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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

  19世纪40年代,由于像魏源、徐继??等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概况特别是对政治制度的介绍,使“中国人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开始有了大致的了解,从而能够进行中西政治的比较。这种比较必然产生中国在政治上也不如西方,需要加以改变的意念。”[1]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了一批要求广泛学习西方,改革现行经济、文化、军事乃至政治,让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人物。他们知道只有改革现状,尽快发展资本主义,才能适应世界大势。他们是从洋务派中脱胎出来的洋务知识分子――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在揭露时弊、批评洋务运动和宣传变法的必要的同时,还不断提出一系列有关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具体改革主张。”推崇“在政治上主张用君主立宪代替君主专制”,[2]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
  一、对西方国体的认识
  王韬在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时与我国进行了对比,说“泰西之立国有三: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他指出,像俄国、奥国、普鲁士、土耳其等国是“君主之国”,其君主被称为“思伯腊”,就像中国的皇帝一样。像法国、瑞士、美国等国是“民主之国”,其首领被称为“伯理尔天德”,就像中国的统领一样。像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是“君民共主之国”,其首领被称为“京”,就像中国的王一样。”他认为国之主权不能君主一人独享,指出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最重要的是“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更要顺从民意,“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君民上下齐心,国将无内忧外患,“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进而国本将固“若苞桑磐石焉。”而英国君民共主的政治让泰西诸国所向慕,就是因为“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认为我国现在若实行君民共主,则“此则犹近于古也”。[5]薛福成在日记中记载类似的情况,也认为万国内治之法不外有三种国体:君主、民主、君民共主等。其中民主的国家“其政权全在议院,而伯理玺天德无权焉”,君民共主的国家。“其政权亦在议院,大约民权十之八九,君权十之二三”,君主国“君主之胜于伯理尔天德者无几,不过世袭君位而已。”他说法国政权涣散,是多事的国家,“既为民主,其权乃散而不壹”,[3]认为民主之国不稳定。他更偏好于君民共主之体,认为各国“或君主,或民主,大要不外此两端。民主之国……为君者不能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纵其无等之欲;……亦皆今日为官,明日即可为民,不敢有恃势凌人之意。”认为此说符合孟子的“民为贵”的思想。但其弊端在于,“朋党角立,互相争胜”,容易产生“挟私见而损国事”的现象,导致“权不壹而志不齐矣”。而“君主之国,主权甚重,操纵伸缩,择利而行,其柄在上,莫有能旁挠者。”认为碰到“贤圣之主”,其功德无量。其弊端在于,“上重下轻,或役民如牛马”,况且“舆情不通,公论不伸,一人精神,不能贯注于通国”。故“民主、君主,皆有利亦皆有弊。”薛福成还认为,我国唐虞之前,“皆民主也”。认为我国“上古三代”就像今天英、意君民共主政体一样。得出“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3]
  二、对西方政体的认识
  郑观应认为,西方议院是集思广益“公议政事之院也。”“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如果没有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至有公不公、法不法”。他认为如果想借助公法维持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还说,设议院才能“朝野上下,同心同德”,遗憾的是我国人仅仅看到其“船炮之坚利,器用之新奇”,而不知其根本。关于议院的构成,郑观应认为“大约不离乎分上、下院者。”其中上院“取其近于君”。下院“取其近于民”。行政流程为“先令下院议定,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君,以决从违。如意见参差,则两院重议,务臻妥协而后从之。”但个别国政大事的决策也有其侧重,“凡军国大政,君秉其权;转饷度支,民肩其任。”遇到军事问题,“无论筹费若干,议院定之,庶民从之”,即使征收过重,百姓也无怨言,“当共仔肩襄办军务”。郑观应不禁感慨到“无议院,民志能如是乎?”他还介绍了各国议院的特点,认为“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而法国的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他特别推崇英、德两国议院,“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7]虽然西方的政治制度优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但有利就有弊,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并非尽善尽美。马建忠在国外的各种实地考察,批评了国内认为西方政治制度尽善尽美,认为英国虽然有君主,也有上下议院“似乎政皆出此矣”,然而“不知君主徒事签押,上下议院徒托空谈”,真正的实权“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他们遇有什么大事难事,则“以议院为借口”而已。还说美国的首领监国是有民主选举的“似乎公而无私矣”,但是每“选举之时,贿赂公行”,而且“更一监国则更一番人物”,导致所有官员“皆其党羽”,他还不忘反问一句“欲望其治,得乎?” 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效法采取谨慎的态度。而且陈虬也认为不宜直接移植西方议会制度,“泰西各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顾其制繁重,中国猝难仿行。”[8]仿西方议会制度应从州县开始实行“县各设议院,大事集议而行。……又设巡检一……,检举利弊以达于县,县再下议院。”[8]早期维新派不仅仅看到了西方议会制度的优点,而且也注意到了其弊病。但此时近代中国的局势,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才有希望摆脱内忧外患的形势。当时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最先进的,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他们也希望根据中国国情设立议会制度,而他们认为的国情还是依据于君主统治的现状,他们骨子里还是想保留“皇帝”,这样就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君主专制的泥潭之中。
  三、结语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初步认识到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远比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优越。但是遗憾的是他们总是从中国古代传统中去寻找政治制度改良的理论基础,没有认识到西方“共和”制度的本质所在。像冯桂芬认为“顾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4]王韬说西方制度“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5]薛福成也认为“三代之隆”旷古未有。[3]何启、胡礼垣也认为中国自古就有民权说,“尧舜三代无不率循,虽其事不及今日泰西之昌明,然其义则见于《尚书》古史。”[6]他们崇尚“上古三代”之政。
  早期?Y产阶级改良派对西方的政治制度认识是表面的、浅显的,仅仅认为西方的强大是因为议会制度可以使“君民不隔,通上下之情”。没有涉及到议会制度的核心是权力制衡及制定宪法。他们主张效法西方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维护君主统治,利用议会制度对君权起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而已。虽然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君主专制制度,但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介绍与宣传,确实起到了开风气、益民智的作用。为后来维新思潮的兴起开了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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