，瓦解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基础，公开宣扬一党政治、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鼓吹法西斯主义。从1938年到1941年，国民党理论家叶青先后撰写了《关于政治党派》、《关于民主政治》、《抗战中的中国政治》、《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怎样研究三民主义》等著述，从所谓的中国政治形势中“科学地”分析三民主义的内涵，并将三民主义与国家主义、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做了比较，提出：“中国所有的主义中只有三民主义才适合中国需要，国家主义、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皆不合于中国需要。精确地说，只有三民主义才合于中国的全部需要，国家主义、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所合者不过部分需要而已”[1]534，并就此鼓吹“在中国讲共产主义，等于未病而求艾，换言之等于未病而吃药。这是制造毛病的办法。中国是三民主义的世界。共产主义应该离开中国”[1]13的反动观点，其实质是假借三民主义的名号“反对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瓦解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思想基础。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在国民党政府的默认和推广之下，在社会上混淆视听，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
为了正本清源，挖掘和解释三民主义的真正内涵，宣扬正确的三民主义思想以维护国共统一抗日的政治基础，毛泽东号召共产党人“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2]628，加强党内对三民主义的研究，并组织了王稼祥、张闻天、艾思奇等人“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对叶青的假三民主义进行了有力地揭露和批判”[3]642，以期正确阐释三民主义思想，维护三民主义的科学性。
1938年，陈伯达首先写出了《三民主义概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唯物史观尝试研究孙中山思想的第一部著作。该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三民主义的内涵，以及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通之处，驳斥了叶青假三民主义的实质。之后，王稼祥陆续发表了《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巩固党的工作问题》、《关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其内部摩擦问题》等文，张闻天发表了《共同防共就是灭亡中国》、《中共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等文，艾思奇发表了《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论中国的特殊性》、《抗战以来的几种主要哲学思想述评》等文，从当时的抗战形势出发，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的问题，阐明了孙中山真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民族精神，驳斥了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反共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何干之到达延安后，面对国民党理论家对孙中山思想的歪曲，党中央曾让何干之写一本正确宣传三民主义的书，何干之由此开始了认真准备、积极撰写的阶段。他以党中央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为基础，结合自己对孙中山文献认真阅读、充分理解消化的实践，经过几年的准备工作，于1940年完成了《三民主义研究》的写作，并由新中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原稿共有十二章，其中，发表的只有九章，其他三章现已佚失。这是一本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著述。作者说，“这一年中，关于三民主义的入门书已经出版了好几本，其他关于特殊问题的论文也不少，这些对于中国青年去认识这位中国大思想家的真面，是有意义的。然而也有若干别有用意的妄人，表面上装成一个神气十足的三民主义的研究者和信从者，而骨子里却到处贩卖私货，曲解、阉割、湮没三民主义。对于这些有害的论调，每个中山先生的学友都应当联合起来发动一个思想上的消毒大运动”[4]384。以此为撰述宗旨，何干之的《三民主义研究》从介绍三民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入手，详细地解释了三民主义的内涵，深刻揭示了三民主义的爱国性、与共产主义的相通性，试图从理论上维护国共合作的美好前景。 二、学术特点
首先，历史地考察了三民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何干之运用历史的眼光，把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放置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化的历史风雨中进行理解，视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为近代中国试图救国救民于水火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理论，着重分析了孙中山早年的思想，为理解三民主义思想提供了前提。
何干之说，三民主义思想的提出是中国革命的需要。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国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政治压迫、人民困苦接踵而来。家国灾难面前，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戊戌变法，中国人的抗??无一例外都以失败而告终，古老的封建帝国依旧岿然不动，受列强凌辱的状况也丝毫未得到改变。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时代呼唤英雄、时代呼唤新的政治思想以救亡图存。三民主义思想就是孙中山试图改变国家被压迫、被瓜分的状况而提出来的一种救国救民的政治思想。
