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风险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2013年开始，习近平主席在中亚国家访问时多次提到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下简称“经济带”）。这必然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使中国与欧亚国家经济联系更紧密、相互合作更深入、发展空间更广阔。然而，这个伟大的构想，不仅使形成于2000多年前的古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机，也使沿线国家间、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逐渐凸显，使之面临比以往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比如随着共建“经济带”而引致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分配问题；道路交通征地拆迁、工业园区、厂区占地补偿问题；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文化差异等问题等，一旦处理不当，社会稳定就承受着巨大的风险。在共建“经济带”的过程中，如何建立有效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防范突发性公共事件，是各沿线国政府不得不慎重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经济带”建设中存在的社会风险源
人类社会中一切可能引起社会风险的自然现象和社会事物都是社会风险的来源。社会风险源的类型很多，从社会的各个领域构成来看，可分为自然风险源、政治风险源、 经济风险源、文化风险源、科技风险源；正确识别社会风险源，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是保持“经济带”平稳建设、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就本国而言，在“经济带”建设中社会风险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领域的风险
一是自然灾害。中国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处在“经济带”沿线上的甘肃、宁夏、新疆更是灾害频发的省份，省内一些城市遭受过地震、雪灾、山洪、滑坡、泥石流等严重破坏，尤其是“经济带”上的公路、铁路等交通运输干线，这些风险长期存在。
二是水资源匮乏。“经济带”沿线在我国西北地区，归属水资源缺乏区，沿线所有城市都面临着缺水问题，争水问题、过度采水问题、水污染问题普遍存在，如果“经济带”在开发建设中过度占用水资源会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
三是土地沙化。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非常严重，可用的草地、耕地等农牧业用地日益减少，土地沙化诱发沙尘暴，阻碍沿线城市经济开发，也影响人民正常生产生活。
四是环境污染。“经济带”的建设将会促使基础设施建设、原材料加工、制造业、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步伐加快，但也会导致沿线城市的环境资源承受更大的压力，激化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2、政治领域的风险
一是群体性事件。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全面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建设“经济带”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然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中许多新矛盾、新问题逐渐显露，由此引发的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现象也不断出现。在这一阶段群体性事件必将处于一个相对活跃的状态。比如，随着“经济带”建设的不断推进，铁路、公路建设、工业项目等工程逐渐成为沿线城市建设的重点，随之而来的是征地补偿安置矛盾的出现，如果不能妥善补偿和安置失地农民，就会形成点燃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二是公共决策失误。“经济带”建设需要发挥公共政策的指导作用，但各地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科学思维，依旧存在单纯追求GDP的观念，极易导致开发项目、招商引资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不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导致环境的破坏和经济领域的决策失误，对老百姓的财产生命产生重大危害，造成严重的“政策灾难”。
三是“三股势力”。“经济带”的发展是建立在拥有交通便利的运输通道的基础之上，但是这不仅为区域间经济合作提供便利，也为不法分子和“三股势力”打开方便之门，武器和毒品交易会更加通畅，尤其是贩毒活动与“三股势力”的勾结，经常以纵火爆炸的恐怖行径，对我国与沿线国家进行经贸技术合作的人员、信息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四是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为摆脱在阿富汗的战略困境，2011 年7 月20 日，美国对外宣布其所谓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企图以美国为推手，以阿富汗为中心，连接中亚、南亚，建立一个由亲美国家组成的新地缘政治板块以挤占中国对中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将中亚的物流引向南方，削弱中国在欧亚大陆的优势。在此过程中，中国必将与美国有政治、经济上的摩擦。
五是中亚政治局势。“经济带”上沿?的中亚地区是多种文明的交汇地带，民族众多、信仰不一。苏联解体以后，使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日趋激烈，直接影响到新生国家间的关系。除此以外，美、俄的战略利益争夺，更加剧了这一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复杂化。
3、经济领域的风险
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带”的建设会带动沿途城市的经济发展，如果沿途城市人均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高于省内其他城市，这种经济发展的失衡引发的心理失衡同样是影响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
二是市场经济体制差异。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发育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市场机制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受到限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利益上的冲突，协调各方面利益难度较大。
三是经济泡沫。“经济带”建设中，会有大批的国内外企业进驻沿线城市，境内外大量的货币将涌向沿线城市，形成庞大的货币“丝绸之路”。带上的货币容量必然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也会带来更多的资产泡沫。
四是境外劳务输出。这次提出共建“经济带”构想会使大批的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国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劳务输出也会积极参与开发市场。但是由于东道国社会排外情绪严重、治安混乱、犯罪活动猖獗；当地社会的帮会组织、黑恶势力、极端分子等对外来人员存在敌意；部分国家对我海外劳务人员恶意执法等原因使我国境外务工人员的安全问题风险上升。此外，劳务输出也使“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问题不断增多，也有可能造成本国优秀人才的流失。 4、文化领域的风险
一是文化差异。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和沿线国家有跨国同源的民族，也有非同源的民族，由于本国和沿线国发展历史、 生活环境、语言文字的不同会产生文化上的差异。处于不同民族之中的群体及成员遵循着特定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规范。人们往往习惯于“自我参照”，根据自身文化的个性和价值观念去解释或判断其他一切群体，在经济合作中容易导致冲突。
二是民族认同。同一地区的民族受地缘因素和文化背景的影响，民族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聚合感和认同感，营造了一种强烈的本民族认同，而对其他民族则有一种排斥感和疏离感。在经济合作中本民族的认同情绪会对工作中达成共识形成强烈的挑战。
三是非法宗教活动。中亚许多国家独立后，政治多元化使“三股势力”有了繁衍之地，他们打着宗教的旗号，鼓吹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进行非法宗教集会、游行等活动。我国西北地区与中亚毗邻，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活动一直意图向中国渗透，并在边疆地区制造多起恐怖事件，这严重干扰了中国与沿线中亚各国民族的正常交往，并对国内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制造构成威胁。
5、科技领域的风险
引进高新技术是我国鼓励的重点，但高新技术有可能存在潜藏的风险。西北地区是我国农产品的主产区，大批引进基因工程技术对农作物物种与牲畜基因进行改良后，确实对提高产能，缩短种植周期、增强抗病虫害能力等等具有促进作用，但英国做过的老鼠吃转基因土豆导致免疫力下降的实验，也告诉我们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不确定性。而且大部分转基因产品的在培育过程中需要特定的生存环境，如果环境发生改变，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有可能在使用不当的情况下，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三、“经济带”建设中社会风险的治理举措
1、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
社会风险的爆发，虽然是突如其来的，但它的发生与发展，却有一个过程。一旦社会动乱爆发再进行处置，损失就比较严重了。即使再妥善处置，也只能减少损失，而不能避免损失。要避免损失，就必须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风险预警机制是通过对风险信息进行研判，及时发现和识别潜在的或现实的风险因素，评估其严重程度并决定是否发出风险警报的日常风险管理方法。内容主要包括对社会风险的监测、识别、评估与预防。
2、建立全面的应急机制
建立社会风险的应急机制，要对社会风险的做好全面的应对准备。当风险发生时，人们往往是处于被动，错过了处置的最佳时机。如果能在风险发生初期或是萌芽状态及时处置，就能减少造成的损失。为此，各级政府、企业、社会应积极配合、协调联动。结合“经济带”建设中的实际情况，针对不同类型、性质、规模和危害的风险，制定特定的应急处置预案。如果社会风险突然爆发，各相关部门便可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争取在风险处置的黄金时间内将其控制。
3、建立完善的区域合作机制
推进“经济带”建设，必须建立完善的区域合作机制，为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通、跨区域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首先，建立“经济带”发展的常设机构，为畅通沿线经济服务。其二，加强地区间、国家间经济合作与互动，发展飞地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其三，协调对外开放与环境保护两项基本国策，制定吸引外商投资可持续发展政策。其四，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与沿线国家执法合作力度，共同打击恐怖势力。最后，充分利用中国西部和沿线各国的民族联系和文化宗教联系，构建和谐的文化氛围。
4、建立良性的社会保障机制
社会保障是社会的安全网和减震器，要实现对社会风险的有效管理，需要建立良性的社会保障机制。社会保障可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风险保障，为困难群体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为经济发展提供配套保障，为市场竞争的失败者提供物质保障，这些为社会风险管理提供了有力的辅助手段。社会风险的管理，是依靠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社??各子系统的协调运作实现社会结构的合理化从而规避风险，因此，只有社会风险预警机制、风险应急机制、区域合作机制、社会保障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社会风险管理的目标才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