对于三民主义思想而言，它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而是孙中山在中国革命道路上下求索了四十年才获得的，“这探索是很艰难的、迂缓的” [4]249。何干之说，“在中日战争之前，三民主义的思想，只有一点儿萌芽，还没有形成一个较有系统的政治学说。可是自从第一次革命失败之后，革命的本身和考察欧美社会的结果，在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的演变上了，起了极大的作用。也从那时候起，中山先生提出了三民主义，并且用它做建设新国家的政治基础” [4]261。这时的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概括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辛亥革命后，面对中国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孙中山及时地对三民主义思想做了新的解释，并用“民有、民治、民享”六个字进行了概括，其意在“把民族主义作本族人行使本族的主权，把民权主义当作是一国政令由人民所出，把民生主义当作一国财富由人民共享，把三民主义当作打破不平等的主义――打破民族间、政治间、阶级间的不平”[4]285。然而，这时的三民主义在实践中由于缺乏完整的革命方法和革命政策，根本就实现过多少。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敏锐地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新形势，在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始改组国民党。之后，三民主义被归纳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充实了三民主义思想的内涵。
在从三民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来考察三民主义内涵的同时，何干之着重分析了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演变过程。他说，孙中山之所有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对深重的家国灾难的感慨和对帝国主义的无限痛恨。孙中山曾大声疾呼，“不思中国一旦为人分裂，子子孙孙世为奴隶，身家性命不保。急莫急于此，私莫私于此”[5]。为此，他不远千里曾向李鸿章上书，提出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教育、农业、工业和商业政策，表达他救国志向和救国思路。向李鸿章上书失败之后，孙中山心里便开始萌生了“倾覆清廷，创建民国”的远大志向。何干之将孙中山这一心理的转变过程描述为：“为着要抵抗列国的压迫，为着要解除民族被瓜分的危险，为着要争取民族的生存，自从中法战争之后，就唤起了这青年革命家的政治觉悟，要民族革命就必须从反满运动开始。反满是民族革命的起点，也是辛亥革命的直接方向”[4]252。由于孙中山看到了中国历史上王朝之间更替的弊端以及清政府的黑暗腐败，又受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所以，他提出了中国革命在颠覆清朝之后应创建民主制度，实行民主主义。这些早年的思想已经包含了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子。之后的孙中山，在早年这些思想的指引下，历经数十年，和他的同志们以此为奋斗目标，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产生了三民主义思想，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并在其指导下推翻了清政府，创建了中华民国。孙中山的丰功伟绩使其在“中国近代政治家革命家里面，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他的前辈或同辈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比不上他；他的后辈，‘五四’以来的思想家、革命家，也还没有人比得上他”[4]248-249。
以上何干之对三民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对孙中山早年思想的分析，为我们认识三民主义思想的源头理清了头绪，这样的分析赋予了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以更重要的历史内涵，充分凸显了时势造英雄的意味。
第二，指出三民主义不断发展的理论特征。 何干之把三民主义思想视为孙中山救国救民思想的理论概括，将这种思想理解为随着中国革命实际情况而不断充实和完善的过程。书中详述了其从最初的萌芽到新三民主义出现的过程，从而比较科学的阐释了真理是没有止境的，真理是开放性的，真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
何干之认为，“三民主义的内容是随着中国历史的演变，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随着中山先生的奋斗和研究批判而逐渐充实起来”[4]282。这句话充分显示了三民主义思想的理论开放性特征。如前所述，三民主义思想是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提出再到不断发展的过程，而决定其内容不断更新的内在因素就是中国革命的实践。他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对三民主义的这一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何干之说，“什么是三民主义呢？在中山先生早年的思想里，只画上了一个模型，而这模型的本身，不论民族思想也好，民权民生思想也好，都只有几条线条，使人只能够看出它的轮廓来，此外就没有了。但是从第一次革命以后，辛亥革命成功之前，这十多年之中，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思想的内容是不断的补充丰富起来。我们可以说，三民主义的系统是已经形成了。这个理论是辛亥革命的最高原则”[4]261。革命的道路充满了崎岖和艰难，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不久就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袁世凯死后，中国又陷入到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与帝国主义势力狼狈为奸。此种情况使孙中山认识到“摆在中国现在历史阶段上的最大的障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而辛亥运动，只做推翻翻清朝的政权和推翻二三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专制政体。虽然反清反专制主义，在民主革命上，也算尽了一点功劳，可是并不是说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4]283。面对强大的敌人，三民主义思想建国需要适时调整，补充新的内容，反帝、直接民权、耕者有其田等内容的加入就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革命形势的需要。之后，三民主义思想中又包含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内容，成为新三民主义，这也是孙中山根据国际、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所做的更新，这种更新是积极向上而且有意义的。至此以后，三民主义思想的内涵更为深刻，它视帝国主义为中国革命最大的敌人，主张团结中华民族、团结世界上一切平等相待中华民族的国家，使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中国。 实践证明，以新三民主义思想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导准则，正是由于实行了联俄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合理利用民众的力量，发展工农运动，才使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初期进展神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仅仅“在几个月内占领了长江流域各省”[4]282，打退了帝国主义的进攻，肃清了长江流域一带封建残余，使“大革命”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作为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三民主义思想只是中国历史一个阶段和过程，中国的未来是走向共产主义。何干之说，若站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看，三民主义作为一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适应了现阶段中国革命“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要求，是进步的理论。所以，虽然“中山先生已经死了，但是每个中山先生的战友或学生，应该紧记中山先生的革命言论和行动。这是保证三民主义的成功和建设没有剥削的新社会的最有力的条件”[4]383。但从中国革命的长远发展来看，三民主义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还不是社会问题的最后解决”，“三民主义完成后，中国历史仍须前进”[4]382。他借用毛泽东在《新阶段》的相关论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在中国，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时具有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的。并且应该懂得：只有现时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的彻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那个阶段去。所谓将来的远大的理想，就是共产主义，这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制度。孙中山先生也曾认为必要实行它，才能解决将来的社会问题。所谓现在的实际任务，就是三民主义。这是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的要求”[4]382-383。
?脑缙诘拿褡濉⒚袢ā⒚裆?思想，到1905年在《军政府宣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到辛亥革命后开始对三民主义思想的新思考，再到1924年在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包含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项内容的新三民主义思想的产生，我们看到了三民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充分显示了三民主义思想随着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不断发展的真理性特征，这也是三民主义思想生命力所在。
第三，强调三民主义的完整性。针对当时国民党理论家割裂三民主义思想的完整性，从而歪曲三民主义思想实质的情形，何干之着力强调了三民主义思想的完整性，并将三民主义思想实践的基本力量定格在广大中国群众身上，号召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共同御侮，从而阐明了三民主义思想的真正内涵。
孙中山曾指出，“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为完美的国家”[3]233，强调了三民主义思想的完整统一性。何干之对孙中山的这一思想理解的很清楚，认为孙中山从刚开始提出三民主义思想时，就非常重视其完整性，从武昌起义之后就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并引用了孙中山在上海的宣言予以说明：“本会主义，于民族之后，加以民权民生，三者之中，驱于时势，差有缓急，而所以善美群治之道，则初无轻重大小之别。遗其一则俱敝，举其偏则两乖。吾党之责任，盖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实卒于民权、民生主义，前者为其始端，后者究其竟也”[4]370；“吾党所标三大主义，由民族而民权、民生者，进行之时有先后，而欲造成圆满纯固之国家，以副其始志者，则必完全贯彻此三大主义而无遗。即吾党之责任，不卒之于民族主义，而卒之于民权、民生主义者，则固无庸疑也”[4]270-271。由此看出，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的实现并不代表三民主义的完成，只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一起实现才算实现了三民主义。
然而一些孙中山的追随者被局部的军事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民族革命的胜利就是三民主义的实现，忽略了民权和民生主义。而孙中山却仍然坚持三民主义的完整性，即使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他也“拿出了纯正的革命热情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以为种族革命，政治革命已经成功了，只有社会革命（即民生主义）留下来未曾做，所以民国元年在沪、粤、京各地每次演讲三民主义的时候，都用全副精神来提倡‘社会革命’，来提倡民生主义”[4]276。随着袁世凯篡权革命政权和北洋军阀势力在中国的出现，孙中山转而认识到“辛亥革命只推翻了清朝的政权，此外就没有别的成功了”[4]283，三民主义在中国其实并未真正实现过，于是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问题，看到了帝国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敌人，和中国的军阀勾结在一起，互相扶持，破坏中国革命的情形，于是，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他适时地在民族主义中增加了反帝内容，在民权主义中增加了直接民权，在民生主义中增加了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的内容，致力于将三民主义思想作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切实纲领。
苏俄十月革命后，在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孙中山又在三民主义中增加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项政策，致力于在中国实现民族革命、政治革新和社会改革，尤其是扶助农工政策，作为团结救国的革命方案，使三民主义思想实现了从旧向新的转变，从而更加符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实际，也使其完整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三民主义思想使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拥有了较为广泛的民众基础，这无疑为三民主义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
对此，何干之总结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革命中关于民族革命，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表达，是真正的民主主义纲领。过去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基础是孙中山革命道路屡受挫折的重要因素，而保持三民主义思想的完整性则是保证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他引用了列宁赞美孙中山三民主义完整性的论述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孙逸仙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的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4]373。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民生是密切不可分的，忽略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对中国革命的实践带来危害，都不是完整的三民主义。孙中山从始到终都在强调这个问题，而何干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符合孙中山的意思的。 三、学术价值
抗战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系统研究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著述主要有陈伯达的《三民主义概论》（重庆中国文化社1938年出版）、何干之的《三民主义研究》（新中出版社1940年出版）、侯外庐的《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上海长风书店1946年出版）、胡绳的《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香港海洋书屋1948年版）等。这些著述从不同侧面显示了抗战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与陈书着眼于三民主义思想的全局，侯书侧重三民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关联，以及胡书重在描述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新旧转变阶段不断奋斗前进的可贵精神相比，何干之的《三民主义研究》则运用历史主义的眼光追寻了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解释了三民主义的精神实质，并概括了孙中山哲学思想的特征。与其他几部著述相比，有着显著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学术成就。
作为一部驳斥国民党理?家歪曲三民主义思想、破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思想史著述，《三民主义研究》闪烁的鲜明时代特色。它以历史的眼光追述了三民主义思想演变的历程，突出了其理论的革命性、发展性特点。对于社会上那些曲解三民主义破坏国共团结的言论，作者也进行了驳斥，坚定地指出：“新中国的光明，在抗日战争中，已经透出一点微光”，而“半殖民地的中国，要建立的新国家是三民主主义共和国。要是我们能够这样做，今日共同抗日，明日又共同建国，抗日是和衷共济地去做，建国也是和衷共济地去做，在那过程中，在加上国际形势的新变动（即是某些国家革命成功了），我们很有可能过渡到新社会去的”[4]332，且“中国今日正在抗日战争中向着强盛独立的光明前途前进着，而中山先生的千古不朽的名文，就成为中华民族建国运动的基本方针”[4]342。肯定了三民主义对抗战的重要作用。
成仿吾很早就对何干之的《三民主义研究》进行过评价，不妨一观：“《三民主义研究》是一本很有意义的书。是在晋察冀写的，当时日本侵略军频繁地“扫荡”，我们华北联合大学师生化整为零，进行反扫荡斗争，经常在山沟沟里转，干之同志还是背了一本《孙中山全集》，一有几乎就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当时有种种的解释，有的甚至是委屈。所以对三民主义究竟应当怎样了解？它的革命精髓是什么？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干之同志这本书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了系统的介绍。我想，这不仅对当时的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意义，就是对今天的青年了解真正的三民主义也是有帮助的” [4]2。
在20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重要阶段，何干之的《三民主义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评析了三民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今天，何干之的《三民主义研究》已经成为抗战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并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孙中山学术思想研究奠定了基础。而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对中国革命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